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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驶出历史迷雾的“南海Ⅰ号”
装载文物逾18万件的中国古船,要驶向哪里?

  南都讯 记者黄茜 1987年8月,一艘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的古船,在广东阳江市以南20海里左右的南海川山群岛附近被发现。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南海Ⅰ号”。对“南海Ⅰ号”的打捞和考古发掘工作已持续超过30年。

  8月6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会上,南都记者获知,2014至2019年,“南海Ⅰ号”船货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沉船中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展现了我国宋代繁盛的海外贸易体系,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Ⅰ号”考古队领队孙键。

南海Ⅰ号出水德化窑的青白釉印牡丹纹六棱带盖执壶。

南海Ⅰ号由沉箱整体打捞。

  争论:水下发掘还是空气中发掘?

  孙键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Ⅰ号”考古队领队。在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的第二天,他又风驰电掣赶回了广东。“我的单位在北京,家在北京,但我一年有八个月在‘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现场。”孙键告诉南都记者。

  因为广东天气燠热,发掘工作只宜在每年的2月至5月、10月至次年2月之间进行。一方面必须严谨细致,另一方面又因气候的原因必须争分夺秒。

  为了保证沉船及船上的有机物和其他生物不受到环境剧烈变化带来的影响,“南海Ⅰ号”实施考古发掘的第一步,是向水晶宫整体注水。

  注水之后,面临着如何发掘的问题。据孙键介绍,关于“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有过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刚发现古沉船时,业界对“南海Ⅰ号”实施水下发掘还是整体打捞展开过激烈讨论。经打捞专家、工程专家、交通部的专家以及海洋施工人员反复论证,整体打捞方案胜出,“南海Ⅰ号”沉船的完整信息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

  第二次争论则是“南海Ⅰ号”随着整个沉箱移入水晶宫之后。当初建设水晶宫的初衷,是为了将“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全程向公众开放,让公众目睹考古人员在水下作业。孙键指出,水晶宫的想法虽然很妙,但有失误的地方。“因为静水环境里,一旦泥沙搅起来,不仅观众看不到水下田野工作,就连潜水的工作人员也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这一次,在水下发掘和空气中发掘的争论中,考古队最终确定了空气中发掘的方案。具体方式是逐步降低水位,工作人员得以在空气中田野作业。“但水晶宫始终是注水的,只是发掘面比水面略高一些。”如此,既能实现精细化发掘,又能通过环境控制,利用水位减少沉箱内温度的变化。

  提到此次考古发掘的难点,孙键告诉南都记者,由于“南海Ⅰ号”在海洋中沉没了几百年,此后又经历调查、搬运等诸多环境改变,在发掘中的土方包含有大量遗留物与历史信息。五年的工作当中,考古队处理了几千吨土方,所有掘出的土方都需经过筛选处理,再运送到填埋区掩埋。

  此外,由于船体空间狭小,所载文物极端密集,也给考古发掘工作增添了难度。“人都没有站的地方,全是文物。”孙键苦笑道。

  “船上的货物是一层层摞起来的,最高的有十几层。一开始用踏板吊下去,但这种方法效率太低,实际上不可行。最后用海绵垫进去,一点一点来。”

  与“盗宝”不同,考古发掘不仅要将文物从原始环境中取出,还需要对其做测量和定位,记录文物在遗址的空间位置、三维坐标。“原来是拿皮尺测量、手写记录。现在我们可以用三维激光摄影、精准测量、同时进行数据管理。沉船打捞上来以后,我们希望不仅把东西拿出来,另外一个要做的工作是现场的及时保护。客观上我们要做到可回溯性。”

  在船舱里码放货物有先后顺序,通过精确定位,每个瓶瓶罐罐“怎么包装、怎么运载、怎么放置,都可以还原。哪些货物先上,哪些货物后上,是从哪个港口,怎么上的,包括哪些先销售,哪些后销售,都可以从之判断出来。”孙键向南都记者表示。

  现场:精细,连一根南宋人的头发丝也能找到

  五年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所所长姜波多次去到“南海Ⅰ号”考古发掘现场,在他眼里,“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运作”。

  “有田野发掘,有数字化的扫描与记录,有海洋工程方面的人员做相关的配套性工作,另外还有实验室的文物修复在现场进行。有一个很特别之处是,博物馆的观众可以目睹整个发掘的过程和文物保护的过程。对观众而言,会有很强烈的震撼的观感。很多人都想亲眼看看考古是怎么干的。”姜波告诉南都记者。

