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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李辉:我眼中的沈从文与黄永玉
“以史料支撑历史的细节”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张雨婷 1982年,黄永玉带着80岁的沈从文一起回湖南凤凰,住在位于白羊岭的黄家。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六年后,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1934年拍摄的凤凰虹桥。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这张照片由著名诗人冯至拍摄。

  作家李辉

  黄永玉画的沈从文故居。

  黄永玉画笔下的凤凰古城北门外。

黄永玉的《阿诗玛》一书,封面书名由沈从文题字。

  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叔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1923年,年轻的沈从文独自北上,一年后,表侄黄永玉在湖南出生,12岁时离开家乡,一路在漂泊中成长。两人都早早走出了湘西,都对漂泊情有独钟。

  赴京几年后,沈从文很快就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的欣赏和帮助,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在大陆另一边的黄永玉,则以艺术家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中精彩亮相。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上世纪80年代,李辉以文艺记者的身份认识了沈从文和黄永玉,从此结下忘年友谊。在李辉看来,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内在文学情怀的关联,以及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成为维系着这对表叔侄的精神上的联结。

  叔侄关系之外,他们亦师亦友,沈从文更是黄永玉一生的领路人。表叔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对美的欣赏,对创造的沉溺,都在黄永玉心中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这对从湘西走出来的表叔侄,在艰难日子里相濡以沫,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在漂泊中执着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在李辉的众多藏书中,有两本书印证了这一点。一本是1957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另一本是1960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龙凤艺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画封面。这是两代凤凰人之间的文化唱和,文化情怀与亲情血脉,两相呼应交融,呈现出无比丰富的生命气象。

  拥有30年记者经历的李辉,也许是采访过最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写作者。上周,李辉带着满腹故事与史料,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举办讲座,讲述他眼中的沈从文和黄永玉,倾力还原两人有温度的记忆。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到面对材料时的谨慎,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叙述中敬畏历史,在旧闻旧事、陈迹残影中抓住细节,这是李辉的写作特点。

  多年来,李辉或写作,或策划编辑了不少与二人相关的图书,包括《沈从文与我》《黄永玉全集》等,去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平和与不安分》则集结了几篇李辉写沈从文的文章,从文学、家庭、爱情到历史的际遇,在与当事人回忆、口述、相关史料相映照之下,李辉写出了一个“既平和又不安分”的湘西人。

  能够鲜活而富有细节地讲出人物的经历脉络,得益于李辉多年的收集和积累。材料是他研究人物的底气,李辉家里的史料收藏非常多,他说,“我喜欢收集史料,喜欢和老前辈打交道,他们对我很好,贾植芳是我的恩师,黄裳、萧乾、冰心的书信留下来就是宝贝,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史料很重要,有史料才能支撑历史的细节。”

  访谈

  沈从文黄永玉关系一直很好

  南都:沈从文和黄永玉的叔侄关系,两人互相之间的来往细节可能大众知之不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近?

  李辉:沈从文和黄永玉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1923年,沈从文前往北京闯荡社会,沈从文走后,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的桃源结婚。一年后,他们的长子在常德桃源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南都:有一个说法,说沈从文和黄永玉晚年越走越远,这个说法对吗?

  李辉:那是误传,他俩之间一直关系很好,而且因为说的都是凤凰话,所以包括后来干校、“文革”期间,都一直有往来。1982年的时候,黄永玉就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回湘西,那是最后一次回湘西,到湘西之后他们两个人也过得特别开心。有一张照片,是沈从文在小学里,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可惜后来这个教室拆了,如果这个小房子保留下来多好。回到北京之后大概是下半年,沈从文就突然中风,偏瘫了。

  沈从文性格里的“不安分”

  南都:1923年,沈从文开始“北漂”,作为从湘西这样一个比较偏僻地方走出来的文人,一开始沈从文如何融入北京的作家圈?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李辉:1923年,沈从文是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当年他才21岁,到北京之后先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就去看他。当时沈从文处境艰难,房间没有火炉,冻得发抖,郁达夫见状,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把雪花抖掉,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郁达夫拿出当时并不算少的五块钱,请沈从文到饭馆吃饭,并把所找的零钱都送给了沈从文。后来,郁达夫就写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受到社会冷遇生活艰难的青年鸣不平,进而抨击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这篇文章就是写给沈从文的。

  郁达夫之后,就是和徐志摩的来往更多一些。沈从文很得徐志摩的欣赏,1925年11月,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从来稿中发现散文作品《市集》,将原来的笔名“休芸芸”改为沈从文,发表时,他还特意写一段“志摩的欣赏”为之推荐,他对沈从文评价很高,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后来,沈从文对于徐志摩还是一直很感恩的,1982年之后沈先生继续写了三四篇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写得也很好。

  徐志摩的朋友圈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人、外交官等,徐志摩先后将沈从文介绍给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邵洵美等人。上世纪30年代北京有一个“京派沙龙”,后来沈从文的朋友里面,包括何其芳、卞之琳、萧乾,都是一个圈子的。

  南都:先后作为《北京晚报》《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你有很多机会近距离接触老一代作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沈从文的情形吗?

