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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当今之世,我们需要阅读怎样的陈寅恪?
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出版引发热议:

  2020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著作进入公版领域。3月,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陈寅恪合集》,计九种十册,全部采用简体横排。这也是国内首套以简体横排形式出版的陈寅恪著作。由于陈寅恪在学术界和公共话语领域,一直是话题性的人物,陈著的再版在今春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陈寅恪像。

 

陈寅恪与妻子、女儿合影。

 

新版简体《陈寅恪合集》。

 

1965年,陈寅恪再次强调“请不要用简体字”的书信。

  此前,中国大陆出版过两版陈寅恪著作集,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陈寅恪高足蒋天枢编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还有2001年由陈寅恪幼女陈美延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集》。两版文集皆采用繁体竖排。

  因陈寅恪生前曾明确有“不用简体字”的嘱托,简体版《陈寅恪合集》首批四种图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问世之后,在知识界引起沸议之声。

  拥护者认为,简体横排适用于当今阅读方式,有助于陈著的推广普及。反对者则认为,既然陈先生有“不用简体”的遗愿在先,擅用简体横排出版有失对寅老的敬意。

  “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

  关于陈寅恪先生作品“不用简化字”的遗愿,主要见于1960年代他与中华书局编辑的通信中。据悉,1960年代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欲刊行《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钱柳因缘诗释证》两部著作,陈先生1962年在与编辑的通信中有言:“又两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简体字。”1965年的另一封信里再度强调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

  我国于1956年开始推行《汉字简化方案》,至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文员会出版了《汉字简化总表》。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一书中记载,“据美延回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即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持不同意见……”

  关于陈寅恪对于简化字的意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青年学者武黎嵩指出,陈寅恪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期,他本人跟新旧文化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关系都非常密切。“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当中,他比较看重的是心术、人品。他也看到,从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学者以‘新’为标榜,以‘新’为号召。所以,陈寅恪先生批评一些妄谈古史的研究者是以‘明清浮浪之子,谈商周邃古之学’。对于赶时髦,陈先生本人持否定、警惕的态度。”

  武黎嵩认为,在新旧两派之间,陈寅恪是偏“旧”的。因为旧的主张可以见“底”,且有底线。“在1960年代,他对新派所持的态度非常谨慎。对于新派会把汉字简化到哪一步,他心里没有底。至少在当时,陈先生对简化汉字的未来是不信任的。我能够理解他在那个时代要求自己的作品尽量用繁体竖排出版。因为繁体是‘正’字,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已经用了一千八九百年的时间了。”

  书面文字是表意的载体,是语言中隶属于“能指”的部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不仅变动不居,而且在各个文化中约定俗成。繁体字与简体字只是两种书写符号,它们所涵容和呈现的精神世界亦有所不同吗?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刘梦溪告诉南都记者,这是有区别的,而且他认为“繁体显示的文化含藏量更丰厚”。刘梦溪不赞成《陈寅恪合集》以简体横排出版,他说:“一是寅老本人,始终坚持他的著作必须以繁体字出版,而且需要竖排。二是寅老家属,即三个女儿流求、小彭、美延,也都力主要繁体竖排。三联版文集固也,我主持编撰的《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由我本人编选,与美延签合同时,也是议准繁体竖排,而其他几十卷则为横排。”

  事实上,在此之前,陈寅恪先生所有公开出版的著述,皆使用繁体排版。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合编“学者追忆丛书”,原收入两三篇陈先生的文章,并且已经排好版,最终因陈家后人反对简体排版,又不可能在丛书中开特例用繁体,将文章临时抽去,“开了天窗”。夏晓虹教授因此对陈家后人不赞同出简体陈著印象颇深。她回忆道:“后来不断有人问原因,其实只是繁简之争。”

  在使用繁简体的背后,暗藏的是出版者对原著和原著作者的态度。刘梦溪因此特别指出,虽然五十年的著作权期限已到,陈著进入公版,但寅老的三位女公子尚健在,应在出版前征求她们的想法,这是一份应有的尊重。而此前三联版文集是迄今收录最全的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版的蒋天枢编校本则依照寅老生前手订的体例,再版时也需给予尊重。

