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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上)
李吉奎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是一位重要人物。谈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由于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身为中共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其思想、活动,既要随着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苏俄)对华策略的变化而调适;以一个跨党的重要干部,他还要同时满足中共党内同志的愿望与兑现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的要求。凡此,实际上都离不开与孙中山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李大钊的积极参与下,国民党完成了改组,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本文要旨,即在梳理国民党改组前后孙李关系,以概见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中国政治变局之一斑。

  一

  在1922年8月底以前,孙中山与李大钊并无任何交往。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李对孙早已有深刻印象。1912年,23岁的李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后,李与同人翻译了当年10月出版的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即中岛端写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予以驳议数万言,题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李任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与出版、发行。原书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极尽丑诋孙中山。“驳议”予以驳斥,其中驳所称辛亥革命与孙无关谓:中国之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又驳斥孙乃“所谓幸运儿者”,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驳议”揭露该小册子挑拨孙袁关系“煽动吾国内讧”的险恶用心。又谓:“中山退隐,高洁之怀,天下共见。乃(中岛)挑拨之不足,又从而诬之,吾无如尔何,吾惟有以人头畜鸣目之而已!”在该节最后的“译者曰”中归结指出:“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上述评论写于104年前,其指陈孙中山对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随后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袁的行谊,其评点之准确、到位,与今日学界普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历史定位,别无二致。应当是基于此种认识,才有日后李大钊真诚地与孙中山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

  二

  李大钊所治为法政,故对政党政治与政论深具情感。1912年冬,他加入了陈翼龙的中国社会党。次年4月,与同学郁嶷等编辑《言治》月刊。同年夏,李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后进京,通过孙洪伊,结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办《法言报》。1913年冬,得孙、汤资助,赴日本留学,进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至1916年5月辍学返国,“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7月中旬,李大钊返抵北京,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后改名《晨报》),后任汤化龙的秘书。这个阶段,李大钊交往较多的是白坚武、孙洪伊、张继、王法勤(励斋、立斋)、章士钊等人。其中,与法政学校的同学、直隶三河人白坚武尤为莫逆,1922年的孙吴共三角关系,多赖白氏从中联络。1917年1月28日,李大钊在京编辑新创刊的《甲寅》日刊,在该日刊及《言治》、《新青年》等刊物上频频刊载政论。是年8月中下旬,由白坚武介绍,李大钊曾赴南京一行,会见江苏督军李纯。11月11日返京,前一晚仍与李纯接谈。据《白坚武日记》,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具体情况如何,未记。揆其人事关系,似系某方欲借李以沟通直系。1918年1月,李大钊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孙中山情况相似,李大钊也十分注意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进展。据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记述,1918年3-4月间,李大钊曾几次寄信给他,详细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7月,在《言治》杂志刊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0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刊 出《 庶 民 的 胜 利 》与《B 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9月间,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十七元。10月中,又介绍毛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本人则在11月间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愈来愈激进。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当日的游行以及援救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次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致胡适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必要性”。

  当李大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孙中山正在高举护法的旗帜在广东活动。但他的护法运动不受西南武人欢迎,失败后他重返上海。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并向他致敬。孙是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与苏俄官方联系上的,无考。苏俄利用它的第二外交部在华展开活动。孙中山并非苏俄在华寻找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但无疑他已在莫斯科挂上了号。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下设的“外事科”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维经斯基、吴廷康)。他到北京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随后,约11月间,经陈独秀介绍,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魏氏不是莫斯科的代表,孙与他也未深入接触。孙向魏氏谈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与中国革命存在的困难,要他传回俄国去。苏俄为打开对华外交局面,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次发表加拉罕宣言,对华示好。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部分人士的欢迎。但第二次宣言取消了关于无偿向中国归还中东路的承诺,外交失信,中国朝野为之厌恶。是年10月31日,齐契林再次致函孙中山(此函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时直系军人在直皖战争中获胜,直奉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11月1日,在援闽粤军返粤逐走桂军后,总司令陈炯明返抵广州。军政府任陈为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随后又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一人,在政治设施上欲有展布。11月29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第二次建立军政府。自1918年徐树铮收复外蒙以后,孙中山与段祺瑞开始建立孙皖联盟,后来加入奉张,形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但是,其对立面曹吴直系,此时却是俄国人(或共产国际)合作的主要对象。在推行此一策略过程中,李大钊是一位重要联络者。

  1920年7月23日,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大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华,先到北京,与李大钊等商谈召集全国性的建党会议。

  李大钊因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但他仍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即从事吴共(吴佩孚,共产国际、中共)合作的活动。据《白坚武日记》所载,1922年3月9日,李大钊致电白坚武(吴幕政务处长),介绍陈独秀与白接洽,“有要事相托”。5月1日,白坚武请吴佩孚聘李大钊等为顾问。6月1日,李赴洛阳,“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8月19日,他请苏俄特使越飞吃饭,随后去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

  三

  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军政府后,政策上与陈炯明颇有分歧,在进行北伐还是搞联省自治方面,矛盾尤为突出,卒至无可调和,有1922年“六一六”陈部兵变之事。8月14日,待援规复广州无望的孙中山返抵上海。25日,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这是上年12月底孙、马桂林会晤后的第二次会晤。孙在谈话中讲到与俄方建立更为紧密关系,乃至实现“联盟关系”的问题。马林则告诉孙: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表示很乐意接受马林的建议。因为李大钊和马林均未参加中共二大,他们现在都到了上海,便在8月28-30日于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及张国焘共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据张国焘记述,马林是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认为加入以后,是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他讲了几点理由,一是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二,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三,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四,中共要学习西欧工会运动,共产国际要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工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张国焘、蔡和森均反对马林的主张,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产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工会相比,因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党员加入进去后,会产生许多复杂问题;但既然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马林告以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于是提出有条件的加入,包括取消打手指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李大钊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中共党员加入之后,估计不会受到约束。他认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和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结果达成谅解,通过取消打指模等手续后才加入的决定。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孙中山,孙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指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员。随后,张国焘也由陈独秀介绍、张继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月间,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到11月间,北京国民党组织发展至千余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忆,“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据载,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前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是不能脱去共产党籍时,孙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确实帮助了孙中山,但也确实履行第三国际党员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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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吉奎,史学家,著有《孙中山研究丛录》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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