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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直隶新政的开创者凌福彭
陈晓平

  袁世凯主持的直隶新政,以天津为直隶的试点。天津海河上有三大钢桥——解放桥、金钢桥和金汤桥,是这个北方大城市足以自豪的一大景观。这三座大桥,都是20世纪初年广东人凌福彭担任天津知府、天津道台的时候主持规划、修建的。天津最初的电灯、电车,也是在凌福彭任内“引进外资”建设的。他在直隶天津、保定两地推行新政成绩斐然,名气却远远比不上他女儿凌叔华。

凌福彭

凌福彭和女儿凌叔华、凌叔浩的合影。

  人物档案

  凌福彭(1854-1930),广东番禺人,著名女作家凌叔华之父,曾入张之洞幕府,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无意中向张荫桓引荐了康有为,酿成戊戌变法;1900年10月起任天津知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力行新政,创造了人口普查、罪犯劳动改造、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多项中国第一。凌氏思想开通,凌叔华自小即受到良好教育,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与康有为同榜进士

  凌福彭,字仲桓,号润台,广东番禺人,出生于今黄埔区长洲镇深井村。凌姓是深井村大姓,名人辈出。凌福彭的父亲凌朝庚出生于巨富之家,慷慨好义,名动一时。1885年凌福彭考取拔贡,曾入张之洞幕府,1893年考取军机章京,1895年与康有为同榜进士,仍然在军机处当差。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机要秘书,只有才思敏捷、小楷端正、记忆超群、口风严密的人才能胜任。

  凌福彭在京,与光绪帝宠臣南海张荫桓过从甚密,现存的《张荫桓日记》经常提到这位“润台”老弟。康有为得以结识张荫桓,缘于光绪二十年凌福彭安排的一次聚餐。酒足饭饱之时,张荫桓静听康有为论佛谈禅,颇为心折。张荫桓本人才华横溢,却并非妒贤嫉能之辈,十分欣赏同样才气逼人的南海老乡康有为。经过张荫桓在光绪帝面前大力吹嘘,康有为终于得到皇帝赏识,上演了戊戌变法这一出大戏。变法高潮之时,番禺许应骙与南海康有为互相奏参,成为死对头。8月16日,凌福彭陪同康有为访张荫桓,正当康有为高谈阔论的时候,许应骙不期而至,“规避不及,颇难[堪]。”(《张荫桓戊戌日记》)康有为在北京鼓动变法,本应广结善缘,不知为何得罪同乡中官阶最高的许应骙(礼部尚书),种下恶果。谋大事者,不可不计小节也。

  戊戌政变,凌福彭似乎没有受到牵连。1900年春,女儿凌叔华出世。是年发生庚子之乱,凌润台和梁士诒、关冕钧、陈伯陶、麦鸿钧等携带男女百余人出京避难,途中几乎被乱民所杀,后避居怀柔,10月份回到北京,即补授天津府知府。当时天津实际处在八国联军控制之下,故等到1902年才到任,从此开始了直隶地方官生涯。1905年起署保定府知府,下一年实授,1907年授天津道,1908年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1910年初起,任直隶布政使(直隶不设巡抚,布政使相当于省长)。

  开创天津地方自治

  袁世凯主持的直隶新政,以天津为直隶的试点,由天津知府凌福彭负责具体实施。在经历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占领之后,天津市面残破萧条。凌福彭在一个烂摊子上,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在天津进行了全面的建设,然后推广到保定及河北各地。新政内容繁多,试办警政、地方自治、新式教育、城市建设、扶持实业、司法独立、监狱改革等等都需要天津知府去具体操办。

  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经过唐绍仪等人的艰苦谈判,终将管理权收回,马上面临着接收的难题。凌福彭与警政专家赵秉钧密切合作,派出早已训练完毕的巡警队伍进驻,立即布满市内各区域,密集巡查,高效处理治安案件,“宵小为之敛迹,百姓称颂,有夜不闭户之风”(《容庵弟子记》)。接着,凌福彭利用高素质的巡警队伍,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人口普查,计算出天津城市人口中国人452550人,外国人3725人,城郊村庄人口384263人,合计836813人(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天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初步具备了“数目字管理”的能力。

  凌福彭通过人口普查,摸清了辖区内居民状况,为试办地方自治做好了准备。天津办地方自治在国内又是第一个,毫无先例可援。凌福彭只能凭借在日本考察所得,依靠留日学生的协助,做了规划方案,有条不紊地逐项实施。首先是设立自治局,拟定章程;其次是广泛的舆论宣传,包括派员宣讲、出版官话报、白话广告;其三,设立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自治期成会等机构,选取境内有名望的绅士进行学习研究,学成之后回原籍推广;拟订自治章程,集合绅士反复辩难,逐条讨论,多数同意方才通过。其四,设立选举机构,进行正式选举。审查、核实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公开投票,进行初选、复选,组成理事会,互选议长、副议长。自治实施的顺序是,先乡镇自治,逐步达到府厅州县自治。

