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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冲突与疏离:唐绍仪与孙中山在1921年

  1921年的非常大总统选举是孙中山改护法为革命的重大战略型举措,然而这一在其看来可以使中华民国重获生机的革命方略,在南方内部遭遇了巨大的质疑和反对,直接触发了南方阵营的再一次分化和重组。被外界视作军政府要角之一的唐绍仪,也因此次事件与孙中山日渐疏离,双方持续数年的合作关系走到了终点。

唐绍仪(左)与孙中山。

  联辔而行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清政府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留学期间,颇受共和思想影响,服膺民主共和及政党政治的思想格局由此奠定。回国后为清廷所重用,一路扶摇直上,与矢志推翻专制政体的革命逋逃客孙中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同乡关系兼以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使两者很容易走到一起。辛亥南北议和,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经赵凤昌引见,在惜阴堂初次会晤孙中山,“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民国肇建,为促成南北政坛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合力建设共和国家,唐绍仪主动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组成了同盟会员近半数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他甚且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袁世凯背离共和的倾向加以羁束。

  “二次革命”爆发后,唐绍仪公然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与孙中山等人的合作愈益密切。护国战争发动,唐绍仪毅然加入南方阵营,承担起对外交往的重任。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筹谋护法运动,唐绍仪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是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担任履行元首之职的海陆军大元帅,唐绍仪则出膺财政总长。翌年军政府改组,唐绍仪与孙中山又同居总裁之列。1919年举行的南北和议中,身为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获得了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鼎力支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事实上结成了对付桂系及政学系的同盟关系。1920年,唐绍仪与孙中山默契配合,为援闽粤军回师驱桂,重掌广东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维持共和政体于不坠,是唐绍仪与孙中山携手面对一个又一个强敌的共同追求和强大动力。但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取径上,宦海沉浮多年的唐绍仪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毕竟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醉心政党政治,寄望调和立国,后者则讲究破立并举,不惜诉诸非常手段。是以二氏在维持合作大局的同时,内里实暗流涌动,分歧清晰可辨。

  护法运动发动后,孙中山力图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军政府,但唐绍仪别有所见,主张仿照护国军时代的成例,组织采行合议制的军务院。军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初建后,当选财政总长的唐绍仪拒不就任,以乡事纠纷为由避居家乡唐家湾,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在次年将军政府由独裁制改组为合议制的过程中,唐绍仪积极予以推动,致使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在与孙中山联手对抗桂系及政学系阶段,在四总裁(另两位是伍廷芳和唐继尧)联名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的情况下,唐竟然密电广州军政府首席总裁、政学系首领岑春煊,称“西南不幸发生内讧,近且各走极端,愈演愈烈”,“仪向主调停立国,苟可相忍,宁愿暌离?”继续兜售“救济之法,只有促进和议”。“区区苦衷”,希望邀获岑氏谅解。其态度之暧昧,与孙中山态度之决绝,可谓截然异致。

  对于唐绍仪的行为及立场,孙派革命党人极为不满,对孙中山继续与唐联辔而行倍感疑虑,胡汉民在致古应芬函中谓:“以弟所见,伍(廷芳)、唐(绍仪)连辔究竟可虑,伍犹比较易与,唐则愈看愈差。盖唐毫无主义,而为多方面之人,无道义之交,而最易为人利用;好干涉破坏他人之事,而自己向不负责任。合一炉而冶之,必闹笑剧。”此时的胡汉民等深深意识到,唐氏业已成为孙中山推进革命事业的包袱,两者的分道扬镳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圆凿方枘

  随着粤军讨桂节节胜利,在沪南方要人开始筹划应对时局之大政方针。面对护法旗号合法性和影响力日渐流失的不利局面,众议院议员孙洪伊主张选举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颇为孙中山所称许,但遭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强力反驳。唐绍仪虽未参与争论,但支持吴氏继续护法的立场彰明昭著;而在推进护法的方式上,唐依旧坚持南北双方经由和议,迫使北京政府重续民初法统的调和主张。

  11月25日在自沪返粤的轮船甲板上,孙、唐二人接受上海报界访问。就记者发出的南方要人赴粤或肇南北分裂之端的提问,孙中山明确指出,“并非分立,乃系南方拟统一北方。”唐绍仪则表示:“此次予等赴粤,并非何等用意,只因北政府对于和议全无诚意。倘北政府表明继续上海和会真意,予即回沪。”有关国事解决以及南方政府组建的基本考量,两者判然有别。

  孙中山抵粤后,虽然“一仍旧贯”继续标帜护法,恢复军政府,但在其看来,“取义较正”的正式政府才是军政府重组的正确方向。然而这一设想,始终遭到唐绍仪等人或隐或显的抵制和延宕。

  军政府重建之初,唐氏违背与孙中山等人达成的邀请护法国会南来之共识,出人意表地阻止议员南下,其背后真意,据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向当时滞沪观望的吴景濂函告,乃“少川恐议员一来,必开非常会议改组政府”。醉翁之意不在国会的去留,而是孙中山意欲组建正式政府的战略规划。

