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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文史消息
他们打算坐十年板凳 还原民国广州的模样
《广州大典》续集要“开工”了,民国篇这瓶“新酒”该怎么装,学者们展开大讨论,研究中心拟以《民国市政公报丛编》为突破口

  被称为“广州文化名片”的《广州大典》续集“民国篇”编撰出版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日前,2018《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透露,《广州大典》后续编撰出版取得重大进展:《广州大典》总目、概要、研究集刊出版发行;《广州大典》(民国篇)编撰出版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已出版的部分《广州大典》。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资料图)

  历经十年炼成“巨无霸”

  由520册书本组成的《广州大典》历经十载淬炼而成,是书籍界“巨无霸”,2015年4月出版后引起广泛影响。《广州大典》作为广州文化名片,浓缩了广州的千年历史、文化、精神,总重量达1吨多,收录了2000余名作者3500余种文献,涉猎领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仅核对扫描件便能堆30层大厦高。

  这部集各方之力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也被列入了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于2007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

  十余年过去,这本“地方史记”仍在撰写。2015年广州成立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也同时启动了第二期民国时期的广州历史文献调研征集工作。2017年2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联合发文《关于支持<广州大典·民国时期岭南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将民国的岭南篇章摆上了案台。

  “有学者问我,现在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花这么大的功夫整理地方文献,有这个必要吗?我说一定有。”与会的《大典》编纂委员会成员、广州市政府文史研究馆文史委主任陈泽泓,阐述了《广州大典》工作的意义。“信息时代的信息其实也是有限的,并非包罗万象。比如说著名的《四库全书》,很多地方性的书籍它就是看不上眼的,根本没有收纳。那些散落各处未被整理的古籍文献,也就不断地消失、毁损。”这正是广州重拾历史遗珠的价值所在。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则坦言,编撰《大典》是一件“续脉”的活儿。“我们这项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学界、为社会延续文脉,为抢救史料做出点贡献。广东的文献,要保存,不能湮灭。”

  民国篇难度超过第一期

  作为《大典》的第二期民国篇要怎么编撰,当天与会的所有专家可能各有见解,但民国篇的编撰难度会远远大于《大典》第一期,这是每一个编纂研究者的共识,也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一道关卡。

  “民国篇覆盖了很多领域,怎么全面准确地把它编撰而成?实在是太困难。”张磊,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中国知名历史学家,第一个发言的他率先指出了编撰民国篇的不易:民国阶段的出版物丰富,社会形态较之以往又更为复杂,史料涉及海内海外,需要收集整理的文献数远高于《广州大典》一期的工作量。

  “民国时期,不光地域范围广了,出版物也更加复杂了,甚至是个人、社会团体都有出版物了。印刷手段也更加多样了,不乏手抄版本,甚至还包括译文。它的技术含量、处理内容都比一期阶段要求更高。要有非凡的眼光,非凡的功力才能做得下来。”陈泽泓也直言表明他的顾虑,传统经史子集的“旧瓶子“,恐怕难以装下民国时期这瓶“新酒”。

  为此,陈泽泓建议,民国篇的编撰从时期上来说,可以以民初为先;从著述者角度来说,以名家之言为先;类型上,以丛书为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为先。他详细阐述,民国时期广州一共有6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包括新青年社、平民书社、统一出版社、学习知识社、中流出版社、中印出版社等。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清表示,中心拟以《民国市政公报丛编》的整理出版,作为《大典》民国篇的突破口。“《广州市政公报》创刊于1911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市政公报,也是民国时期唯一连续出版的政府刊物,是研究民国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的原始资料。”

  已找到60万页数字文献

  根据此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调查,民国时期广东版书籍约有1 .2万种。而2017年已找到并购买的,有3000多种、近60万页的民国广东数字文献。这些数字文献大都来自各个馆藏文献的扫描,而对古籍原件的修复保护工作,也就成了一场必须打胜的保卫战。

  由于古籍年代久远,部分原件有泥印本,字迹浅淡、多有透字,且部分纸张脆化、虫蛀问题严重,为古籍抢救修复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根据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统计,馆藏的2000多种广东文献中,大部分处于严重破损的状况,近60%不适合直接扫描,否则将会对纸张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另外的40%即便可以扫描,也需要非常小心,无法委托外部公司来做,所以工程进展很缓慢。”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王蕾介绍,由于古籍的中缝太窄,靠近中缝的位置很难清晰扫描。且古籍长期放置造成纸张酸性偏高,脆化严重,容易折角和断裂,更无法进行拆卸。

  在《大典》第一期的编撰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了68%的各类古籍底本,馆长刘洪辉坦言,该馆是《大典》编撰中奉献最多,也是受益最多的机构。但他也有着同样的顾虑。“对于图书馆员来说,书是我们的,而知识应该是全世界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让岭南文献传至久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对边修复边影印也有些顾虑,毕竟古籍的原生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大典》一期我们做了十几年,民国篇的板凳可能要坐上十年还不止。”省文化厅厅长汪一洋表示,民国篇的编撰不仅要求参与人员要有牺牲精神,要“坐得住”;另一方面,管理者也要给参与的基层工作人员提供有利条件,“对于这部分基层工作人员,评先进、评职称时要有所倾斜,不要太看重论文,要看重业绩。”

  陈建华更是对《大典》民国篇的编撰提出了“四字”方针,首先是全面的“全”,即文献的征集和数字化工作中,要力求全面,包罗万象;其次,是准确的“准”,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是要能准确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脉络;在进行文献加工时,要做到精确的“精”,材料的选择要求精当;而在编纂出版整理成果时,注意“简”,要注意删繁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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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典》

  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有520册,于2015年4月出版。作为广州文化名片,《广州大典》浓缩了广州的千年历史、文化、精神,总重量达1吨多,收录了2000余名作者3500余种文献,涉猎领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

  “《大典》一期我们做了十几年,民国篇的板凳可能要坐上十年还不止。”

  ——— 省文化厅厅长汪一洋

  对于图书馆员来说,书是我们的,而知识应该是全世界的……但我们对边修复边影印也有些顾虑,毕竟古籍的原生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辉

  采写:记者  尹来 实习生  董晓妍   通讯员  蒋方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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