  据他介绍,发掘工作的现场汇聚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室内发掘阶段,参与的一部分人是考古学家,负责船体的发掘、文物的清理、提取,一部分人是文物保护专家,因为海洋出水文物要进行脱盐、脱水、脱硫的处理。他们在发掘现场直接让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处理的过程。还有类似于海洋工程技术人员,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技工,他们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现场文物清理工作。”

  一个难点在于木船船体本身。“因为随着水分散失,木船可能会变形,可能会损坏。怎么样把它清理干净,又完整地保留下来,足够支撑以后的研究,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木质船体的发掘和保护,对各国水下考古队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虽然发掘工作用了五年,姜波认为,这个进度不算缓慢。他告诉南都记者:“考古工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原则上要以无比精细的工作去提取最丰富的历史信息。此次的发掘相对比较细致,所有的泥都是筛洗过的。比如在发掘的时候,甚至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一根南宋人的头发丝。”

  文物:17万余件瓷器、130余吨铁器

  经过五年的发掘,“南海Ⅰ号”出水的文物数量是令人惊叹的。“这条船是个满载的商船。出水的登记在册的相对完整的文物超过了18万件,还有大量的碎片文物没有统计在内。”姜波告诉南都记者。

  据悉,“南海Ⅰ号”上的文物主要有三个类型:一为船货,二为船上的生活物资,三为船客个人携带的物品。它们涵盖瓷器、铁器、铜器、漆器、金银器、玉石器以及朱砂水银、动植物残骸等多种门类。其中,瓷器的数量最丰,达到了173545件。同时还有金器189件、银器198件、铜器196件、铁器13件、铅锡金属器60件、竹木漆器99件、玉石玻璃器26件、材质不明器物274件。

  瓷器的数量蔚为大观,大约可以推断,这是南宋的一艘以海外陶瓷交易为主要目的的商船。这些瓷器产自于江西景德镇,福建的德化窑和磁灶窑,以及浙江的龙泉窑。

  “沉没的过程中,从水面沉到水下几十米,瓷器会发生碰撞,环境也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其实瓷器的大部分有破损。但从考古的角度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完整的。”孙键说。

  南都记者发现,在“南海Ⅰ号”出水的陶瓷中,有品相上好的青釉内出筋菊瓣纹花口碟、青釉内出筋菊瓣纹盘、青釉刻画花卉纹碗等,釉色朴实醇厚又不失灵动秀美,是南宋龙泉青瓷的佳作。青白釉印缠枝花卉纹折沿芒口盘,釉色浓郁、印花繁复,代表了南宋景德镇青白瓷的极高水准。福建晋江市的磁灶窑是宋元时期华南沿海一处重要的外销产地,此次出水的绿釉印花卉纹折沿菱口碟,器身内外遍施绿釉,绘缠枝葡萄纹,光艳耀眼,具异域风味。

  “这条沉船完完整整地把泉州港瓷器集散的情况展现在我们眼前。”姜波告诉南都记者。以德化窑执壶为例,姜波说,“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产品的设计,也决定了产品的烧造。从这方面,你就能看到东西方海洋世界的互动,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南海Ⅰ号”上还载有大量的铁器,总重量达到130吨之巨。货船上装载大量铁器出口,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悖,成为“南海Ⅰ号”给考古研究人员留下的另一个不解之谜。

  物资:羊86件、鸡46件、鹅40件,猪9件……

  “南海Ⅰ号”长30余米,宽10余米,这种体量的福船,通常可搭载乘客一二百人,行至东南亚或西亚,航程大约四五十天。为了确保航行中的营养供应,航船上会配备充足的生活物资,包括一些可随时宰杀以供饮食的禽畜类。动植物遗骸的出水,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南宋远洋贸易航船上船员及乘客的身份、习惯及日常生活。

  考古人员发现,“南海I号”沉船携带的家养动物中以羊的数量最多,为86件,又以绵羊数量较多,次之为家鸡46件和家鹅40件,猪的数量相对较少,仅有9件。

  为何羊的数量为最多?孙键向南都记者解释,一方面,宋人以吃羊为尚;另一方面,有可能船上的乘客有特定的信仰。

  “南海Ⅰ号”上也发掘出部分人体遗骸,包括人的下颔骨、肋骨、锁骨等。孙键告诉南都记者,在考古领域有明确公约,对人体遗骸需持一种很敬畏和慎重的态度。因为船舶下沉时的冲撞、潮汐影响、鱼类扰动,人体遗骸很少能在水下完成保存。目前已有人类学家对已发掘出的人骨进行DNA检测。

