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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广东和平光复后的民军
邱捷

  在广东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如何评价当时的民军,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在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一词并非广东特有,它一般泛指革命党方面的军队,如清廷退位诏书开头就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但在广东,“民军”则主要指革命党人临时募集或发动的非正规军队,直至民国后都是如此。

 

广州和平光复后,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对于光复后民军的表

现,胡汉民当时及事后的表述有相互矛盾之处。 (资料图片)

  辛亥革命时期主持发动民军的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广东都督胡汉民说过:“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遣散者以成其众。”虽然有少数民军队伍并非如此,但多数民军的组成确如胡汉民所言。好几位对广东民军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指出,流氓无产者、土匪是民军的主干,而民军首领多为绿林好汉。

  广州和平光复是多种因素合力

  民军对广东的辛亥革命是有贡献的。有学者甚至认为,虽然广东是“兵不血刃”地“和平独立”的,但如果没有民军对广州的包围,清朝广东统治集团就不会分崩离析,所以,民军是推翻清朝在广东统治的主力军。

  不过,笔者一直认为,不应忽视以商人为主体的城市居民要求和平独立活动的影响。1911年10月25日,广州绅商已在文澜书院集议讨论应付武昌起义后的局势,作出了“保存广东大局”的议案,决定广东不再向“乱事省份”调兵、拨饷、拨械,并派人到香港与革命党方面联络;粤督张鸣岐立即表示赞成。当天,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广州商人认为10月25日的会议模棱两可,没有确定是否接受共和制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10月29日再次集会,以广东各团体的名义议决承认共和。尽管张鸣岐出告示禁止商民的独立运动,但也不敢大力镇压。

  与此同时,广州的革命党人以及一些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士绅分头活动劝说掌握兵权的李准、江孔殷、龙济光等人“反正”。在广东商民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共和、主张独立之后,同盟会才在广东内地发动民军进逼省城。绝大多数民军是11月初才起义的,从各种记载看,民军并无进行过激烈战斗。当日广东清军两支主力———水师提督李准所部和统制龙济光所部,收缩到省城一带,直至11月9日广东实现“和平光复”,这两支清军都未受过打击,实力仍在。而民军人数虽多,却没有统一指挥,多数是几百人的小队伍,手持五花八门的冷热兵器,并无大炮,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后勤保障,要强攻广州不能说稳操胜算。

  指出以上情况,并非否定民军的作用,只是想说明广东“和平光复”是在清廷人心尽失、大势已去的局面下,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说某一种力量就是促成广东光复的主力军。

  胡汉民眼中的民军

  对民军在促成广东光复的作用,论者都予以肯定的评价,但对广东光复后民军的表现,就言人人殊了。

  民军在广东光复后表现如何,胡汉民在日后写成的自传里是这样说的:

  民军当时号称十万,外报造谣,遂若全省扰攘,不可向尔。然余与竞存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执信、毅生等,则始终无卫随之人。斯时之秩序,盖以革命之空气为之护持。民军之至不谨者,亦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石锦泉最蛮悍,尝欲毁拆城隍庙,谓以辟迷信,商民大哗。陈景华以都督令制之,即止。又屡次搜捕私藏军器及满清旗帜军服者,皆责令解送陆军军法处分别处置)。

  不过,当时报纸刊登过胡汉民的命令、信函,所反映的事实与他后来写的自传并不相同。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刊登了广东都督胡汉民给军团协会(民军的联合机构)的照会:

  都督胡为照会事:现因匪徒潜谋不轨,民军侦悉,分往搜查,当堂检出枪械及伪谕旗令等凭证,当即拿获谋乱匪徒分别惩办。至误拿之人,亦经立行省释。惟当搜检之时,保无有不逞之徒,乘机抢掠,扰乱治安,破坏民军名誉。本军政府为维持大局治安、保全民军名誉起见,再三磋议,拟请贵会迅再开临时会议,须各民军统领亲到,妥议办法。以后各民军如有不听号令、骚扰商民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等事,即由贵协会提出公布,不认该民军为正当之军团,与众弃之。似此办法,系为维持大局治安,保存民军名誉,在贵协会当有同情也。

