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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伦敦蒙难背后的大营救
金满楼

  1896年9月30日中午12点,当孙中山(时名孙逸仙)乘坐“雄伟”号海轮自纽约抵达利物浦时,他或许没有注意到,一个等候已久的不速之客已经盯上了他。之后,孙中山的一举一动,包括几点离开利物浦、几点抵达伦敦,甚至其乘坐的出租车车号及投宿的旅馆,均被一一记录在案。

民国时期出版的《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一书。

  一、老师救学生:康德黎的一天两夜

  跟踪孙中山的不是别人,正是清廷驻英使馆所雇佣的史雷特侦探事务所的侦探,后者直接向清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爵士负责。之后几天里,侦探记录了孙中山在伦敦的基本活动,包括屡次访问英国医生康德黎及租住葛兰法学院坊8号等。

  此前几年中,康德黎曾在香港西医书院执教,其间成为孙中山的老师。因此,孙抵达伦敦后屡次前往拜访并不出人意料,而据康德黎的说法,孙中山几乎每天都要来访,其租处也由其介绍促成。

  不过,在来到伦敦的第10天起,孙中山即再未露面。康德黎对此似乎并未感到诧异,因为孙曾说过,“他想在伦敦四处走走,观光游览”。10月15日,康德黎太太在日记中说,孙中山的女房东露丝·保勒德小姐曾到访一次,但字里行间并未有任何的惊恐迹象。倒是康德黎后来回忆说,保勒德小姐确实提到孙文自从星期日(10月11日)后一直没有回家。但康德黎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这位高徒已经被清使馆囚禁4天之久了。

  直到10月17日深夜11点半,一阵急促的门铃将已经入寝的康德黎夫妇吵醒,后者开门后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只发现门下塞了一封未署名的便条,其中大意是:有个名叫孙逸仙的人被囚禁在清使馆,如再不采取行动的话,他很可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中国绞死(据查,此信为清使馆雇佣的英国女管家郝太太所写)。

  看到这信后,康德黎这才恍然大悟。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去找清使馆参赞马格里,因为后者就住在他家附近。但遗憾的是,马格里并不在家,反是他的敲门声把街区值班警察给招来了。后者告诉他,马格里一家人已经前往乡下度假去了。没办法,康德黎只好前往玛丽庞分区警察局报案,但值班警官听了这起没头没尾又涉及外交的失踪案后完全不知所措。

  无奈之下,康德黎再次前往位于西敏寺桥的苏格兰场(伦敦警察总部)寻求帮助,但值班探长也只是礼貌地将康德黎的陈述记下。在他们看来,这事似乎太过荒唐,而半夜三更也没法采取任何行动。

  忙乎一整晚后,康德黎又在次日(10月18日)一大早去找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休斯,并希望他能私下同清使馆了解下究竟有无此事,但后者对此并不热心。之后,康德黎又去马格里家,但那里依旧是铁将军把门,人迹全无。午后,康德黎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决定去找昔日的同事、也是孙中山的另一个老师孟生医生来商议一下。

  康德黎与孟生两家相距并不远。戏剧性的是,康德黎刚走出家门没多久,清使馆工役乔治·柯耳就送来了第二封信。乔治·柯耳带来的其实是孙中山的两张名片,反面是孙亲笔所写的求救信息,大意是: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并将从英国偷运到中国处死,请速救我;中国公使馆已经租了一条船,一路上我将被关起来送回中国。噢!我有大麻烦了!

  得到这个确凿无疑的信息后,两位老师面面相觑,随后立即前往苏格兰场再次报案。但到此时,警方仍认为这事绝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中国船往来于中英之间,而这样一名囚犯也不可能用英国船运走。见警方仍无动静,康德黎与孟生又去找外交部。但由于当天是星期日,接待人员只记下了他们的陈述并答应周一早上向上级报告。

  因为担心孙中山可能会出意外,孟生提议自己去清使馆探探风声,因为使馆的人似乎认识康德黎而不认识他。之后,孟生拉响了使馆的门铃,也见到了使馆的英文译员邓廷铿,但后者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这里没有孙逸仙这个人。”

  为防止孙中山于当晚被送走,康德黎当即决定去找一名私人侦探来监视使馆。鬼使神差的是,他从一个朋友家里拿到了正是史雷特侦探所的地址。之后,康德黎来到侦探所,但因无人值班而未果。之后,康德黎又向最近的警察局求助,后者介绍了一个做私人侦探的退休警员,而这位退休警员对此表示兴趣不大、爱莫能助,不过他介绍了另一位在小酒馆守夜的侦探,而这位侦探正好也是史雷特事务所的侦探!