  同时,“南海Ⅰ号”出水的植物大部分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以核果类和坚果类为多。腌制成话梅的梅子,被当成干果食用的橄榄和槟榔,都是为远洋航海特意选备。此外还有荔枝、胡椒、石粟、滇刺栆、南酸枣、银杏、冬瓜、水稻、花椒、松子、葡萄等等。更有意思的是,考古队员还从“南海Ⅰ号”中发掘出一罐咸鸭蛋。有工作人员分析,它并非用来在航海中食用,而是作为货物的一种,这证明了南宋的远洋贸易有着此前为人们忽略的丰富层次。

  “南海Ⅰ号”出水的金银器,大部分是乘客随身携带的饰品或物件。它们当中的二龙戏珠金镯、金花卉纹镯、金缠钏、金璎珞、金戒指……历经千年依然光华璀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饰品都是异域风格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孙键说。他认为,从这个方面看,“南海Ⅰ号”应该是搭乘了来自不同地域的船客。

  疑点:偏离常规航线、大量出口铁器、沉没原因不明

  随着舱内货物全部清点完毕,“南海Ⅰ号”逐步向人们露出真颜。它是一条福船,从船上装载的货物及其产地来看,考古人员认为它最有可能发自泉州港。船上为乘客备下大量活羊及鸡鹅等禽类,较少吃猪肉。从乘客随身佩戴的饰物推测,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度,其中的一些人十分富有。

  但仍有让人疑惑的谜团。比如,沉船地点。“南海Ⅰ号”的沉没地点显示它偏离了商船常规的行经航线。“中国古代尤其在宋代某些特定的阶段,不同的港口对应不同的外销路线。比如温州港、板桥港对应的是东北大航线,去往日本、朝鲜等地。而泉州港、广州港对着西南方向,也就是东南亚、西亚。”孙键说。

  他告诉南都记者,在宋代海外贸易制度里,如果商船从某个港口出航,去做海外贸易,就不能够再去其他的沿海城市。“它有一种检控制度,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海关。船装满货物以后,官员会跟着上船,船会一直开到外海,比如一直去到东南亚。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天津上船,中间再跑到烟台、上海。而这条船的沉没位置背离了传统的主航道。我个人倾向于它有可能到过广州,但为什么能到广州?这是有待研究的。”

  在“南海Ⅰ号”刚刚发现不久的时候,也有学者专家推测其始发港为广州港。但是孙键说:“这条船的货物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明确产自广东的器物。去广州港有可能是上客人,或者是下客人,或者是出于别的目的。从宋代的航海贸易管理制度上,我们可以去进一步探讨。”

  另一个非常新颖的方面,是船上铁器的大量输出。在宋代,瓷器和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但金属制品在海外贸易中受到严格限制。

  “宋代的时候中国开始大量地使用化石燃料,也就是用煤做燃料。解决了燃料问题,金属加工业的冶铁产量提高得非常快。这样,就可以提供半成品的铁条,其他地区购买了以后加工成刀、矛、犁等。但宋代的铁器是明文规定不可以出口的。不光是对南方,对北方少数民族尤其不可以出口。中国对铁的管制一直到明代都是非常严格的。”孙键告诉南都记者。

  然而“南海Ⅰ号”上却装载了多于130吨铁器的成品和半成品。是非法贸易吗?孙键不这么认为。这么大体量的钢铁,况且船上还有官员随行,不大可能出现“走私”行为。“南海Ⅰ号”出水文物作为历史的实证,将对相关文献作出重要的补充和修改。

  而各界关注的“南海Ⅰ号”沉没的原因,至今依然无定论。孙键透露,“南海Ⅰ号”上13个“水密隔舱”都装满货物。此外,船尾两个对称的较小的尾尖舱,原本不应载货的,也装载了一定数量的货物。此前有人推测,“南海Ⅰ号”沉没是因超载。

  孙键表示,目前这个阶段下定论还太早。“考古工作要有依据。不能简单地因为装的货物多就说超载了。现在船货我们已经清完了,但船体本身的发掘还有一年。它的沉没有可能是因为超载,有可能是触礁,也有可能是因为恶劣天气而倾覆,甚至有可能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现在说沉没的原因,只能做推论,我认为不严谨。”

  宝藏:无与伦比的水下考古发现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亘古绵长。根据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学者李庆新在《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的介绍,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与日本民间已有海上交通贸易联系。汉武帝时,南海海上交通开辟,从东南沿海出发,循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与陆上丝绸之路殊途同归。在唐代,从广州出发的商船,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可达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至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陶瓷成为最主要的外销产品,宝剑、马鞍、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亦在出口货品之列。

