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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余其伟的新思考 广东音乐的故乡与他乡
钟哲平

  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是一名学者型的艺术家。 

  艺术的成功带给他的不是豪情与满足,而是略带悲凉的忧患意识。在演奏与教学之余,余其伟对广东音乐的思考,充满历史观和时代感,包括对广东音乐在他乡传播发展的研究、对广东音乐优秀传统技艺的继承、对广东音乐交响乐化尝试的思考、对粤港两地音乐教育的比较、对广东音乐修史迫切性的呼吁。   

天津广东会馆,如今是天津戏剧博物馆
 
1934年,上海中华音乐会浦江夜游演出
 

余其伟在演奏 李庆华/摄 

  在不久前的一次学术沙龙上,笔者和余其伟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余其伟详谈了他近年来对广东音乐的新思考。广东音乐的故乡与他乡,共同构成了广东音乐的粤种特色。岭南文化既有在本土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又有在外地传播粤地文化的辐射性。故乡与他乡渗透缠绵、相伴相生,正是广东音乐的生猛与魅力。 

  壹 

  吕文成的乡愁 

  震撼了余其伟 

  故乡是个很朴素的概念。出生之故土,血脉之源头。故乡亦有复杂的层次,为地理之故乡、文化之故乡、心灵之故乡。 

  余其伟在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主办的“粤剧学者沙龙”上提及吕文成在艺术创作上“背井离乡”之心酸,多次用了“震撼”一词。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在艰难的传承中另开新天的体恤。 

  广东香山县人吕文成幼年随养父移居上海。吕文成在上海的粤乐团体演奏,独创高胡,享誉乐坛。1944年,46岁的吕文成才首次回到故乡广东中山演出,背着他那把饮誉大上海及粤港澳乐坛,却一度不被家乡父老承认的高胡,半生流离,近乡情怯。给予吕文成更多音乐自由的“他乡”,似乎更贴近精神之“故乡”。当吕文成回到故乡,已是过客。 

  如今,余其伟和当代乐坛的大师级“小伙伴”们,也只能通过他们对父辈的回忆,依稀感念粤乐前辈创新之路的艰难与心酸。上海高胡艺术家、原上海民族乐团乐队首席李肇芳先生的父母都与广东音乐及粤剧界深有渊源。李肇芳曾听父亲李达川说,吕文成研发高胡,创作《平湖秋月》《醒狮》《步步高》,被广东的音乐家斥为离经叛道。后来这些乐曲在上海及北方成为名曲,才触动了香港和广东,被接受。尹自重改良小提琴融入粤乐,同样遭遇了“不中不西”的批评。吕氏、尹氏在上海实践广东音乐创新,都有过不被广东父老认同的伤心往事。虽然故乡对他们的接受晚于他乡,但他们依然用音乐的光芒,荣耀故乡。一个人的乡愁,未必不是艺术史上波澜壮阔的浪花。 

  贰 

  时间的伸展 

  空间的蔓延 

  吕文成、尹自重在上海用广东音乐弹奏出他们对新世界的认知之时,广东音乐对他乡发生了重要影响,风靡上海、香港。在这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外来生活方式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往往高速于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对普通市民而言,更易接受有着时尚外衣,却依然保留着乡土情怀与东方审美的艺术。广东音乐行云流水,天然地满足了万象初开之际人们崇尚自然的精神诉求。此时的广东音乐,已从“沙湾时期”的乡村士绅文化特征,过渡到“上海时期”的都市市民特征。 

  另一边,天津的“粤声津度”也有百年历史,现在的天津广东会馆仍然是天津市戏曲演出的重要场所,被列为天津戏剧博物馆。大门牌匾上写着“粤声津度”,戏台上的牌匾写着“熏风南来”。纵横四海的广东人还把广东音乐带到北京、沈阳、延安等地,如今更是辐射全球,成为粤人流淌于血脉中的乡音亲情。广东音乐在他乡,也陆续产生名家名作,乐社遍布民间,成为当地文化艺术不可分割的构成。广东音乐辐射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入乡随俗,曲目、演奏和当地文化结合而发生变化,并把广东人的文化、习俗、性格带到当地,这也是岭南文化反哺中原文化的一种表现。正如余其伟对天津广东会馆大门牌匾“粤声津度”的理解——“度”的含义比“渡”更为广泛,不仅包括“远渡”,还在到达之后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从“远渡”到“度化”,是时间和空间共同进化的繁衍。 

  广东音乐在他乡有这么强的适应性、渗透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本土的开放性、融合性。在本土大方地拥抱外来文化,形成兼容并济的体质,当广东音乐远渡他乡,亦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到故乡。 