  康德黎和守夜人一起坐进双轮双座马车进行监视交流。直到凌晨两点,康德黎才回家睡觉。

  19日早上,守夜人报告称当晚没有情况。之后,康德黎再次前往史雷特事务所雇侦探,史雷特很开心地接下了这门生意。但私下里,他却将康德黎的情况全部汇报给了马格里!

  二、幕后运作:英国国家机关的介入

  18日晚,在雇佣侦探的间隙,康德黎还去过一趟泰晤士报社,后者也将他提供的情况作了记录。不过,第二天康德黎再次前去时,他失望地发现,报社并不打算报道这一消息。出报社后,康德黎又去外交部查询昨日陈述的处理情况,后者要求他提供一份书面陈述,以示郑重。因为担心外交部对此仍不予重视,康德黎下午又送去一份呈子,其中透露了一句,说“鉴于清使馆否认孙逸仙被扣的这一事实,除了向报界披露真相外,别无他法”。不过,康德黎并未提及他之前找过《泰晤士报》。

  康德黎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当天中午提交书面陈述前,外交部已经和内政部联系了,后者认为事涉外国使馆,查清真相应通过外交行动;不过,如果这事公之于众的话,势必引起舆论大哗。因此,稳妥的办法是先与那个使馆工役柯耳联系,以弄清事情的真相;而为保险起见,应派出侦探在使馆外监视,以 防 使 馆 强 行 转 移 孙 逸仙——— 如果真有其事的话。

  当天下午,在康德黎的呈子送到外交部后,关于此事的报告和请示已经直达外交部大臣沙士勃雷侯爵及内政大臣马太·里德利,之前拟定的计划也于当晚立刻实行。

  当日傍晚,柯耳又给康德黎送去一份孙中山所写的亲笔信。当他回到家中时,他惊奇地发现,由苏格兰场派来的探长乔佛斯已经等候多时了。在得到对其身份严格保密的保证后,柯耳将他了解和亲历的事情全部陈述给了英国警方。当晚十点,玛丽庞分区警察局即派出六名警探直接执行监视任务。

  在收到孙中山的亲笔信后,康德黎立刻写下一份新材料并将信一同送往外交部。其中,康德黎还特别点了英国子民、清使馆参赞马格里爵士的大名,说孙逸仙被绑架后,马格里其实天天都在使馆里,而且是他本人亲自将孙引至囚室;不仅如此,马格里还特意嘱咐所有使馆仆人,“无论是谁来访,他都不见”。

  很显然,马格里是本次事件的一大关键人物。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清使馆真正的“当家人”。马格里堪称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896年,由于驻英公使龚照瑗一直卧病,马格里实际上承担了使馆的主要行政责任,如跟踪、扣押孙中山一事即由其全权负责。最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孙中山被诱入使馆的次日,马格里特意去拜访了史雷特事务所并让后者郑重写下:昨日(星期日)恢复(renew )监视,持续整日,但不见目标离开,无疑是因为天气恶劣的缘故。此时,马格里分明知道孙已经被囚禁在使馆,他此举无疑是在提前找侦探作伪证。

  再说康德黎这边。在周二(10月20日)得到警方已经开始监视的通知后,他随即通知史雷特事务所撤回侦探。对此,史雷特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他失去了一笔好生意。

  周三(10月21日),鉴于康德黎和柯耳的陈词,英国警方随后查询了几家在中国有业务的轮船公司,其中格兰轮船公司明确答复说,清使馆确实就运送一名“精神病人”的事宜同他们公司联系过,但因为船期不合而未果。由此,绑架案进一步坐实。

