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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风云
叶夏声事件与孙中山陈炯明的矛盾

  1920年12月6日,被视为孙中山亲信的叶夏声被陈炯明指使的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扣押,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此事虽然较为迅速地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但折射出孙中山与陈炯明在众多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预示着初试啼声的军政府重建和发展之路布满荆棘。

  事件始末

  叶夏声(1882-1956),字竞生,广东番禺人,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后历任广东都督府参议、教育司司长、司法司司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后,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代理内政部次长。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后,自命为护法军总指挥,参与了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从叶夏声的革命经历看,他与孙中山关系较为密切,是以向来被视为孙派人物之一。

  孙中山与陈炯明合影,两人最后由同志走向了决裂。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草案》,即由叶夏声承命起草。

  1920年11月28日,受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开始了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的革命生涯。然而仅仅在军政府宣布重建不过一周,叶夏声被捕事件发生,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将军政府两大台柱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揭露于公众面前。

  叶氏被捕,系因广州警察厅接广东省长陈炯明手令后的奉命而为,该手令称:“照得叶夏声假冒官长,遇事招摇,仰该厅长即饬警查拘扣留,听候查办。”手令用词较为笼统,未确指具体的犯罪事实。对于手令中所指的“遇事招摇”,当时有媒体报道,叶夏声自称内政部次长及军政府护法军总指挥,以内政部次长的名义没收桂系将领卢炎山、刘达庆汽车两辆,并于车上高悬总指挥旗帜,招摇过市,淆乱视听,为“当道各要人”所忌。问题是这类行为在粤军刚刚将桂军自广州驱离、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时期极为常见,是否足以使陈炯明痛下杀手?换句话说,促使陈炯明选择性执法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当时多家北方报纸登载的一份甘结或许揭示了事件的真相。该甘结为叶夏声被扣押期间出具,前一部分为供状,后一部分为保证。供状部分谓:“夏声今秋以前驻在北京,系为有利于吾党之活动,联络安福派,亦系奉孙唐两总裁函谕相机办理。夏声本为反对现在北京政府者,即为同志之目的做去,故与段派往来不讳。至若有暗通现在北京政府之事,千刀万刳,亦所不辞。”随后叶氏谨遵堂谕宣誓:(一)被释后一年之内不离开广州;(二)北方寄来的信件一律呈验,本人致北京友好的通信亦行呈验;(三)上述两条如有违反,随时逮捕;(四)以前所领安福系的3万元交际费业已用罄,“纯粹用于有利我党之事”,另开清单呈览,与安福系的藤葛就此杜绝。

  叶夏声被扣后,拘押于水陆稽查处,孙中山亲自去函保释,但并未即时被释,直至12月14日叶氏出具甘结后才被放出。孙陈之间的这一次正面冲突,最终得以化解。

  联皖疑云

  叶夏声事件的关键动因,是陈炯明意欲借此施压,削弱甚至中断孙中山与皖系的联系,避免重组后的军政府与皖系相牵涉。

  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针对的对象本是皖系,但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双方都感到彼此联络的必要。1919年11月,作为皖系健将的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成功解决外蒙“自治”问题,返京后致电孙中山汇报情况,孙随即复电,高度称誉徐氏壮举,双方的距离有所拉近。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军势如破竹,孙中山目睹政局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动,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段氏失败,北洋派势力自断一股,我方原定目标业已实现。今彼派既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必将继续开幕,“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胸怀大格局大战略的孙中山,决定抓住未来政治中的主要矛盾,联络皖系对抗直系及其卵翼下的北京政府。

  翌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回师驱逐盘踞广东多年的桂系集团。在孙中山的策划下,粤军主动让出闽南“护法区”,由隶属于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接管,后者则投桃报李,对粤军提供了枪械、弹药及后援等方面的协助。此次与皖系的成功合作,有力推动了粤桂战争的进程,也促使孙中山与皖系的合作向纵深发展。

  11月12日,日人宗方小太郎向国内报告说:“孙文系民党与安福俱乐部的败类相结合,继续在上海进行挖空心思的反直运动。”宗方氏的观察虽染有非常明显的拥直反皖立场,但就事实而言绝非凿空逞臆。据当时与孙中山等人过从甚密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忆述,在此前后召开的一次由在沪南方要人参加的会议上,孙中山坦言:“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并谓“此系段、张投降于吾,诸君不可不知”。

  是月28日孙中山等返抵广州,次日召开停顿已久的政务会议,开始了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的尝试。而在军政府重建的过程中,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要人行将加入的流言不时喧腾于北方的各大报章。有称段祺瑞将出任新补选的军政府总裁;有称护法国会近期将召开会议,推选孙中山为非常总统,段祺瑞或唐继尧为副总统;还有称孙中山与段祺瑞、王揖唐携手后,早拟组织一党,近将成为事实,党名曰新国民党,党首为孙中山或段祺瑞未定。直皖战争后受通缉而避居日本使馆的徐树铮,自11月中旬逃脱出京后,其去向与动作亦为各方密切关注。有报章绘声绘色描写徐树铮在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场景,还有报章言之凿凿,称徐不日赴粤,出任军政府陆军部长。

  然而,有关皖系与军政府结合的上述流言并未见诸实事,两者之间的合作外界仍在疑似之间。有报章就此评论指出,段氏与孙中山的联络确为事实,惟段派处于今日地位,不能有露骨态度。即孙中山等亦“以广东之时局尚未安定,苟遽发表其与段派之关系,则与反对党以口舌而蒙不利。故非至西南正式政府组织上必要之际,秘而不发”。这一分剖较为切中肯綮,相当程度地道出了重建后的军政府未将段派人物纳入的重要原因。