  天津地方自治带有一切“制度引进”过程中的弊端,这是毋庸讳言的。在各“先进”国家,自治是公民自己的要求,并不需要官府来推动。如今天津官府动员民众“自治”,民众自己倒满腹狐疑,踊跃程度当然不理想。在选举调查时,事先印制调查表20万张,最后只收回有效表格12461张,占天津总人口2.7%,实在少得可怜。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则公开打出性别歧视、财产限制、学历歧视的旗号,最终确定有选举权者仅为2572人。由此看来,这次选举的代表性是很成问题的。

  在新政热潮之下,各乡、镇、县、府自治理事会是成立起来了,但却未能真正扎根。清亡之后,北洋政府表面上还延续自治、选举,但似乎难以激起选民的热情,然后就是无疾而终。正如梁漱溟所说:“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所有地方自治统同失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统(同)取消了!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探讨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比描述表面上的热闹更重要。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当时政府官员的内心,未尝没有一种利用自治来进行筹款、化解矛盾、延缓革命的想法。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志先生在《为何中国的地方自治总不成功》一文中指出:“等经济出了问题,社会变得不稳定,人心不安,那时才急着要推动政治改革,恐怕时不我予。”(陈明明、何俊志主编;《中国民主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清末新政的特殊性,正在于它是王朝预感到快要灭亡的时候,用来救命的稻草。

  司法改革开先声

  司法改革是直隶新政中引人注目的一项,也是凌福彭的一大贡献。凌福彭曾两次到日本考察狱政、司法制度,回到天津后确定了监狱改革的方向:分开已决、未决、拘置等监;培养狱官人才;改良监狱设备;广设习艺所、工厂、教诲室、自新监等,侧重感化教育。1904年天津率先建立罪犯习艺所,试办几个月后“形极整齐,成效可观”。已决罪犯在此制造军衣、皮鞋、布料、麻绳等等有用之物,学得一技之长,还能赚到工资,将来出狱后可用以谋生糊口,又部分解决了监狱经费,可谓一举数得。凌福彭此举开了日后“劳动改造”的先声。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头戏。传统上地方官兼管审案,容易为师爷、衙役所蒙蔽;行政与司法不能分开,难以保证公正。凌福彭按袁世凯的布置,首先设立独立的审判厅(类似今日的各级法院),以预审官暂时代理检察官职能。审判厅的审案人员全部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内中有不少是留日学习政法的归国学生。为防止像传统衙门里面书吏、差役上下其手,供职审判厅的书记员、承法吏和法警都给予了十分优厚的薪水。通过在天津、保定的试验,清廷逐步确立起新的体制,在正式法律中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三审制度。今日我们能有检察院、法院这样的机关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延续了凌福彭当年的精神。

  对凌福彭在天津、保定的工作,袁世凯给予了极高评价:“二十八年秋间随臣到津,接受地面,部署善后事宜,井井有条。三十年,委赴日本考察监狱、工艺,各得其精意之所在。差竣回国,缕晰条陈。天津习艺所之设,皆由该员手订,保定踵而行之,化莠为良,囚徒受福。一面设局创兴工艺,贫寒子弟皆得执业以谋生。是年大计,保荐卓异。曾护天津道并代理津海关道篆,河工洋务,考求有素,因应咸宜。三十二年调补保定知府。保定设有谳局,为通省刑名总汇,遇有疑难重案,笃饬局员悉心推鞠,务得真情,民无含冤,狱无留滞。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调署天津府篆,以资熟手,并令督办自治局,总理高等审判分厅,以为立宪基础。该员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巨。”(《袁世凯奏议》)

  从保定到辞官

  从李鸿章开始,直隶总督均兼任北洋大臣,主要负责拱卫京师和对外交涉,处理军政、外交、通商事务为主。直隶总督下面不设巡抚,民政、财政工作的全部担子就落在布政使身上。直隶布政使担任的实际工作,相当于如今的河北省长。直隶的另一个特色是:总督主要的时间驻扎天津,布政使则常年驻扎省城保定。

  宣统元年,凌福彭来到保定省城,负起全省工作的重任。任内,开办了保定府官立中学堂(即如今的保定一中)等一大批新式学校,使直隶的教育水平在整个北方处于领先地位。武昌事起,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革命党吴禄贞谋划发动直隶境内兵变,曾与保定的革命党密谋,终因吴禄贞被暗杀而安然度过,凌福彭也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甚至不惜秘密与保定革命党谈判,终于帮袁世凯守住了这个京城的“南大门”。民国政府成立,凌福彭不再出仕,协助遗老梁鼎芬修建光绪帝崇陵工程,曾一度出任约法会议议员。晚年回广东定居,病逝于广州西关。

  凌福彭思想开通,与辜鸿铭早在张之洞幕府的时候就交情甚好,辞官之后往还更密。他的宝贝女儿凌叔华自小拜辜鸿铭为师学习英文,还跟慈禧的御用画师云南缪素筠老太太学绘画,日后在凭借良好的童子功而扬名文坛,画作也深受欢迎。民国时期的著名文化人,如沈从文那样崛起草茅者甚少,像陈寅恪、梁思成这些有家学渊源者占了多数,鲁迅的祖父也还是翰林出身。吾人身处的这个时代,有钱有势者多不读书,未来的天才人物将出身于何种家庭,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陈晓平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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