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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伤寒名医黎庇留与《伤寒论崇正编》

  巧用经方,救治鼠疫见奇效

  清末光绪甲午年(1894年)初,广州天气异常炎热,恍如盛夏,而且全城久旱不雨。异常的气候下,自2月起,鼠疫从广州城南玉带河附近的南胜里开始,悄然蔓延至西关一带,尔后席卷全城。

  鼠疫来势汹汹,不仅发病迅速,而且死亡率极高。据当时《申报》记载,“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有一家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可谓十室九丧。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不绝。棺木店昼夜赶工,仍应接不暇。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鼠疫中,死亡者超过11万人,其中有一半人在4-5月间丧生。

今天的广州西湖路流水井巷。黎庇留当年曾在巷内开设医寓“崇正草堂”,行医授业。

《黎庇留医案》,1958年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出版。

《伤寒论崇正编》,1925年粤东编译公司铅印线装本。

  当时医生多不知鼠疫发病的缘由,因为鼠疫患者常有淋巴结肿大,因此鼠疫被称为“核疫”,有人从温治,有人从凉治,疗效均不佳,十死八九。

  面对汹涌疫情,时任广州太平局十全堂医席的黎庇留、易巨荪、谭星缘经过反复商讨,认为“核疫”与《金匮要略》中阴阳毒相类似,和一般瘟疫不同,此病是毒极而不是热极,如果以热症来治,常常因误治而致死。他们根据《金匮要略》的经方,拟定升麻鳖甲汤为治疗主方,因升麻能解百毒,辟瘟疫,为方中主药,而且必须重用至二三两。当时业内用药有“升麻不过五分”的说法,如此大剂量服用升麻骇人闻见,有些药店甚至不敢抓药。

  黎庇留曾治疗过一个患鼠疫的女性,十八岁,高热,大渴,谵语,胯下有包块,非常疼痛,就诊时已经神志不清。黎庇留以大剂量的升麻鳖甲汤加犀角与之,嘱咐要日夜连服二剂。第二天,家属称服第二剂药后能睡,醒来神志已清醒一半。黎氏在原方基础上加了龙骨牡蛎,升麻仍用二两,到下午,病人已经清醒,黎氏叮嘱仍续用升麻二两。家属来告知,药店不肯售药,称升麻从未用如此大量。黎氏告知药店,药已用过有效,不用多疑,于是药店才肯出售。第三天上午,病人自行来医局复诊,神清气爽,继续服药二天后痊愈。

  十全医局能治疗鼠疫的消息不胫而走,医局每天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黎庇留将升麻鳖甲汤制成散剂,广赠世人。他担心升麻用量大,世人不敢服用,于是巧行仁术,事先将升麻研末,每包升麻为一两三四钱,二包作一剂煎服,每日仍用升麻二三两,据称治疗鼠疫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在1894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源,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日见其多。”

  伤寒名家,“四大金刚”传美誉

  救鼠疫于危难的这三位医家黎庇留、易巨荪、谭星缘,正是清末民初,在广州医林中以专研伤寒之学而著名,他们与陈伯坛一起被称为“伤寒四大金刚”。

  黎庇留,名天祐,庇留是其字,号乐三,广东顺德人。黎庇留本为秀才出身,他以儒通医,潜心专研仲景伤寒之学,对于经方的运用挥洒自如,经常用桂枝汤、柴胡汤、理中汤等经方为亲友治病,全都应手而愈。黎庇留弃儒就医,于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设馆行医。易巨荪曾称赞黎氏:“庇留以孝生员兼大国手,精伤寒金匮,为吾粤诸医之冠。”

  光绪甲午年(1894年),黎庇留与易巨荪、谭星缘一起担任广州太平局十全堂医席,共同主持医务。因彼此意趣相投,常邀陈伯坛一起,四人于灯残人静之时,酒酣耳热之际,畅谈灵素略论之理,交流仲景医学心得,如有危重疾病,他们还联合会诊,共同商讨,故有伤寒“四大金刚”之誉,在广州医林传为美谈。

  光绪丙申年(1896年),黎庇留创办衷圣医院,常常为民赠药,治疗时疫。他行医羊城数十载,因为医术高超,每每能立起沉疴,与赵鹤琴、陈伯坛、陈月樵又并称民国广东四大名医。黎庇留为人淡泊名利,毕生以济世活人为志,常说:“人生最可贵者,莫如尽己之力,以为斯民服务。果能忠诚在心,廉洁自守,则益在人民矣,又何必孜孜为已哉?”

  民国初年,黎庇留在广州流水井(今广州西湖路)设医寓“崇正草堂”,行医授业,大厅悬挂“振兴医风,换回国命”对联以自勉。广东省名医许振庆、马云衢、苏世屏均为其授业弟子。其子黎少庇子承父业,于1946年在医寓开办医学传授班,有门人汤仙州等28人。

  著书立说,衷圣崇正论伤寒

  《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著

  作之一,为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书中确立的六经辨证体系,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中记载的方剂,因效验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古人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可读医书难,读《伤寒论》难之又难,这是为何呢?