  显然就军政府内部而言,除孙中山外,绝大多数要员对与皖系的合作并不热心,甚且不以为然。对陈炯明来说,数年来的护法战争本以皖系军阀为讨伐对象,虽然当前皖系失势,双方的敌对关系已不复存在,但长期短兵相接所累积的恶感,使得其很难骤然与皖系化敌为友,引为同道。更重要的是,从粤军援闽到回师驱桂,历时两年,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使陈炯明备感新政权之得来不易,维护政权的稳固成为其考虑相关问题的最重要指向。在他看来,军政府刚刚重建,立足尚未稳固,将北洋系统内部斗争的失败者皖系公然引为盟友,即等于自觉站到实力强大的直系集团的对立面,新政权的生存环境将会严重恶化,如此举措甚为不智。

  对于陈炯明的此一思维方式,可以从其对总统选举问题的态度上获得佐证。1921年3月南方内部速选非常总统的声浪日趋高涨,陈炯明大为反对,在有所行动的同时并出言吓阻:“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藉口来打,是真自树目标,使人攻击。粤省基础尚未巩固,一有战事,实至危险。我辈与孙先生不知历几许险阻艰难,始有今日,何苦冒险若是。”这虽然是对另一问题的发声,但是陈以政权稳固为准绳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一以贯之未曾变易的。

  是以,军政府的两大核心孙中山和陈炯明,对于联皖问题的考量显然不在同一个频率,两者亦各行其是,一边是与皖系的联络热度未减,传闻甚嚣尘上,另一边则冷静旁观之后不惜干犯领袖,手起刀落,拘押叶夏声,试图斩断皖系与新政府的藤葛。

  同志阋墙

  陈炯明虽被外界视作革命党阵营中的得力干将,但他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关系向来并不融洽。六一六兵变发生三个月后,孙中山痛定思痛,在上海发出《致海外同志书》,其中对两者的历史关系有所回顾:“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虽元、二之际,阴谋左计,稍露端倪;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愊,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1919年以后,陈炯明又故态复萌,对孙中山多次发出的援闽粤军应抓住时机回师讨桂之明令,始终虚与委蛇,拒不应命,令后者颇有指挥失灵之感。粤桂战争迁延许久最终发动后,随着粤军的一路高歌猛进,在沪革命党人开始筹划返粤及未来发展等事宜,据胡汉民致古应芬函告,孙中山在考虑自身行止时,首以陈炯明“能听话与否为条件”。

  广州克复后,军政府重组提上日程。虽然陈炯明对重建军政府颇有疑虑,外间也多有反对之声,但还是多次去电,欢迎孙中山等回粤组织政府,其中并有“以后大局悉听先生主持”之语。揆诸事由,实因“陈之名义、陈之地位皆由奉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军政府命令而来,断无羽翼已成,又忽然反抗之理”。

  对孙中山等人南来既无从拒绝,对陈炯明来说,则惟有介入军政府的重组过程,力图将新政权的组建和发展纳入自己预想的轨道。是以他提出:“(一)军政府采合议制,不设领袖总裁;(二)实行议会政治,以政务会议行使大总统、国务院职权;(三)召集旧国会,不得使安福分子羼入,致招护法者毁法之讥。”背后用心,显在限制孙中山的权威,提升自身在政权中的影响力。报章在报道这则消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言虽甘,然陈仍思操纵军政府。”

  然而对孙中山这样一位提出“知难行易”说,且以提供革命之知为己任的革命领袖来说,军政府的重组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两种不同的政权建设思路必然引发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各种冲突。军政府初建,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围绕着联皖、民军改编、军政府体制等系列问题频生龃龉,以收复广东首功自居的后者及其部属,“鉴于孙文独断主义,颇为愤恨,因此恶感日深”,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叶夏声事件便是陈炯明方面对孙中山方面发动的一次重要反击。

  事件发生后,多位国民党要人担忧孙陈矛盾加剧,陈炯明愈行愈远,局面或至不可收拾。在他们的居间调解之下,陈炯明作出了缓和的姿态,双方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有所消弭。这令当时正准备离粤归里的戴季陶颇感振奋,他在致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信函中欢呼:“我已经看见了,中国前途最大的希望种子已经种下,已经发芽了!有先生(孙中山)和竞存(陈炯明)、汝为(许崇智)三个人这样一心同体的结合起来,何愁大事不成……所以我是十分欢喜,十分安心,以为竞存这一加入,使孙先生的心事完全满足,于是大家可以一致向前奋斗了。”

  如果说军政府初建阶段,孙陈矛盾主要还是体现在具体事务的层面,相对比较容易化解的话,那么自1921年元旦孙中山发表演讲,公开倡导改护法为革命,组建正式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之后,其所持有的武力统一全国,开创中华民国新局的革命方略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与陈炯明所服膺的保境安民的联省自治理念发生激烈的碰撞;两者的关系,随着总统选举、北伐战争的相继展开,矛盾日积月累,无可遏阻地最终走向破裂。

  1922年6月兵变发生前几日,有人赶赴惠州面见陈炯明,询其何以不能与孙中山共事,陈答:“第一,孙先生走的太快,我赶不上。第二,孙先生轻身可以亡命,我不能再亡命。”这一回答,非常形象地诠释了本为革命同志的孙中山和陈炯明终至反目成仇的基本缘由。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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