  多元的文化渊源,造就了广东音乐多元的艺术魅力。 

  余其伟说:“粤人对权力不是很热衷,对世俗生活则津津乐道,更倾向于对海洋文化的羡慕。这种在移民文化浸染下的粤乐生存,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很强。传统的广东音乐没有很强的侵略性,也没有‘做官’的意识,是鸟语花香中的一种哲学。”而广东音乐却绝非仅有轻盈华丽之篇章。聆听余其伟的演奏,可觅高山流水中的忧患、繁花满地中的质朴,俗世生活中的鲜活、梦幻空寂中的忘情。 

  余其伟的演奏风神朗逸、古雅稳健。在他的音符中,华丽与忧伤从不泛滥。他的克制,是“琴者禁也”的中国古典艺术之诠释。他演奏乔飞为纪念人民英雄而作的《思念》,已超越对某一人的思念,升华成为东方式的《悲怆》,深沉哀怨,闻者落泪;他演奏陈德钜的《西江月》,弹指间追慕古秀才指点江山之情思,旷古悠远、荡气回肠;他演奏失明音乐家孙文明的《流波曲》与华彦钧(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这等江南情韵,又见沉郁苍凉、瑟瑟踟蹰。余其伟的高胡艺术,行云流水之际见磅礴,欲言又止之间见高妙。停顿不是空白,是大音希声。徘徊不是艰涩,是好酒挂杯。 

  叁 

  “传统”本身, 

  就包括不断“发展”的过程 

  广东音乐在故乡与他乡的生长与发展,就是一部广东音乐史。 

  余其伟说:“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音乐是一种语言,不同时代的音乐讲述不同时代的故事。广东音乐从孕育到成形或许只有一百多年,也可以考虑用散论、作品、演奏史、艺术家立传等形式进行‘修史’。广东音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生活风采、政治经济。这些都是修史需要体现的。” 

  余其伟谈到,20世纪90年代,黄家齐先生整理了《广东音乐1000首》,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凝聚作者极大心血的著作并未出版,随着作者身故、家属移民海外,手稿已不知失落何方。余其伟感到十分遗憾、痛心。余其伟还忆起黎田先生的叮咛。黎田临终前不久,把他收藏或手抄的60多份广东音乐历史资料交给余其伟,说:“这些东西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时光流逝,星辰亦老,是广东音乐“修史”之迫切性。反思历史,弥补传统文化的遗憾,是广东音乐“修史”之重要性。 

  2015年,香港艺术发展局为余其伟颁发香港艺术发展奖之艺术家年奖(音乐组别),以表彰余其伟对香港中乐教育及推动大众对广东音乐的认识作出的贡献。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14年的余其伟教授,对于粤港在文化、艺术、教育上的异同深有体会。作为一个文化融合的城市,香港在广东音乐史上地位特殊。在地理上毗邻“故乡”, 是“故乡”的延伸,而在思想、文化、制度上,却又与“故乡”多有不同。余其伟说:“中国音乐、包括粤乐粤剧粤曲都能在香港以一种异于内地的方式生存。这是华洋杂处、重商多变的香港在中国艺术上的一种选择。”除了教学气氛的严谨而宽松、人际关系的简单而自由,香港令余其伟欣赏之处,更在于其文化艺术姿态的开放态度。 

  余其伟说:“所有传统艺术均面临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三十年前我也反对广东音乐交响化,现在态度有所转变。文化艺术是会前进发展的。交响化没那么可怕,不用谈虎色变。黄锦培1960年在录制广东音乐曲集的时候,就尝试为《赛龙夺锦》加入副旋律,音乐形象马上变得立体,江风习习,龙行浪尖。这就是广东音乐交响化的先声。前辈们一直在尝试各种努力,提升广东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如今,民族管弦乐多声部(交响化)的实践在内地各省及港台等地都有积极的推进,失中有得,收获颇丰。广东音乐对此不可以视而不见。 

  “传统和发展,就像是爷爷、父亲和儿子,基因都是相同的。对于传统文化,有学者比喻为博物馆、图书馆,我比较欣赏李泽厚的比喻,比作照相馆,记录了一个人的成长。” 

  “传统”本身就包括不断“发展”的过程。余其伟对传承和创新的开放态度,体现得最为集中的“作品”,就是他的儿子余乐夫。余乐夫子承父业,已是年青一代的优秀高胡演奏家,同时也沉醉摇滚,自组乐队。余乐夫有“名言”:“摇滚是兄弟,民乐是家人。”余其伟谈到余乐夫,认为儿子尚需努力,也欣慰地说:“他很优秀。”余乐夫谈到余其伟,说:“他是我偶像。”克绍箕裘,其情可羡。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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