  缘由《伤寒论》成书不久,原著未及流传就已经散落,书中内容由西晋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成书。继南宋成无己对《伤寒论》编注后,后世研究《伤寒论》者众。历代医家纷纷对伤寒条文注释,各有所长,也各存偏见,至今书中许多条文的内涵仍存疑问,这是《伤寒论》难读之因也。

  黎庇留一生钻研伤寒之学,他认为研究《伤寒论》,可以参考前人的注解,但不能盲从盲信,要将全书融汇贯通,同时结合自身的临证实践,才能悟得仲景真谛,而不致受古人混淆视听之误。为了能“尊崇先圣,辩正前贤”,黎庇留晚年将自己五十年的研究经验,著成《伤寒论崇正编》8卷。

  《伤寒论崇正编》编写体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伤寒论》原文每条条文下,黎庇留都罗列了历代医家的注解,上及晋唐宋金元,下至明清各派,包括陈修园、柯韵伯、喻嘉言、张志聪、方有执、张景岳、张石顽、唐容川等。除了荟萃历代医家的注解,黎庇留还在书中以夹叙夹议的写法,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前人的注释或者赞同,或者反驳,或者直言指正,或者阐发补充,以利于后学者取长补短,择善而从。黎庇留还特别强调临证实践,认为治学《伤寒论》必须从实用出发,以书勘证,以证勘书,所以在注释条文时,常常加入自己的临床经验,或者引用临床验案进行说明,反映了黎庇留深厚的学识经验。

  黎庇留态度鲜明地认为,王叔和在编次《伤寒论》时混入了个人手笔,导致流传后世的《伤寒论》中部分篇章并不是仲景原文。因此,读《伤寒论》时必须略去这一部分,以免被误导。鉴于此,黎庇留在撰写《伤寒论崇正编》时特设“删伪篇”,对《伤寒论》中认为是王叔和之作的条文删减达75条,这也是《伤寒论崇正编》与其它伤寒著述最大不同之处。友人左公海高度评价说:“从此治伤寒者,如迷途之有老马,如暗室之得灯,向苦难之又难,今则易之又易。”

  《伤寒崇正编》问世后,对于广东近代伤寒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后世不少《伤寒论》研究著作均仿照本书体例进行编写。

  临证应用,精妙医案启后人

  黎庇留临证数十年,医人无数,在著书立说之余,他将历年所治诸证中,选择具有研究意义的案例,叙其过程,论其得失,写成医案,从而与《伤寒论崇正编》相引证。可惜原稿已散佚,目前仅存的医案不过十分之一。 1958年,其子黎少庇将遗留的医案,遴选精英,并请名医萧熙加以评述,编成《黎庇留医案》。

  全书共载医案50余则,全都采用经方治疗,大多为重病、急病、疑难病的治验。有些医案,或者症状奇特,或者用药奇妙,可以称为奇案。而观黎庇留临证诊治,果敢又审慎,用药如用兵,步步为营,运筹帷幄,读来十分精彩。

  有一产妇,分娩后,肚子仍和产前一样大,到第二天,更大。医生给予生化汤服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大一日,又异常疼痛,直到第五日,腹大如瓮,几乎快要胀开,才请黎庇留来诊病。黎庇留详细问诊后,发现产妇生产时,胎儿已先死,但当时血与水点滴未流。黎氏认为这是水血相混,腐败成脓,就如一大疮,非大猛烈之剂,不能攻取。他沉细良久,给予桃仁承气合大陷胸汤。患者服后,泻下脓血半桶,臭不可闻,腹肿立刻消了九成,但仍然痛不可耐。庇留继续用寻常攻痛之药,效果不好。考虑到这是顽疾,非抵当汤不能除之。于是用水蛭合虻虫煎服,前后三剂共用二十余条水蛭,肿势日渐消尽,身体如常。三年后,此妇连产二子。

  有一十五岁少年,因食过饱,夜半腹痛厉害,烦躁,手足不自主地抚摸床缘,床上的铜钱摸入口竟可咬碎。第二日,家人请黎庇留诊病。诊病时见他无钱可咬,则自咬手臂,双目紧闭,惶惶不安,让他睁开双目,只露白眼,黑睛全无。黎庇留认为这是阳明悍气之病,急忙以大承气汤泻下,当时正三点。到了四点,未得下,再与大承气汤一剂;五点,依然未下,再服一剂,加多大黄四钱;六点,仍未得下,再以此方加重;七点,黎庇留诊病见病人腹中雷鸣,有放屁,知有欲下之势,应当乘机穷追直下,但大承气汤已连服四剂,于是将四剂药渣合并煎热,一半敷肚剂,一半薰肛门,不到二十分钟,即下黑粪如泥浆者一大盆。用大承气汤后,一般所下者皆为水,而此症连服四剂,仅得泥浆之物,阳明悍热之凶险,可见一斑。病人泻下后,手足安宁,当晚即能酣睡。但睁眼仍只有白眼,用药调理十余日才恢复如常。整个治疗过程中,黎庇留一直留于患者家中观察病情,直到患者恢复才告辞回馆。

  本病凶险异常,黎庇留直言,是役惊心动魄,殚情悴志。大承气汤为峻下之剂,但数小时内连服4剂,若非医术高超,胸有成竹,断不能有此胆识。但同时也是病人信任之笃,若非全力信赖医生,守方到底,则不能有此奇效。萧熙评述此案说:“治病与就医,皆重在于一专字。医者专心治病,病家专心任医,则病虽沉笃,多有可愈。”

  著名中医学者何绍奇高度评价此书,认为:“《黎庇留医案》与沪上曹颖甫先生的《经方实验录》,可谓同时代人的比肩之作”。萧熙也称赞:“试看这本医案中关于经方的灵活运用及推陈出新的手法,便可以意味到黎氏在伤寒学上造诣的深度,从而认识到本书所记病案,不仅是宝贵的活的经验的结集,而且在它里面还反映着湛深的理论的基础。”

  文/饶媛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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