  李辉:第一次见沈先生是在1982年,我有幸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晚报》,以记者身份采访文艺界。那一年6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在一个小组会上我遇到了沈先生。原来在上海,我与陈思和一起研究巴金。巴金在写给萧乾的信中,说他有三个最有才华的朋友:沈从文、曹禺、萧乾。没想到刚到北京,就第一次遇到沈从文,喜出望外。我告诉他,我研究巴金,彼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从1982年开始我和沈先生就有很多的交往,每次回来就记录下来。我第一次写沈从文的文章是在1984年,叫《画·音乐·沈从文》,他说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字里行间有音乐的旋律性。1982年到1992年我写得比较多,写了《湘西,流不尽的声音》,然后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

  南都:沈从文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平和淡然,与世无争的,其实他的真实性格是怎样的?《边城》中所描绘的湘西生活的意境,是否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李辉:我和沈先生接触不过几年时间,而且是在他的晚年,他留在我记忆里的,虽然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谦和、柔和,但是,最清晰的倒是他的风趣、活泼,还有孩童一般的任性。

  沈先生的亲戚曾经和我谈到他在1982年最后一次湘西之行。有一回,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后来他真的去了。

  南都:书中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张兆和评价沈从文,“这个来自湘西的人倔得很,但是宽厚待人。”倔是他对内心价值的坚守,宽厚又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随和。

  李辉:其实沈从文他是很“倔”的,他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他以文物专家的身份参加大会,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后来,一次找到沈先生家里去,又提到这个问题,这次他显得比会议上要激动,他对文物部门的一些现象极为不满,甚至说:“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我觉得,他这种不平和,或者说不安分,正是他性格中重要的另一面。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先生经常会和人打笔仗,他身上似乎仍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京派与海派”“反差不多运动”等的大争论,均是因他的文章而引起,但同时他又和京派作家关系很融洽,所以是很矛盾的。

  南都:时代转折之际(1949年之后),他没有再写长篇小说,没继续文学创作,转去做历史文物研究,包括古代服饰研究。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选择?

  李辉:这既是无奈又是他的主动选择,他本来就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住在云南的时候就喜欢研究、收藏瓷器。他爱画,而且精于古画真伪鉴别,早在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就在创作之余,对中国古代书画有了研究,他的书房兼卧室里,三面都竖着高高的书架,除文学作品外,最多的就是古文物画集。展子虔《游春图》,过去人们都认为是隋代的作品。沈从文仔细考证后,大胆作出结论,认定为唐代的《游春山图》。后来,沈从文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这就更练就他辨别古画真伪的本领。

  南都:据说当年沈从文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辉:1992年4月,我第一次前往瑞典作了关于沈从文的演讲,翻译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也来了。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谈到1988年沈从文的事情。当时,马悦然听说沈从文去世了,打电话去问中国大使馆,说你们有位作家沈从文去世了,对方回答:“沈从文是谁?我们不知道。”之后,他打电话联系我,我告诉了他沈先生去世的消息。如果不是突发疾病,沈先生走得太快,或许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就会颁发给他。

  南都:作为艺术家的黄永玉最早靠木刻在文坛产生影响,他也一直和文学圈来往密切,这是不是受叔叔的影响?

  李辉:1937年,12岁的黄永玉从湘西来到厦门集美中学,后来学校迁移到安溪文庙之中,黄永玉在这里开始学习木刻,上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为贺宜、臧克家等诗人、作家配木刻插图。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沈从文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将他推荐给萧乾、汪曾祺等人,此时,黄永玉的木刻艺术刚刚崭露头角,沈从文的举荐无疑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其实,黄永玉是一位创造力旺盛的人,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的绘画,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的文学理念、风格,其实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南都:湖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出了很多文人,2016年你就专门写了一本《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讲湖南人的故事,这个书名就出自黄永玉?

