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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什么样的父亲 培养了杨绛
张勇

  一个家族,财富的累积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铸就一个大富翁。做学问也是如此,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接力,才会出现一位才华超世之人,杨绛便是这样。

  父亲精通法学,还是一位诗人

  杨家是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他两次出洋,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1907年),又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辛亥革命后,杨荫杭先后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1920年任上海《申报》副总编,兼营律师事务。

杨绛的父亲、民国大律师杨荫杭(资料图)

读书时期的杨绛(资料图)

  他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后返回家乡从事反清活动。留学期间,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也产生了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和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的想法。

  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家庭的传统文化熏陶,父亲的开明教育

  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8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地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1920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我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

  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第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谆谆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书香门第蕴藉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不啻一股细细微风,使杨绛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天然地有着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这也是进一步理解杨绛的一把钥匙。

  有理,要敢说不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地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拥护欢迎。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you say No!敢吗?”

  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没有遗产给子女,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一点,从它们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比如仅仅在1920年,谈论政局的有《今之时局》《湘事与和议》《张作霖与徐树铮》《保定会议》《我之废督观》《南军阀与北军阀》等;谈论财经的有《新银行团与军党》《新银行团与内政》《新银行团与田赋》《新银行团与铁路》《政客与灾民》《所得税》等;谈论移风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恶》《中国人嗜赌之特性》《禁烟之笑谈》《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与滥婚》等;普及社会常识的有《论宗教》《乡曲主义与大一统主义》《内讧时代之常识》《释法》等;谈论历史借古讽今的有《谈史》《恶言考》《太平新义》《虏获品》《今小学》等。这些杂文随笔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的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杨荫杭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父亲的刚正不阿、浩然正气,对杨绛的性格养成影响很大。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读大学第二年分科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不放心:“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点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创作和翻译,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陶,因为父亲对她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

  杨荫杭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可现成“吃家当”,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没有遗产给子女,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钱锺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锺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博学的钱锺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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