  事实上,清使馆对偷运孙中山回国一事可是打算花血本的。据事后调查,清使馆打算花7000英镑雇船将“反贼”运送回国。

  周四(10月22日),在得知康德黎已经把情况告知《泰晤士报》后,英国内政部和外交部加快了行动的步伐,其一方面让康德黎和孟生对此事宣誓作证,之后又让他们向法官申请人权保护令;另一方面,外交部急召马格里爵士问话,并于当晚发出了对清使馆的照会。

  据说,此事甚至惊动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其在传唤马格里时,后者辩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英皇法令不能在外国使馆生效。索尔兹伯里冷冷道:我与清国公使馆八竿子打不着,但你是我国的臣民,如果你不释放这个人,你将吃不了兜着走!

  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格里为何顺从清廷官员意见行扣人之举,这点至今仍旧是个谜。据历史学家黄宇和先生的解释,马格里可能因为上了年纪、家累较重,为保住自己在清使馆的职位与收入,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三、舆论的狂放:孙中山最终获释

  让英国方面意想不到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捂下了,但就在周四(10月22日)当晚,《环球报》在号外上率先披露了这一事件。《环球报》记者如何得到消息的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他们最终找到并说服了康德黎。用现在的话说,这次他们总算抢到了一个大新闻!

  《环球报》是伦敦最早创办的晚报,当天的号外尚未引起轰动。但在次日(10月23日)早上,《环球报》和其他报纸重新发布了这篇报道,其标题极为耸人听闻“惊人新闻!密谋者在伦敦被绑架!囚禁在清使馆!”在叙述了孙中山密谋造反的一些细节后,《环球报》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孙如何在“伦敦街头被捕”及朋友们为营救他而如何四处奔波。最末一段,文章把矛头直指清使馆“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当孙的好友前往清使馆查询时,使馆官员竟对此矢口否认。而孙之好友却握有确凿证据,证明清使馆不老实。”

  这一消息见报后,立刻引起了公众及各报的极大兴趣,嗅觉敏锐的记者们更是纷纷出动,四处寻找新闻源。当日上午,中央新闻社、《每日邮报》等报记者蜂拥而至康德黎家,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准备了多份书面说明散发给各报记者。之后,部分消息灵通的记者甚至赶到孙中山租住的葛兰法学院坊8号找女房东露丝·保勒德小姐采访。

  至于清使馆,毫无疑问成了记者们重点围观对象。只是,当被问起孙中山是否被囚禁于此时,使馆翻译邓廷铿依旧装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坚称:“使馆里并无此人,报道是无稽之谈!”

  记者们当然不会相信邓廷铿的“无稽之谈”,他们很快又从使馆门房嘴里得知了马格里的行踪(也许是使馆方面有意拿他当挡箭牌)。之后,各路记者纷纷赶赴米特兰大旅店,马格里接过记者递来的《环球报》剪报后,其表情严肃地读完,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不错,此人确实在清使馆内。”至此,事件算是彻底曝光了。

  舆论的介入迫使英国方面不得不加快了行动的步伐。当天下午一点半,英国外交部再次紧急召见马格里,并威胁称:如果清使馆不按昨晚的照会释放孙中山的话,英国方面将撤销在清使馆任职并与本次事件有关的英国人之外交豁免权。而当马格里于下午四点赶回清使馆时,使馆外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记者和民众,两三名勤快的摄影记者甚至早已支好了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使馆的大门及窗户。

  不过,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孙中山虽然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被释放,但他并没有从使馆大门走出,而是在乔佛斯探长、康德黎等人护送下,从后门走出了使馆。事后,各报对此依旧兴趣不减,周六关于孙中山被囚禁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就连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也都纷纷转载。

  在此热潮中,就连“双面侦探”史雷特也不甘寂寞,其在接受采访时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侦探”,因为他包揽了绑架与解救双方的业务。而与清使馆仅一街之遥的某眼科诊所里,柯南·道尔仍埋首于他的侦探小说创作。遗憾的是,大作家并没有将这桩近在咫尺的绑架案及史雷特先生写进他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

  ◎金满楼,历史作家,著有《辛亥残梦》、《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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