  只是,这种尊重纯应发乎自愿,出自对当下出版需求和对原著及作者的理解,既没有法律约束,甚至也算不上道德考量。

  合乎《著作权法》,不构成对原著的“冒犯”

  在译林出版社出版顾问、《陈寅恪合集》策划组稿者江奇勇看来,从现有史料,尤其从陈寅恪与中华书局编辑的书信来看,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个人态度,有合理性,但是视之为“遗愿”,则言之过重。

  关于陈先生1965年致信中提到的“标点符号请照原稿”“请不要用简体字”两项,江奇勇表示,这是陈寅恪对《元白诗笺证稿》的特别交代,应该是针对学术专业而言。“不要忘记,陈先生那个时候还是学院派教授,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应该可以理解,但谈不上‘遗愿’。”

  对于是否征求陈寅恪三位在世女公子的意见,江奇勇告诉南都记者,因为陈著已进入公版领域,根据《著作权法》,任何人使用无需通过著作权人许可,因此“我们认为无须打扰陈家后人”。

  “此外,《著作权法》永久保护的范围,也就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显而易见不必多言。至于繁简体的转换,本不是修改,而我们在编校陈集的过程中,除排版衍字径删外,没有删去一个字,也没有增加一个字,甚至没有对原文中任何字词加注解,精心保护,何谈冒犯?至于侵犯作品完整权,即歪曲、簒改作者在作品中表达原意的说法,就更不存在了。”江奇勇补充道。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告诉南都记者,译林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和标准,并结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对陈寅恪文集进行了更正舛误、文字订正、调整标点符号、繁体转简体,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应该不构成对其作品修改权的侵犯,属于正常的图书出版编辑加工行为,不涉及著作权问题。

  《陈寅恪诗笺释》的作者胡文辉近日也撰文《陈寅恪论著简体化之我见》,力挺译林出版陈著的简体横排版。他表示,在传统文化雨打风吹去的年代,陈先生将繁体字视为传统的象征之一,抱持之、守护之、捍卫之,我辈当给予了解与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简体字已成主流的语境里,陈先生一时的意愿,不必成为绝对的教条。”

  编辑工作中书名号添加是难点

  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傅斯年赞其学问“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因出身贵胄之家、学识渊博,有“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的美誉。其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古代东方语言文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学等多个畛域,其中敦煌学、突厥学、藏学等皆是专门绝学,大部分著作冷僻艰深,外行难以窥其堂奥。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江奇勇当时购买了一套,但因内容深奥难懂,随即束之高阁。至1995年,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一纸风行。此时重读上古版《陈寅恪文集》,江奇勇依然觉得佶屈聱牙,“太费劲”。“不仅是繁体字,也不仅是竖排版,还有标点,确切地说,是书名号难住了我。书名、篇名、卷次文字均与引文、正文混搭在一起,你必须花功夫区分开,然后才能顺畅阅读。”

  江奇勇透露,此次陈著繁体字转换简体字的工作,遇到的最大难点就是书名号的正确添加。“陈先生著作中大量的书证、大量的典籍名称,多层次分级书名、篇名、诗名及卷次,很多典籍无法查对;尤其是《柳如是别传》涉及典籍繁多,分级标题难断。”

  比如《柳如是别传》中有这么一串书名、篇名:

  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

  这句话中,除了“裁红点翠愁人心”在阅读时无障碍,其他文字读起来十分费力。但若把长句加上书名号则一目了然:

  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

  即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在编辑过程中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添加书名号的方式,经编校团队相互比对后,选取最精简扼要者。

  围绕着陈寅恪,出版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销售最好的不是陈著本身,而是陈寅恪弟子万绳楠教授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及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公众对陈寅恪先生其人其说的认识都是经由二手材料获得的,而不是阅读陈寅恪原著获取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繁体字竖排《陈寅恪集》不太友好的阅读体验不无关系。”江奇勇说。作为出版者,他希望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合集》能接近更多读者,使之阅读其著,体悟其思。

