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中国人的航空梦从广州始
·相依61载广州城与广交会情缘深几许
·画眉:文人墨客笔下的广州“市鸟”
·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和抵制
·《海国图志》为何不能启晚清改革之路
·饭中鱼肉不如咸菜一口
·北江浈阳绝壁现神秘石堆
·李文田“邂逅”孙中山
·这座不起眼的东山民居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哪里是“广府人出洋第一埠”?
·古城维护,钱从何处来?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硬伤”录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又有老店关门 老字号如何“倚老卖新”
·城市考古界“大咖”:广州人当有文化自豪感
更多>> 
文史评论
清修《明史》为何费时百余年
刘绪义 学者

  明清易代,官方对修明史予以极高的重视,然后为何前后费时140年,创下了历史之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明代末年,官员坐等出事,纷纷等待新主,可是为什么清朝立国后,很长时间还消除不了人们对明朝的记忆?清朝帝王对诗文中出现“明”字一直格外敏感,成为心中抹不去的魔咒,这是何原因?

  首先要问的是,对旧朝怀念的都有哪些人呢?一是遗民;二是贰臣;三是底层文人。

  清初明之遗民格外怀念晚明的美好生活。陆应回忆万历年间百姓吃穿之外,喝酒听戏是常事。“至今好不思慕”。生于万历四十六年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一斗米卖二十钱,一斤肉只六七文钱,“穷者幸托安生”,“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康熙年间丁耀亢回忆,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家家户户健牛肥马,一斗粟米只需十钱。回想起来,“如何过之心不哀”?(《古井臼歌》)

  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集》之《刘宫人传》中对万历皇帝有过高度评价,认为万历比起汉光武帝、唐太宗来,品德更在其上。“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吴嘉纪诗笺校》中收录《一钱行,赠林茂之》一诗,反映了清初从文人到卖酒普通市民对万历皇帝的深厚感情,甚至看见万历时期的钱,而至于潸然泪下:“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渔阳感旧集小传》载一个叫林古都的福建人“尝纫一万历钱于衣带间”。清朝定鼎二三十年后,有作者写文章时,仍用“崇祯五年”年号。因为年号的问题还弄出很多文字狱来。

  贰臣,清初特指背明降清之臣。乾隆敕修《贰臣传》,分甲乙两编,列贰臣123人,文武各半,如孔有德、吴六奇、祖可法等58个武人;冯铨、钱谦益、陈名夏等65个文人。但是顺治康熙年间的史馆,恰恰是贰臣会集之地,其中有史馆任职经历的多达17人。

  同时贰臣私修史书非常普遍。许多贰臣世代官宦之家,有的甚至为著名藏书家。如孙承泽有7万余卷的藏书楼玉凫堂,时称“退谷万卷楼”;钱谦益先建有拂水山房,次建红豆山庄,后建绛云楼,藏书称七十三椟。通过修史,补充史料,寄托对明朝的怀念之情。孙承泽,一生三易其主,但对明朝始终怀有眷恋之情,晚年杜门山居,不问朝事,专心修史。此时官修明史更促成了私修明史的热潮,最终还弄出“庄廷鑨明史案”。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命抚按查明并赡养明代诸王的遗腹子,冯铨等赶忙叩头谢恩,多尔衮说他们不忘旧主,冯铨答曰:“一心可以效忠两位君主,但是对一位君主不能二心啊”。

  顺治三年(1646)六月,钱谦益称疾乞归,返回南京,一年后突然被逮捕北上,关入刑部大狱。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才得以免祸。顺治六年(1649),从苏州返回常熟,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瞿式耜上奏桂王说:钱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亲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反清。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等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歌颂抗清之师,“杀尽羯奴才敛手”。另一贰臣陈名夏也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他将修《明史》看作继承先世遗业、效力明朝的一种方式:“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玄曾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他接受清廷邀请参加“明史”修撰,却终身拒领薪俸。黄宗羲劝勉万斯同说:“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后又同意弟子和儿子参与修史,“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同时也断绝了朝廷征召自己修史的念头。

  明清鼎革之际的贰臣们为什么入清后反而怀念旧朝?一方面是汉人面对的大变局超乎想像,被迫抛弃了汉服,剃掉了头发,穿上了马褂,梳上了长辫,以臣服的代价换得幸存后有种黍离之悲。另一方面,清朝虽然建立,但希图为明复仇者不乏其人,直至康熙时期民间反清势力仍有相当影响,特别是台湾郑成功、吴三桂势力不可小视,这些都给贰臣们以强大的心理刺激。此外还有一关键因素,就是清朝的皇权专制下对汉族士大夫予以严格制约和打压,汉族士子很难进入权力高层。晚清文人管同总结明清之差异,明代大臣专权,而清朝大学士、督抚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言官竞相言事,清代御史可有可无;明代读书人结社讲学,清代则完全见不到;明代士大夫主持清议,清代则将敢于议论时政的人于科举中淘汰。明代官横而士骄,清代士大夫只知仰承上意,缄默畏葸,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两相对照,不言而喻。

  那么,清初统治者是如何试图消除汉族文士对故国的怀念情结,特别是潜藏在他们内心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以维护其合法统治?