  其时,胡汉民并无直接掌握的武力,民军是广东军政府的支柱,所以,照会说得很委婉,但明显是针对民军“不听号令、骚扰商民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等事”而发的。

  关于民军劏人的新闻报道

  胡汉民在自传中称“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的民军首领石锦泉,1912年2月被广东军政府处决,当时公布的罪名是私运军火、抢劫、掳掠、强霸、勒索、恐吓等,上海《申报》1912年3月1日作了报道,其中特地提到:

  尤其令人发指者,多宝街尾安勇一案,伊生劏一二十余人,将人心沿街夸耀……其弟石锦春,年仅十余,性尤凶悍,劏人最多……

  这就涉及前文所引胡汉民照会提到的“剖尸取心”的事。《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8日、21日有几则报道:

  前新军炮标标统秦觉,廿四(阳历12月14日)号六时许欲闯进咨议局,守门卫兵询以口号,秦不能答,旋在秦身上搜出短枪二支、炸弹一枚,即回明都督,将秦绑在咨议局前树上枪毙,轰至五枪,该犯挣松草绳,仍欲走脱,遂再将伊肚劏开,挖出肝胆吊在树上。

  昨两句余钟,有某民军大队押解二十三人赴黄花岗逐一生劏毙命,分取肝胆各物,最后将尸身之阳具割下放在尸口为戏,劏时各有不同,观者为之吐舌。

  温生财烈士为郑家森所害(按:温生财于1911年4月8日行刺署广州将军孚琦,事后被巡警郑家森所捕),昨由协字营将郑拿获,于二十九日拉往黄花岗义士冢前,将郑家森劏开,取出心肝肠脏,致祭于义士之前以慰英魂。后石字营民军复将郑之肝肺用竿高悬,沿途游行,俾众周知。

  在广东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消息。1912年春,南洋潮州籍华侨张永福等致函孙中山控告进驻潮汕的林激真部民军:

  击商团,抄商会,毁演说所,毁筹帐所,毁《汉潮报》,毁《图画报》;劫掠由暹回汕侨商,焚福合埕一带商店百余家,购拿总商会总理赖文教、自治会长吴子寿;奸淫妇女,抢劫银庄;生拿平民,剖挖心肝悬诸竿中,游行街市。种种惨酷,罄笔难书。

  上海《时报》1912年12月30日署名“达观”的文章《论平民政治与暴民政治》说:

  就广东方面而论,从前缉捕、巡防营勇以剿匪之故,与绿林暴客结不解之仇。反正后为民军寻衅虐杀,刳肠剜心,饮血啖肉,惨不忍闻,目不忍睹。

  这些关于民军“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的报道是否属实,是否有夸大,今天已无法逐一考证。不过,从胡汉民给军团协会的照会来看,这种事应该是发生过的。

  民军负面的整体形象

  在历史上,中国的农民以勤劳、淳朴、善良著称,但如果他们破产变成流民,被逼到绝境,一旦揭竿而起或落草为寇,也会变得十分残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一方面是朝廷官府对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另一方面是农民军(或其他形形色色的盗匪)用同样的方式的报复,双方残忍的行为,史书上有大量记载。官府经常斩枭、凌迟盗匪。因为随时面临残酷的死刑,在这种生存环境之下,盗匪自然不会尊重和爱惜别人的生命;对出卖同伙的叛徒、积极剿匪的官绅兵勇,通常以残酷的手段对待。在抢劫、打单、绑票时,盗匪也经常残忍地滥杀无辜。这些都是清末报纸常见的新闻。