  随着国会议员陆续南来,在粤重开国会即将成为事实,唐绍仪又与陈炯明策动组织联省政府之议,试图将军政府改组引入新的方向。“盖联省政府之组织,军府仅居指导者地位,政务会议通过后须征求各省同意,最终由国会承认,如此转折,废时必久,目前可以维持现状。”花样翻新的另一面,同样是延阻正式政府之实现。

  在唐绍仪、陈炯明等人的频频抵制下,孙中山一度放下速组正式政府之念,然而12月中旬孙洪伊抵粤后旧事重提,又颇为所动,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之议再度兴起。目击政情出现反复,唐绍仪颇受打击,意兴阑珊,改“取放任主义,诸事不争”,不时前往唐家湾小住,莳花弄草,置军政府总裁、财政部长等重要职任于不顾,其间并曾多次传出行将赴沪重启和议的流言。

  1921年2月,由于关余交涉失败,援桂战争迟迟未行,孙中山决意推动速选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以打破“不生不死”的混沌局面。其与唐绍仪等人的矛盾和冲突趋于激化。

  是月中旬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据反对选举的益友社议员白逾桓向吴景濂报告,孙唐大起冲突:“少川谓,我并不反对正式政府,但须由国会合法组织。中山云,你系军府总裁,不能说此话。少川谓,我何以不能说?中山云,总裁亦系非常会议选出。少川云,非常会议只选我做护法事,组护法政府,并不能组织正式政府。”当月正在广东访问,调查军政府外交主张的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通过走访多位军政要人,注意到南方内部出现的重大分歧,他报告上级称,唐绍仪“极力反对孙中山当大总统”,“他认为极须阻止孙中山之激进”。

  然而唐绍仪等人的反对只能延缓而无法中止总统选举之实现。3月以后,随着军政府实力派人物陈炯明渐采放任态度,“热中选举之人认为机不可失,乃急于猛进”。4月初,孙中山提出《组织正式政府案》,交付政务会议讨论,唐“认为时机未至,力持反对,辩论至久,不得结果而散”。7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孜孜以求地在北京政府之外另起炉灶,为中华民国别开生面的革命战略最终得以实现。

  分道扬镳

  总统选举前一日,唐绍仪遄归故里。他一面派员持其名刺向孙氏致贺,维持继续合作的表象,一面选择隐居乡里,与新政府保持距离的同时,静观时局,徐图进止。

  在外界强烈的反对声浪中,获选后的孙中山迫切需要唐绍仪的支持。4月15日,孙中山遣员赴唐家湾促唐来省。次日复派汪精卫前往,邀唐出任财政总长,合力组织新政府。18日汪自唐家湾返回,转述唐氏意见:“余于总统未选出前,颇以为行之过早。今既由国会以多数选出,余亦当然赞成。故闻孙公当选,即首先派人持余名刺前往道贺。至于财政总长一职,现政务甚简,余不愿担任。余只愿任一高等顾问,与胡君汉民相同而已。”

  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随即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设总统府,组织政府,任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唐称病迟不赴任,财政次长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促驾,唐依旧婉拒。此后,为应对新政府的反复敦请和外界盛传的脱离新政府的各种猜测,唐绍仪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刻意营造与新政府合作的假象。5月底有报道称,唐电告孙中山:“病已痊,俟精神复原,即回省。”11月初,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伍廷芳赴香山,邀其返任,唐应以“我对政府始终维护,前未携眷赴沪,即防奸人造谣。惟财部刻事简,无须亲到,俟事繁必到”。

  是年底,广州政府支持者美国人奥灵开斯,因“唐之不至广州,人多指为反对广州政府,与孙逸仙宗旨不合”,前往唐家湾一探究竟。在被问及是否已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时,唐矢口否认:“余实无脱离关系之事,余现任广州政府之财政总长,与政府之动作时有接洽,今因政府之财政,纯恃省政府为后援,故余无所事事……将来中央政府财政上处于独立地位,则余为职责所在,即当就任服务。所传余脱离南政府之说,绝对不确。”访谈中,唐氏还对孙中山正全力推进的北伐战略表示支持。

  然而平心而论,非常总统选举告成之日,即是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告终之时,在此之后,两人渐行渐远,再无同行。唐氏蛰居乡间的反复表态,不过是择机待时之余的虚应故事。

  1922年6月,击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的直系集团,以“法统重光”为旗号,拥戴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在内阁总理人选上,黎颇属意唐氏,后者积极响应,图谋北上组阁。虽然组阁计划很快胎死腹中,但唐绍仪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已然见诸实事。

  孙唐由分裂而分途,彰显的重要面向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救国主张的争持和互斥。从稍长时段观察,1921年非常大总统选举,孙中山所秉持的革命方略虽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但再仆再起后即席卷全国;而唐绍仪等人的改良主张,当时似不乏民意基础,但由于无法为治丝益棼的时局提供迅捷的解决方案,很快为社会大众所抛弃。

  1924年2月,正以俄为师推进革命的孙中山,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回望曾经的同路人唐绍仪已是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看来,唐与段祺瑞、徐世昌同为已成过去之老辈,“国民现在正欢迎新人物”。一年后孙中山离世,唐绍仪论定孙氏功绩,虽对其一生中“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不无微词,但充分肯定“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两种评价出自彼此之口,然衡诸事实,堪称定评。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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