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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史播报
“广作”成世界认识中国重要媒介
“匠心神巧——广作特展”成城中最热的文化话题之一

  今年下半年,广州博物馆联合故宫博物院、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联袂推出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成为城中最热的文化话题之一。一年多时间筹备,京穗两地四大馆联动,以广州为“支点”,连接起“皇家”和“海外”两大迥然有异却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圈层……这个众人追捧的展览,到底是怎样做出来的?对广州的城市文化而言,价值何在?记者专访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  

清紫檀嵌珐琅象牙雕塑人物楼船
 
铜镀金嵌珐琅望远镜 
乾隆款画珐琅六方瓶 

铜镀金四象驮厢匣式嵌水藻玛瑙八音座钟

  何为广作? 

  “广作”本来特指清代的广式家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之代称当年那些广州匠人们以各种材质,用各种手法,在各个领域里创作出的“手工艺品”。 

  “广作”不仅是属于广州的城市记忆,也曾是,也仍将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 

  现在关于“广作”一些品种的研究很丰富,如广彩等陶瓷类。但相对来说,广缎之类的研究就少得多,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首次以“广作”统称清代广州传统工艺品 

  本次特展的一大亮点,是首次以“广作”之名统称清代以来广州工匠制作的具有广州地区特色的工艺品。对我国传统工艺比较了解的观众可能知道,这个词,本来特指清代的广式家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之代称当年那些广州匠人们以各种材质,用各种手法,在各个领域里创作出的“手工艺品”,似乎显得更加契合其深层内涵。而在记者近两个月来的采访中,大多数“圈内人”和“圈外人”对这个词也相当喜欢。 

  中国传统手工艺领域素有“苏作”“京作”的提法,系因这两地在清代不仅名匠众多,共生共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工艺家“生态群落”,而且善于因材施艺、因地制宜,形成了各自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风格。与它们类似的地区,在国内还有一个,就是以广州等为代表的广东地区。两百多年前,广州凭借对外贸易优势和宫廷青睐西洋文化的良机,形成既有地域元素又富时代特征的各类精巧工艺,对中国乃至世界工艺美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所采用的材料之繁多,技艺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尤为重要的是,广州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特别是对欧美市场的长期领先优势,令本地手工艺品通过外销渠道,对海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比如今天大家经常提到的“中国风”,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经广州口岸出口的大量中国商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李民涌表示,“广作”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借助展览的传播,观众们很认可。在学界,目前也并未有人提出明确的反对,不少专家也在逐渐尝试着使用这一扩展后的概念。这至少说明,以之统揽广州传统手工艺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苏作”“京作”的概念形成很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广作”在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努力。但这个概念的提出,的确对从整体上把握广州地区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内涵,有助力。 

  借助“广作” 拼接广州商贸历史地图 

  当年广匠们制作的那些精彩作品,至今仍是国内外众多收藏机构的珍贵馆藏。还有很多,则在当年订购它们的那些人的后代手中,继续传承。 

  1727年12月20日,英国商船“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从广州黄埔港起航,开始了返乡之路。船长弗朗西斯·戈斯特林的私人贸易物品中,有5箱绘有纹章的瓷器。其中一部分,属于彼特·金男爵的小女儿。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彼特·金,是一位出生在乡下的埃克塞特城杂货商的儿子。他母亲有个著名的表亲——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资助金完成了学业,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伦敦律师、政客。1725年5月,他被封为奥卡姆的金男爵,随后就订制了这套瓷器。整整40年后,继承了男爵爵位的小儿子托马斯·金也在广州订制了一套纹章瓷。这充分证明了广州外销瓷行业的持续兴盛。 

  李民涌告诉记者,当年广州“外销品”的存世量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综合历史资料可以知道,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葡萄牙等国,以及美国等地,都是存量较大的地区。全面梳理这些漂洋过海的广州手工艺品,尽可能地还原当时设计、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个图景,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广州博物馆近年一方面“补缺项”,即对馆内收藏的品种、门类的缺项尽量加以弥补,比如外销墙纸;另一方面是“选精品”,即对艺术、技术、学术等方面非常突出的作品努力去采集。通过努力,很多过去的“空白”被填上了,如这两年对一些外销纹章瓷的征集,就为广州建立起国内最好、最全的专项收藏。 

  他同时强调,研究“广作”,需要强化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交流,探索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合作。现在“广作”一些品种已经研究很丰富,比如广彩等陶瓷类,但相对来说,广缎之类的研究较少,这也是他们下一步的重点方面。 

  “广作”是国际市场与中国内涵的平衡 

  怎样让一个展览能够抓住观众,把广州的故事讲好,为广州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助力,是技术活。李民涌说,多家文博机构联合办展,特别是与故宫等文博界的“知名品牌”合作,是近几年的趋势。这种做法无疑对广州博物馆的品牌提升有所帮助。对观众而言,就是可以在家门口看更多高水平大展。 

  这种模式能丰富广州对许多领域的认知。比如此次展览中,故宫的专家在广珐琅方面的专业知识,就令本地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受益良多。 

  许多业界学者在谈及广州传统手工艺品的风格时,总是强调“兼收并蓄”“中西融合”。从此次展览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看到这种特点。广州作为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口岸之一,较早、较多地受到当时令人大感新奇的“西风”沾染,导致在当时广州本地高水准且规模庞大的手工艺产业集群中,一批出口导向型的品类的出现。国际市场的口味让广州出口商和手工业匠人们抛开承袭已久的传统成规,按照西方客户的需求生产产品。而当年刚打通了新航路不久的欧洲人,面对超乎想象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品质,大感震惊。当时,中国能生产许多种极富东方风情,而又找不到进口替代的产品。可以说,“广作”本身是国际市场的牵引力,与中国内涵的平衡与结合。 

  同时,我们认识到“广作”从未脱离本土的文化土壤而存在。如广缎、粤绣,装饰效果极强,纹样的轮廓、线条工整清晰,配色鲜艳又繁而不乱;图案花形小巧、零碎,但花纹的轮廓、线条自然工整;配色对比强烈、光彩夺目,这都和本土的气候、风物、审美习惯密切相关。类似的“岭南风格”在其他品种的传统工艺品中也得到突出体现。通过这些精美的广作艺术品,我们可以感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至今仍有着旺盛的创作、生产、消费市场的“广作”,不仅是属于广州的城市记忆,也曾是,并仍将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

  文/卜松竹 

  图/王维宣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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