  南宋时期,从泉州港、广州港出发的商船,向南可达泰国、印度尼西亚,过马六甲海峡,向西可至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直抵土耳其,或西行远至埃及、索马里、肯尼亚。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是800多年前“南海Ⅰ号”起航时的目的地。

  因为毗邻南宋首都临安,泉州港在此时期帆樯林立、贸易繁盛,有“富洲”之称。“南海Ⅰ号”只是从泉州港发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载货船舶之一,从它身上,却可窥见古代中国海洋贸易鼎盛时期的一片旖旎的掠影。

  “泉州去年已经申遗了,没有成功。大概明年还会申遗。就南海一号来说,我们把它叫做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点,也即一个实证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800年前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船,装满货物出去,这条船上有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从事海外贸易。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其他的都是文献,这是一个真正的实证。”孙键说。

  “南海Ⅰ号的价值是很独特的。”姜波也告诉南都记者。“它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于世界水下考古而言,它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以前我们在水下做考古发掘,难度是很大的,损失的考古信息也很多。但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世界水下考古人的愿望,把一条船完整地挪到博物馆里做精细化发掘,获得比以前更丰富的考古信息。沉箱整体打捞,也开创了一个水下考古的新纪元。”

  访谈

  南都专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 宋人扬帆四海,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走向鼎盛

  南都:“南海I号”的始发港最大可能为泉州港。在南宋时期,泉州港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它是一个比广州港更繁华的港口吗?

  李庆新:广州是汉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大港,北宋时期广州在全国外贸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人朱彧说,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市舶,“唯广最盛”。南宋前期广州仍是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之一,史书记载“宝货钱物浩瀚”,“收课倍于他路”,有“天子南库”之称。广州“番坊”有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诸国商客居留。南宋末年,受经济衰退、战争等因素影响,广州贸易不振,原居广州的西域人后裔蒲开宗移居泉州。元朝中期广州贸易得到恢复。大德年间广州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广州,称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极其庞大,“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舶多。”

  泉州是唐后期新兴的贸易港口,然而直到北宋元祐二年(1087)才在泉州设福建路市舶司。泉州置市舶司后,贸易不断增长。南宋时期迁都临安(今杭州),福建临近都城,大批宗室贵族进入泉州,他们是商业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增加了地区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对泉州贸易有刺激作用。泉州经济迅速发展,号称“富州”。泉州在宋元之际没有受到战争破坏,成为元朝最著名的港口。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eh)来泉州,看到港内有大艟克船约百艘,小船无数;他认为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在南宋,广州、泉州与明州是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南海I号”沉船有可能来自泉州,但反映了南宋前期海外贸易的境况。

  南都:目前可知的“南海I号”出水的文物中,有哪些您觉得特别有研究价值?

  李庆新:“南海I号”沉船发现器物最多为瓷器,来自宋代江西、浙江、福建的窑场,一些瓷器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说明这些中国瓷器在海外有广阔市场销路,显示实用性商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陶瓷生产与对外贸易接轨并产生互动,出现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外销瓷”,并形成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销售方式,外销瓷产地与贸易港口之间也形成共同繁荣局面。唐代外销瓷产地分布在华北平原及东南沿海,而南海I号发现的外销瓷来自东南沿海,这与唐宋时期政权更替、国家版图变迁有直接关系。

  南海Ⅰ号沉船发现数量巨大的中国历代铜钱、银锭、金箔,古代钱币年代最早为新莽货泉(8-23年),最晚为南宋乾道元宝(1165年),证明此船沉没不早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中国钱币在东南亚、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广泛流通;另一方面说明宋代长期实施“钱禁”效果不好,无法禁绝铜钱外流,对研究宋代经济史、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史、东南亚货币史等有重要价值。

  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南海一号沉船发现人骨、动物骨头、水果残核、朱砂、罐装咸鸭蛋、亮丽精致的漆器残片、石枕、观音坐像等等,估计为船上人群日常生活、祭祀活动用品,对了解宋代航海人群的海洋社会生活、海洋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南都:“南海Ⅰ号”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什么帮助?

  李庆新:宋代是个伟大的朝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宋朝始终推行发展海外贸易、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宋人四海扬帆,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沿海港口空前繁荣,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南海Ⅰ号沉船考古与研究,不仅再现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的波澜壮阔的经典场景,让世人领略了引领潮流的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带入波澜壮阔的航海时代,也将给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如港口史、交通史、贸易史、造船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带来新突破,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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