  晚年陈寅恪曾与登门拜访的胡风有这样一段对话。谈到陈著出版,陈寅恪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期!”胡乔木回应:“出版有期,盖棺无期!”江奇勇说,陈寅恪先生生前关心著作能否出版,甚于其表现形式。

  在学者刘梦溪看来,“并不是所有学术著作都需要普及,只要对陈著感兴趣,繁体根本构不成障碍”。而更年轻的学者胡文辉则认为,对于陈寅恪及其学说,首要的依然是“传播的最大化”。“通过简体字一样可以呈现那个古典的世界”“我相信,陈著的繁体字本固然不会被取代,但简体字本的流通也终是无可阻挡。”

  “史集”与“别集”之分有无必要?

  为了更立体地呈现陈寅恪的学术成果,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把陈著分为“史集”和“别集”两个部分。“史集”为纬,侧重展现先生的学术创见,“别集”为经,侧重彰显先生的学人风范。“史集”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讲义集》六种五册,别集包括《柳如是别传(上中下)》《寒柳堂集》《诗存》三种五册。

  封面设计也堪属精心。译林延请屡获“世界最美图书”殊荣的知名设计师朱赢椿操刀装帧,以“经纬”概念为原则定义陈寅恪。全套书为精装,“别集”封面为粉色,纪念先生“晚年颂红妆”之义,饰以烫金经线;“史集”封面为绿色,饰以烫金纬线,总体看去清新雅致。

  江奇勇在《合集》“前言”中写道:“综观陈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羡慕之才华与家学,亦有令人扼腕之失明与膑足。”遭遇的跌宕起伏,使陈著前后阶段表现出两种气象,故此分别以“史集”和“别集”呈现,以“陈寅恪合集”统摄之。

  此外,江奇勇介绍,很多读者对陈寅恪晚年“颂红妆”巨著《柳如是别传》不能理解,即使是钱锺书这样的大家也认为,陈先生没有必要花大气力、大篇幅为柳如是立传。把《柳如是别传》编入“别集”,是告诉读者,这便是先生的“心史”。

  然而,学者刘梦溪却认为,把陈著分为“史集”“别集”是“一大荒唐,完全是对寅老著作的肢解。”

  “难道《柳如是别传》不是史学著作?那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是陈寅恪最重要的史学大著述。寅老的诗也是史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寒柳堂集》了。编入‘别集’,等于被打入另册!为寅老一哭!”刘梦溪向南都记者表示。

  在《南方周末》刊发的《对新刊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的疑问》一文里,学者戴建华指出,陈先生的室号“金明馆”和“寒柳堂”,都典出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是陈先生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一种寄托。合集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编入“史集”,把《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编入“别集”,而几部著作性质上却并无不同。同时,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用“经史子集”,“别集”属集部,相对于“总集”而言,是作家个人创作的诗文汇编,原不应和“史集”并列。戴建华将此编辑体例称为“别出心裁”。

  作为文化符号的陈寅恪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武黎嵩告诉南都记者,理解这位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见惯风雨沧桑的学者,远远不止此一个维度。

  关于陈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武黎嵩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交通史,这其中包括当时欧洲比较兴盛的东方语言文学;二是文史互证的方法论,取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作为史料;三是隋唐政治史研究,这是比较纯正的中国传统史学;四是先生晚年带有个人情感投射的历史学研究,如《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品。晚年陈寅恪寄居广州,双目失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砥砺十年,其间,陈寅恪托弟子蒋天枢从上海借阅书籍寄回广州,先由助手诵读,有了写作思路,再由陈先生口述,助手和夫人唐筼笔录。“八十万字,相当于一部《汉书》的规模,但只分了五章七段,导致《柳如是别传》非常难读。”武黎嵩说。