  清末广东的盗匪,即使他们受同盟会员的发动投身于革命,但不会有多少人读过孙中山的著作,他们更熟悉《水浒传》。民军首领周康(清末顺德著名的绿林好汉)在辛亥年除夕贴出一副春联:“瓦岗寨有个程咬金,舞来三十六度宣花,打得唐朝一统;梁山泊诞生及时雨,凑足百单八名好汉,恭祝民国万年”,就很能反映民军人物当时的认识。李逵是《水浒传》中的大英雄,但他经常滥杀无辜;他割取陷害宋江的黄文炳的心肝做“醒酒汤”,无异为民军处决“历史反革命”做出榜样。部分民军的残暴行为,在今天无疑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如果放回到当日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却是不难理解的。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者鱼龙混杂,即使有些残暴行为,今人不必大惊小怪,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事情,中国的辛亥革命死人算是少的。然而,少数民军的残暴行为,却对民军整体形象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一批同盟会员所办的《民生日报》一篇文章把民军视作当日广东“生计界三大害”之一,文章说:“不图革命军兴,英雄崛起,而一般之光棍、地痞、贵记、地猫、大食懒、大快活,亦呼群引类,假冒美名,乘机而起……擘得几副假孝子头帛,以缠其臂;高举一枝纸纱旗,亦曰民军民军……关帝厅改称大营,几扣友居然统领;阔到不得了,个个称先生……未几手持驳壳,恶过老虎;怀藏炸弹,专打光鹰。人之无良,至此已极”。

  无论是在新闻报道,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民军都成了反面人物,从而造成了对民军极为不利的社会舆论。

  民军大多数被遣散

  由于革命党人不可能教育、改造、管理好这些绿林好汉,同时,广东军政府的财政也绝对无法供养数以十万计的民军,在缺乏教育和有效管理,又得不到起码军饷的情况下,民军就出现了不少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这样,在广州的商人看来,光复后秩序的紊乱,主要是民军造成的。

  1912年初,广州商人组建了以协助军政府维持广东治安为宗旨的团体粤商维持公安会,副会长谢焜彝谈到这个团体成立原因时说:“粤商维持公安会胡为而设也?羊垣光复,驵市黯色。时则民军云集,秩序麻紊,殷富奔避,烽警靡宁,旅行畏途,舟行叹海,米食就缺,金融恐慌,商业凋零,盖有自也。”可见,商人把民军看成“秩序麻紊”的首要原因,并因而建立了自卫和维持秩序的团体。

  在商界和其他城市居民的舆论以及财政压力下,革命党人的军政府除了把大多数民军解散以外别无选择。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一二十万军队只剩下陆军两师一旅共14000人,另有警卫军、护沙警察等共约60营(这是1913年3月的数字,1912年底的数字是陆军25200人,另有警卫军108营。1912年龙济光部被迫从广东返回广西,故1913年初陆军人数减少近万。见《民生日报》1912年12月16日、1913年3月25日)。留下的军队多数是清末的新军、防营;会党、绿林色彩较明显的民军,除了同胡汉民、朱执信关系密切的李福林等部外,大多被遣散。这些被解散的民军得不到安置,无田可耕,无业可就,不少重新流为盗匪,弄得广东的社会治安比清末还混乱。在处置民军问题上,可以充分反映出革命党人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困境以及他们自身的各种局限。

  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农民革命”被神圣化,而广东民军又被等同于农民队伍,于是,广东革命党人解散民军,便成为“资产阶级先是利用农民,革命成功后便立即抛弃农民”的典型事例。不过,在民国时期的广东,很少会有人认为民军是农民的队伍,民军在社会上的名声一直不佳。1920年,有人上书孙中山说:“广东民军之内容,绿林十之七八,名曰民军,不过美其名而已”。因此,孙中山也曾一再下令禁止收编土匪组织新的民军。1924年4月18日,中国国民党广州党部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评论说:

  民军者,土匪之别名耳。我粤自辛亥反正,各属土匪蜂起,咸树革命军帜,时人亦以革命军目之,结队横行于城市,无或阻之者。盖人人有排满之思想,假革命军名义之土匪,乃得脱离匪名,字曰民军,受人民之欢迎。何图民军不自爱惜,取得民军之名,不脱土匪之实,不一年,粤人闻民军之名,遂深恶而痛绝之。

  本文引述某些民军暴行的报道,无非是希望更多地从“当时”产生的史料去看待广东的辛亥革命,从而了解革命党人面临的种种困难,民军当日的社会形象以及革命党人处置民军决策的舆论背景。而民军所反映的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的精神,是辛亥革命高潮的一个标志,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肯定的。

  ◎邱捷,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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