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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中华民族是一个”?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的论争
刘劲松

  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函顾颉刚,称:“吾等到此,本不能一律抄续在北平时之旧习,纵令吾辈此日在北平,(恢复后)则检点往事,亦有应分别何续何革之处,学术、事业皆缘此以进步也。”提醒顾颉刚在学术、事业方面要注意时间和地点,颇含教训意味。

  傅斯年的忧虑

  傅斯年和顾颉刚是朋友,都是学界一流人物,对中国历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就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有时相当激烈。这就是傅信中所说的“北平之旧习”。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量文教人员内迁云南等地。顾、傅两人也是如此。顾颉刚此时任职云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傅斯年则继续负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信中的“吾等到此”的“此”,指的是云南。他们虽然处于不同岗位,但都从事研究工作,配合国民政府抗战。到云南后,两人联系不多。那么,傅斯年为什么突然致函顾颉刚呢?

 傅斯年(左)与蒋介石。

年轻时的费孝通。 资料图片

  事情要从《边疆周刊》说起。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创办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正式面世。发刊词(顾颉刚拟定)称:“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发刊词外,更有一系列关于民族的文章刊出。

  《边疆周刊》的出版,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他认为此事“关系不小”,不能缄默,立刻致函顾颉刚。根据顾颉刚的说法,傅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日本人在泰国宣传桂滇为泰族T 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指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招分裂之祸。”

  傅斯年向顾颉刚提出研究大方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这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

  对照《傅斯年遗札》原文,顾颉刚的转述内容大致是准确的,但不全,有很多遗漏。比如,傅斯年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政治和学术问题的看法。傅说:学者闭门做学问,以其研究结果刊在流传不广的学术刊物上,或供政治参考,“自当一秉事实,无所顾虑,然不当使其民众化也”。西南地区,情况复杂,颇多隐忧。他批评说:“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傅斯年的意思很清楚:抗战时期,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政治需要,适应抗战救国,而不宜造成民族分裂,影响抗战。

  顾颉刚的共鸣

  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无据。1939年,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对云南边境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该地区语言文字与汉语相反,与邻国英属缅甸及受日本煽惑最深的泰国反而近似;各区人民僧俗信奉的佛教,都为缅甸的佛教,僧人多留学缅甸,以转教其人民,所以其一切都缅甸化,与内地传佛教大相径庭。而此时,抗战中心已经转移到西南,西南在整个战局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云南等地亲缅泰而疏内地,显然不利于抗战大局。

  在太虚大师建议下,国民政府令大师弟子等慈前往滇边土司地区组织“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联络边区不同风俗语言文字同胞的感情,使之内向,成为纯正的中华国民,共同抗战。表面上看,佛教和民族是两码事,实际上,云南边境各民族大多信奉佛教,佛教问题也就是民族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团结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导致国民党分裂,严重影响了前线将士和社会各界的抗战情绪。国民政府在1939年初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汪活动。傅斯年担心因学术问题而引发民族分裂,显然是抗战的现实需要。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在促进民族团结、共同抵抗侵略方面传递了正能量,引起顾颉刚“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他从北平到西南,千里迢迢,不就是为抗战而来的吗?2月13日,顾颉刚抱病写成的约八千字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边疆周刊》发表。该文标题下正文前大字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文章从正面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同时指出名词“中国本部”将中国分为满蒙回藏汉五族,造成的第一个恶果就是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硬生生地造成一个伪“满洲国”,呼吁谨慎使用“民族”一词。顾颉刚完全接受了傅斯年政治优于学术的基本观点。

  顾颉刚的这篇文章为配合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而做。2月7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即傅斯年)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这篇文章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像是一篇政论。在抗战大局和学术自由的考量上,顾颉刚和傅斯年一样,选择学术研究服务于政治需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反响强烈。3月4日顾颉刚日记载:“见到《中央日报》转载,闻之甚喜德不孤也。”4月15日日记载:转载者极多,《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贵州某报,《西京平报》,广东某报,想不到此文“如此引人注意”。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人纷纷撰文,表示赞同。

  费孝通的质疑

  该文获得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受到费孝通等人质疑。费孝通从英文nation、race、state和clan四个名词入手,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在1939年5月1日《边疆周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表达了对该文的不同看法。费文没有使用民族一词。面对质疑,顾颉刚在《边疆周刊》上于5月8日和5月29日连续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6月30日日记上写道:“暑假中应作文(1)答费孝通书(《边疆周刊》)”。不过,此后没有了下文。

  费孝通等人的讨论文章引起傅斯年极大关注。他认为费孝通此文是受其老师、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指使。吴于1938年11月发起组织云南民族学研究会。吴文藻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前往云南大学执教,费孝通也受此基金补助,从事学术研究。1900年,中国向八国联军宣战,战败后赔偿各国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不久,美国退还中国多余赔款。1930年代,英国也跟随美国,退还多余赔款。中英庚款董事会就是负责管理英国退还款项的机构。

  傅斯年没有介入顾颉刚与费孝通的讨论,而是另辟蹊径,于7月7日直接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寻求问题的解决。他在信中说:今中原避难的“学者”,“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指云南边地的倮倮等族)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做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他提出将吴文藻调往中央、武汉或四川等大学,那些地方没有民族问题,不会闹出大岔子来。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讨论,本来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他们是老乡,又是好朋友。顾到云南大学后,经常和费孝通、吴文藻见面,私交甚好。傅斯年在处理学术问题上,不是选择直接和费孝通抗辩,而是通过朱家骅、杭立武等人,寻求通过行政方式解决,学术问题至此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蒋介石的介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8月11日,傅斯年就民族问题讨论一事再次致函杭立武,以求彻底解决。他提出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是从学术方面,学者多写文字,阐述“中华民族之混合性”,说明汉人系大混合而成,混合之密,成为一体。现在的西南,就是千年前的长江,兼反驳希特勒等的Ra-cialism (种族主义)。这一任务由傅斯年邀集同志完成。二是从政府方面,应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大义。对于此等“学问”施以合理的管理,由宣传部、教育部、内政部、中央研究院等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对此等事项的应对之策;委员会兼办此项出版事宜,或审查此项学术工作等。

  傅斯年设立审查委员会的设想颇有意思。国民党对杂志审查是有专门规定的。1938年12月,国民党修正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其第6条规定:“纯粹学术著作,不涉及时局问题及政治社会思想者,得不送审原稿,但出版时,须先送审查机关审核后,方准发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一切关于图书杂志的审查事宜,由宣传部、内政部等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傅斯年建议中央研究院参与审查,是学术机关审查学术机关,非常有利于政府对学术研究进行管控。这样,原本纯粹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到这时傅斯年将其发展成为学术审查制度构想。这大概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结果。

  不知道傅斯年的建议影响有多大,形势朝着他设想的方向发展:1940年9月,国民政府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没有像从前一样,列出审查机关名称;吴文藻于同年调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在重庆工作;顾颉刚离开昆明,9月到成都齐鲁大学任职。1942年8月,蒋介石说:“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满蒙回藏汉实在应称为宗族。”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傅斯年的书信和顾颉刚的日记里再也看不到民族问题的讨论。

  ◎刘劲松,历史学者,现居南昌。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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