  南明史的研究在民国时是热门,邓之诚、孟森、柳亚子等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都有涉足。而陈寅恪先生的“晚年颂红妆”不啻另辟蹊径。“我觉得陈先生很多研究,就像用一根针一下子刺到底,他直接抓住大家过去当作花边新闻的‘秦淮八艳’,通过对柳如是事迹的考据,来展现明清鼎革、江山易主之后,汉族的这些有知识、有爱国情怀的士大夫和知识女性,从朝廷到民间的追求民族大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武黎嵩说。

  在访谈中,武黎嵩向南都记者透露了一个至为感人的细节。晚年陈先生在中山大学执教,有门课只有一个人选。当这位同学前来上课,陈先生虽已经双目失明、腿脚不便,还是艰难地爬到二楼将短裤换成长衫,再缓缓下楼来为他一人开讲。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副校长胡守为。而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折射出陈先生身上老一辈学人良好的教养、高贵的品格,以及对世代传承的为师之道的敬畏。

  “陈先生本质上是中国的、是儒家的、是精英化的、是古典的。他不是一个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陈先生始终跟民国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等,无论从主张上还是观念上,保持了很大的距离。”武黎嵩说。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前言里写道:“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今人谈论陈寅恪,往往借寅老酒杯,浇自己块垒。无论其著述以繁体或简体出版,当代读者都应从更多元的维度去接近、观照和理解这位已逝的学人。

  观察

  汉语名著公版书:经典与乱象并存

  根据中国1992年加入的《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尼尔公约》,一般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和作者死后50年内。50年以后,作品的版权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

  由于出版公版书无需支付稿酬,出版成本较低,而一些名家名著又是畅销书和长销书,颇受出版社青睐。相对于乱象纷呈的外国名著公版书,汉语原著公版书的质量普遍较高。但因市场的趋利属性,该领域内亦鱼龙混杂,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与警戒。

  重复生产,却是市场宠儿

  南都记者在当当网上查询发现,譬如常年盘踞畅销书榜前列的清代沈复《浮生六记》,在当当网上能搜索到160多个不同的版本,沈从文的《边城》有277个版本,民国女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有344个版本,老舍的《骆驼祥子》有529个版本,而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每一种的版本数都在千种以上。

  由于市场广阔,在汉语经典名著的公版书领域,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生产。作家出版社编辑赵超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版书销量稳定,在出版机构原创选题不足的时候,补充了选题数量。“但另一方面,公版书选题也会相应挤压其他原创选题的数量。甚至能看到一些出版社的宣发部门,对公版书反而比非公版书更重视。”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成本低、零门槛,公版书领域也广泛存在着粗制滥造、版权不清、甚至以删节改编欺瞒读者的现象。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对读者和原著作者都极不负责任。

  “首先是编校质量问题,经典版本都是经过时间和编辑多年心血打磨的结晶,匆忙上马的书难以在编校质量上有较高的标准。其次,公版书的书名、书封有更多风格,一些风格和原著并不匹配,甚至看到网上经常有吐槽一些公版书的书名和封面‘恶俗’的声音。”赵超说。

  从编辑的角度看,赵超认为,出版社因境况艰难而出版公版书属无奈之举,但如果本末倒置,将公版书置于原创书籍之上,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则扼杀了这个行业的探索精神。

  “有的社里专门辟出一个部门来做公版书,虽然做得很差,但是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向后的,不是向前的。这跟编辑怎么定义做书这件事,以及编辑个人的选择有关。”

  保持高冷,或俯就大众?

