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赵佗墓深藏越秀山下?
·精美玉璧 谜团重重
·古钱天圆地方 实为方便铸造
·这些最早的石质构件是不是岭南风情的“曲水流觞”?
·徽宗时代的时间穿越术
·对清朝国力的 一次深入评估
·也谈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
·世界上最古老的皮屑与最古老的脚印谁留下的?
·余其伟的新思考 广东音乐的故乡与他乡
·活化老糖厂 甜了旧时光
·行业博物馆场馆建设
·百年前假日便加开临客?
·“陈寅恪文章写得不好”其实是伪问题
·康熙诗歌里的“劳动节”
·从“钱”眼里窥到不一样的中国史
更多>> 
文史评论
文学研究中的或然与必然
———读鲁迅和徐志摩是否见面文有感
陈学勇

  一九二四年春天泰戈尔访华属北京文化界一大盛事,其五月八日晚为泰戈尔庆寿英语演出他的名剧《Chitra》(今通译《齐特拉》)算得一个高潮。不仅名媛林徽因出演印度公主齐特拉,连她父亲、年已半百的林长民也粉墨助兴。男主角王子张歆海演的,徐志摩凑热闹扮了爱神。登台的还有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皆当时或以后的名人。来观看演出的文化人不少,当中就有鲁迅。鲁迅见到“爱神”是肯定的,台上徐志摩未必见到了台下鲁迅。因此陈子善先生问:“徐志摩,是否演出结束后下台与鲁迅见过面?”(《鲁迅见过徐志摩吗?》)张梦阳先生答:“那晚,他们没见面。”(《那晚,他们没见面》,文章分别刊《文汇报》2018年4月29日、6月18日“笔会”版。)他们讨论的,当然不是目力所及的看到一眼,至少要彼此点头招呼,甚而握一下手的。见面与否,史料专家陈先生问得谨慎,因为没有留下直接见证的史料;鲁迅专家张先生答得断然,只是没有提供确切证据。看看张先生的论断从何而来,笔者略缀陋识于后。

  一,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和鲁迅阵地的《京报副刊》,两家是“敌对的报纸”;鲁迅夸徐志摩杂感《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写得真好”,而徐志摩以为鲁迅说的反话,哀叹“他骂得我好苦呵!”

  张梦阳先生深谙文章三昧,不惜三分之二篇幅详述这些往事,看似与文章题目无甚关联,其实紧扣题旨。所以着力渲染历史背景,意在暗示,鲁迅和徐志摩心存嫌隙,为后文的“没见面”作了充分铺垫。鲁、徐不谐,诚然是后来的事实。问题在于,两个副刊的纠葛,及《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的发表,都发生在一九二四年底及翌年,公演《齐特拉》之后大半年。拿事后的因证明事前的果,似不大符合逻辑。至于副刊的“敌对”,也言过其实。徐志摩这篇文章正是连载于孙伏园编的《京报副刊》,如何对立得起来。张先生文章也说到的,两位编刊人“常常碰头”,并有互相拉稿的往来。

  二,鲁迅观看《齐特拉》是“一般观众”的身份。这么说,好像鲁迅默默地来默默地去,哪里谈得上与谁见面。

  鲁迅是一般观众,不能说绝对不可能。然而也可能并非一般观众。胡适操办了那晚演出事宜,还担当了司仪。凭他的性格为人、办事做派,知道鲁迅来看戏了———说不定正是他请的。鲁迅好像不大喜欢看戏,不至于自己弄票,即或孙伏园给了票。陈子善猜想,他为“一睹泰戈尔的风采”。这同样不是绝对不可能。不过,鲁迅对泰戈尔、对他访华均有保留态度。更可能是却不过主办人情面,才从命而行———他不会真的视鲁迅为一般观众。鲁迅的文章《“公理”的把戏》可作旁证,它记述了“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同一个社交场合,既然与陈源握了手,握手的想必还有别人。当然,不能就推断徐志摩一定在内。

  三,直到文章最后,剩下短短数百字才点到题目。鲁迅批评过泰戈尔,鲁迅没有为徐志摩的《晨报副刊》写稿。“政见还是不同,所以上演完毕后,没有上台与徐志摩会面,就半夜回家了。”

  “半夜回家”本自鲁迅的当天日记:“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鲁迅日记闻名的简略,和喜欢抒情、描景的郁达夫日记、心存备考资料供后人研究的胡适日记大不一样,许多事情不记的。见陈源就没有记下,可能忘了,忘记亦人之常情。也可能见的人多,一概不记。政见云云有点牵强,且不论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在演戏半年之后,即使当时已经政见不同,其不同程度当不会超过与陈源、胡适。尚且与陈源握手,与胡适往来尤多,何在乎徐志摩。若政见因素真起了这么大作用,那么再好看的戏鲁迅也不会来吧。

  总之,判断鲁迅会见了徐志摩没有,纯在或然不属必然。还未发现新的确证之前,两人见面与否应该是个未解。尽管一位是文豪,一位称诗哲,但见与不见都丝毫未给文坛或他俩的写作造成影响,历史已经表明了的。一次平常的见或没见,实琐屑之至,本不必钻此牛角尖。我来夹夹闹猛,因为联想起文学研究中见惯了此类推断,以或然代必然,轻下结论。

  按照人的政见,按照人的个性,或其它什么常态性的认知,于是否认特殊环境特殊原因下的有悖他政见、个性等等的言行,或然代替了必然,无视可能的偶然,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行刺清王的烈士汪精卫日后当了汉奸;保皇党的杨度转身参加了共产党,按当初的认知,均不可思议。世界复杂,人亦复杂。或然代替不了必然,否则容易陷入思维误区,往往结论失误。还是说鲁迅。民国有位用新符号来标点旧小说的名人汪原放,比鲁迅年少十余岁,一九八〇年方去世。凭鲁迅的博识和认真,又和汪原放同处一个时代,都是文化人,再说近些,都关注古籍整理,鲁迅还读过汪标点的小说,甚至评价不差。此二位,套今天的话说,同处一个圈子。鲁迅竟然不知汪原放尚健在,深圳难以设想。鲁迅一九二四年发表的《望勿“纠正”》,开头即说:“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谁信鲁迅出这般差错,胡适就不信,为之曲解:“古人”并非去世的同义,“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诚实的鲁迅赶紧声明,自己原意就是已经“死掉”了。考据大家胡博士栽了一回。

  文学研究中,把或然当作必然,轻率武断,屡见不鲜于论文论著,乃一痼疾。最近南京出版社重新印行民国作家姚颖的杂文集《京话》,著者姚颖身份受过质疑,传闻系她丈夫王漱芳捉刀。质疑的一个重要依据正是,“《京话》多涉时政,文笔老练,有阳刚之美,不像出自女性之手。”上海某出版社也重印过一次《京话》,“出版说明”贸然认定此书,“署名姚颖,实为王漱芳著。”多方考察下来,写《京话》的姚颖依然是那位娟秀女子,至少是主要著者。以文风识作者性别,定他(她)真伪,学人常用这方法。虽多数论断不谬,却绝非每次必然。作家一反平素文风的例子俯首可得。林徽因诗作几乎一律地低吟浅唱,然而传来异母弟牺牲噩耗,她高昂激越地悲歌了一曲《哭三弟恒》,阳刚十足。诗收入林徽因诗集,不然谁肯相信它出自女诗人笔下。

  张梦阳先生是当今研究鲁迅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尚且不免以或然代必然,遑论一般学人。笔者也有过教训,感而为文,权作给自己一个警醒。

  ◎陈学勇,学者。著有《林徽因寻真》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总浏览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