  李辉:1979年黄永玉写《太阳下的风景》最后一段话非常精彩:“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表达了黄永玉对故乡的乡愁和情感。黄永玉经常说,在外面呆久了总想回到凤凰,故乡让他内心有踏实的感觉。儿时的他,如同表叔沈从文一样,总爱走在凤凰廊桥和大街小巷,与民间艺人的作品相遇:风筝、灯笼、龙、狮、糖人……十几年前,他出版一部写故乡的诗集,每首诗都配一幅插图,书名就叫《一路唱回故乡》,诗集出版之际,在涵芬楼举办朗读会,白岩松主持,刘诗昆弹钢琴,黄永玉朗诵自己的诗,他的许多好朋友如吕恩等都前来朗诵。

  南都:除了亲戚关系和熟悉的方言,叔侄二人还有哪些精神上的联系?

  李辉: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年轻时待过军营,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成长。

  但是,两人也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北京的几年之后,从原本一个湘西“乡下人”,逐渐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黄永玉曾把自己和沈从文比较:“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

  南都:“黄永玉”这个笔名是沈从文起的?

  李辉:对,“黄永玉”这个笔名就来自沈从文。1946年左右,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比较像一个“布店老板”,“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后来他接受了这个建议,“黄永玉”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南都:两人都早早告别家乡在外漂泊,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联系、什么时候重逢的?

  李辉:据黄永玉回忆,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1934年,沈从文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当时黄永玉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了。

  1950年,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给黄永玉,黄永玉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这封信就发表在大公报上,题目为《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年,黄永玉梅溪夫妇前往北京,时隔十几年,与表叔重逢。当时他们那张合照是冯至拍的。回来之后,沈从文就给梅溪写信说,希望你们早点回来。此次重逢,影响黄永玉夫妇决定离开香港,1953年2月,他们夫妇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黑蛮,定居北京。从此,两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是我前些年去采访、搜集过来的。

  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颇为频繁,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后由沈从文抚养)不止一次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亲友中,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一次,沈朝慧这样对我说:“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很融洽。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来往最多,每个星期都要聚……”

  南都: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了很多年,也写得随心所欲,当时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辉:黄永玉13岁就到了厦门集美学校,他的第一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的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凤凰的故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三卷加起来差不多160万字到180万字了。

  小说真正开始写是1990年前后,后来中断了,大概在2006、2007年左右,我跟黄永玉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应该好好写下去,他也同意了,就让我和《收获》联系。他从2009年重新提笔,写到现在,已经96岁了还在继续写,而且每次都会画插图,所以他的状态相当不错。

  南都:最近有跟黄永玉联系吗?

  李辉:一直有联系,他的身体状态很好,眼睛也不花,字写得也很小,因为眼睛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他记忆力很好,所有人名、地名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前后,我就开始与黄永玉先生交往比较多,至今三十多年了。

  “我喜欢收集史料”

  南都:你的创作特点和一般的作家不同,你和老一辈的文学家有非常深的渊源,写过胡风、巴金、萧乾、周扬、黄永玉等,为什么如此关注老一辈文人?

  李辉:能与这么多的前辈交往,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受益匪浅。我从1978年到复旦大学就跟贾植芳先生关系比较好,他是著名的“胡风分子”,后来就研究巴金,到了北京就和巴金、胡风的圈子打通了,再后来又延伸到艺术家的圈子。与老一辈文人接触,就是触摸历史,接触前辈,读他们的书,可以感受更多的细节,而且都是活生生的。

  我现在退休了,如果到2022年,就算有40年的媒体生涯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记者和编辑,编副刊也很多年了,好多文化老人都是我写的,书信史料全都留着,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能够和这样一些人交往我很开心。

  南都:你家里有些什么关于沈从文、黄永玉的史料收藏?

  李辉:在我收藏的各色的史料中,有一些意义特殊的东西,比如沈从文1971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使用过的木板,上面写着“丹江文化部办事处沈从文”,是由沈从文本人书写。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捐了一批瓷器给中央美术学院,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收了一张当年他捐献的收据单子。黄先生的东西会多一些,因为他经常会在我的书上写一些题跋,包括他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给我写的信,这些资料都存着。

  南都:为名人写传记很多时候是依靠口述建立的,除了口述之外,你的写作一般是怎么收集资料?去哪里买书、看书?

  李辉:我喜欢研究史料,喜欢收集,史料在上世纪90年代很容易买到,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的杜高档案,还买到过一批中国剧协的档案材料,其中涉及田汉,还有潘汉年的史料,巴金的谈话录,鲁迅全集的一些信件也收集了。以前很多,现在反而不容易遇到了。

  南都:接下来你还有哪些计划?

  李辉:目前手头上在做的是几个丛书。一套是大象出版社的“副刊文丛”,分为专栏系列和个人系列,计划每年出20种左右,现在已经出了40多种了。另外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做两套丛书。一个是“寻找中国”,主要是讲百年前的外国人谈中国的,请人来翻译;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地名古今”。两套丛书应该每年各出几本。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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