  出版社或出于销量考虑,或者出于出版人的责任心,在公版书的出版中发展出许多“创新”的套路。而这些“创新”的主旨,大抵是使经典更加“接地气”,有眼缘。

  1998年,九州图书出版公司推出丛书“官场菜根谭系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将沈复的《浮生六记》命名为《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命名为《一个师爷的牢骚话》,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命名为《一个师爷的家常话》,许同萃的《牍髓/公牍学史》命名为《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书封统一设计为大红底子烫金扇面勾白描人物肖像。审美僻陋尚在其次,将沈复、许葭村、杨恩寿等一干清代文人统摄在“师爷”名下,将大名鼎鼎的《浮生六记》、《秋水轩尺牍》等作品冠以一个看似通俗其实十分有欠妥当的书名,实为“媚世”之举。

  除了改标题、换封面这种常规操作,有心的出版社会用当代热门IP和公版书互为加持,以制造话题、吸引流量。2016年,果麦文化推出由豆瓣超人气作者张佳玮翻译为白话文的《浮生六记》,该书经人气演员李现推荐,迅速蹿红,畅销300万册。而同样由果麦文化和新世相推出的《青春版红楼梦》却不那么走运。该版本的目标受众本是城市青年,但粉红娇嫩的封皮被吐槽为“痰中带血”,而宣传语中自称“修正了一些多年存在的讹误”“是最贴近原著的版本”,更是受到红迷和学界的质疑。最终,这版红楼梦并没有如预期的“在城市中重新流行起来”,反而惨遭网友在豆瓣发起“一星运动”抵制。

  正如一位网友在豆瓣上评价的那样:经典并不需要改头换面、淡妆浓抹地推广,它会选择自己的读者。

  还有更细致入微的问题。目前市场上多种版本的《呼兰河传》都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的《呼兰河传》为底本。但那一版文稿其实并非原稿,为了更辞达意畅、便于阅读,小说中的部分东北方言或用词较“别扭”处乃至标点符号经过了编辑修改。而人文社版的《呼兰河传》则是以上海杂志公司的初版为底本,保留了萧红作品的“原汁原味”。该书责编陈建宾告诉南都记者,这是个行业规范问题,他个人更倾向于“不去动”原著,存疑的地方添加注释。

  “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对编辑而言,存在着修改和保留之间的张力。80年代国内的编辑有修改作品的习惯。后来的公版书出版时对版本不加甄别,导致读者读到的不是作品原貌。”陈建宾说。

  优质公版书需要高水准编校团队

  最近几年,老舍、傅雷、陈梦家、周作人、张恨水、翦伯赞、熊十力、田汉等一大批近现代知名作家和文人学者的作品进入公版,对出版社而言既是福音,又是挑战。

  正如陈建宾所言,做好公版书,需要“专业精神”。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惟有高水准的编校,才是优质公版书的保障。2018年,周作人的版权进入公版领域。2019年,世纪文景推出《周作人译文全集》,2020年又再度推出《周作人集外文》,是对知堂先生译文及集外文的一次丰富透彻的呈现。上述版本之所以严谨可信,风评良好,皆因图书编者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周作人集外文》编者之一陈子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从事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与编订工作,编辑《周作人译文全集》的止庵则一直是周作人研究者与作品的整理者。

  相对而言,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的编者虽非学者,而是出版人,却依然有较高可信度。此次编校团队除江奇勇本人外,还有六位,其中编审二位,编辑二位,专职校对二位;拥有正高职称的二人,副高职称四人。六人均曾参加安徽出版集团承担国家基金大型出版项目《昆曲大典》编辑校对工作。

  江奇勇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昆曲大典》工作后,对于繁体字、异体字有了极为深入的认识,积累了繁简转化的丰富经验。尤其幸运的是能邀请到《昆曲大典》付印把关签字责任人徐麟先生参加,这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陈集繁体字转换简体字工作的保障,也是我们编校团队的定海神针。”

  据悉,在图书付梓之前,译林出版社的责编又逐字比对底本进行了严格编校,同时交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古籍领域的专家全书审读。

  “应该说,这个版本我们不是为学术研究准备的,而是为普通读者准备的。”江奇勇告诉南都记者。作为《陈寅恪合集》的策划人、编选者和编审组成员,他十分严谨和谦逊地对待此次高难度的编校。“译林出版社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合集》上市以后,欢迎读者朋友能够帮助我们找差错、指缺点,以便我们重印时改正。”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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