  马克思说过,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从来都是历史的倒退。为掩盖这种历史的倒退,修史是最好的选择。

  顺治二年四月,御史赵继鼎奏请篡修《明史》,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篡修等官。赵继鼎也是贰臣,奏请修史不外两种心理,一是服务大清不忘大明;二是对故国文献的热爱。作为一个饱读儒家诗书的士子来说,毕竟王朝认同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是绕不过的坎。

  修前朝史,对于新的政权来说,一则可以借此宣告前朝已亡、本朝继统,消解遗民的反抗之志;二则可以为前朝君臣正名,以示尊荣,借此安抚缓解民族矛盾。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修明史正治统,消除汉人对明代的记忆,本着这一宗旨,顺治很快就批准了赵氏请求。当即起用大量贰臣主持修史,或担任副总裁、篡修官。这些人并不都是毫无气节的东林党旧人,也有一些有气节的遗民。顺治年间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任总裁,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读学士高(尔)俨、侍读陈具庆、朱之俊充任副总裁官。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篡修进入正轨后,又有徐元文、徐乾学、汤斌、熊赐履、王鸿绪等先后任总裁官。康熙甚至多次促请遗民万斯同主持修撰《明史》,并允许其在坚持不署衔、不受俸(这等于承认其遗民身份,需要很大的度量)之前提下前后修史19年,并以为定稿,其目的就是希望使之“心服”。

  从1645年至1783年,耗时140年的《明史》篡修始告完成,时间之长,参修人员之多,令人惊叹。

  为什么一部《明史》耗费时间如此之长呢?过去学界以为主要是由于开国之初修史条件不具备,史料不全,搜集资料耗时太久。如崇祯实录不存,加上各地战火不断等。这些原因其实都不成立,司马迁修《史记》尚且只历时14年,其条件比清初如何?不仅记时长度远胜于明,而且中间还经历宫刑意外。

  笔者以为,《明史》修篡时间之长,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署名张廷玉等篡修的殿本《明 史》是 在 康 熙 十 七 年(1678),才下旨全面启动篡修的。这一年恰好是三藩之乱吴三桂称帝。难道恰好这个时候修史的条件才成熟?

  与其说清初统治者是借修史笼络汉族士子,还不如说借此羁靡士子,让他们的心思都放在修史上。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明史》版本之多也是破例的,既有万斯同版《明史稿》第一版,又有王鸿绪版《明史稿》,还有张廷玉版《明史稿》,后者是在前两版基础上按照满清皇帝的意思来修撰和删定的。一个中央政府要搞这么多《明史》版本干什么?何不集中人力搞一个版本?

  更明显的是,《明史》对明朝历代帝王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美化到贬化的过程。

  前期的《明史》版本美化明朝历代帝王,可谓是处处用心。如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治隆唐宋”,对朱棣的评价是“远迈汉唐”。前期美化明朝帝王,是着意安抚贰臣遗民文人对故国之思与歉;民间反抗之志一日不消,修史则一日不止。

  但是,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面世,乾隆对其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有许多犯讳处。在篡修《四库全书》时,开始修改《明史》。从乾隆四十年(1775),历时七年多,改定,并录入《四库全书》。

  修改后,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改修后则成了:“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只须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就会发现,明朝十几位皇帝中,特别是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评语都由褒到贬。这样,总体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这一定位。

  对帝王如此,对大臣也是如此。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下令集议谥明靖难殉节诸臣和表彰明末清初抗清人物。十二月,下令将清初降清人物如洪承畴、冯铨、钱谦益等编入国史《贰臣传》。这些人多数在清初开国立下大功,有的还深得赏识,到了乾隆时不想却落到这样一个结局。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乾隆年间,各地反抗力量已消灭殆尽,修史已不再具有最初消解前朝记忆的意义,《明史》赋予了新的意义:维护对体制的忠诚。表彰气节贬抑贰臣就是这个用意。

(来源:《南方都市报》)

总浏览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