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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查办扬子公司真相
韩福东

  陈伯达1946年出版《中国四大家族》一书,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妇孺皆知。陈伯达这样形容孔家族:“大家知道,四大家族的头子之一孔祥熙的资产是以商业资本占大部分,他的原来的经济堡垒是开设在天津的祥记,这个商行专门买卖匹头、颜料、煤油灯等等,分店在上海等大商埠设立。除此之外,还有七八个大商号……”

  该书出版的那年4月,扬子公司刚刚在上海登记成立,未能被陈伯达重重记上一笔。它的出资者包括杜月笙、范绍增、赵季言等人,但最大股东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称其为孔家资本并无不当。

  1947年,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和宋子文家族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公司被爆“利用职权套取巨额外汇”,加剧了民间对孔宋的恶感。这个事件得以曝光,和傅斯年公开发文“倒宋”有关,美资背景的《大美晚报》推波助澜,令蒋介石深感压力,才下令彻查。而与孔宋不睦的陈立夫、陈果夫(同样名列“四大家族”)所掌控的《中央日报》,则率先曝光经济部与财政部调查组所做的调查报告。

  “四大家族”并非铁板一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制衡因素,在打击豪门资本上发挥了作用。美国的压力,是另一重要原因。现在回头看,孔宋家族的确利用特权从事外贸业务,但三公司所结外汇仅占总额的千分之五,远远谈不上垄断。

  抗战胜利后,民间对国民党贪腐怨声载道,主要和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有关。重庆的苦日子结束了,官僚开始在各地横征暴敛,国民党内部对此亦难否认。后来物价飙升,人们连基本的温饱尚难解决,对执政者的评价更跌至谷底。这种语境下,豪门资本却可凭借商贸获取暴利,自然为普罗大众所深恶痛绝。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时,打的主要就是商人,而非贪官污吏。打老虎的行动,其实也是乱来,通胀的根源不除,仅靠强制商人限价、不准囤货,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失败,是败在这里,但后来很多人却把罪责推到扬子公司身上,认为原因在打老虎受阻。

  打扬子公司这个老虎,诚然是受了阻力,但调查却也一直是在进行,并未停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介入,让事件复杂化。只是蒋介石并不能一手遮天,后来监察院的纠举书,措辞甚为严厉,包括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都被移送政院办理。扬子公司受停业处分,法庭也一直传讯到案说明,吓得孔令侃跑路,最后反倒是共军占领上海解放了他。

  据两位监察委员的纠举书,扬子公司囤货达金圆券二千万元以上,折合法币六十万亿元,是公司资本的六万倍,“要非该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具有特殊权势,巧取豪夺,谁能相信?”这里监察委员忽略了货币贬值的因素,所以才有“六万倍”的骇人听闻说法。需知,国民政府以金圆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和1947年1-6月平均物价相比,上涨了500至1100万倍。依此可知,纠举书中所谓的“六万倍”,更多具有的是哗众取宠作用。更何况孔令侃辩解称,这些货物按规定经过了登记。

  更要害的其实不是囤积货物,而是偷漏税。按照纠举书,扬子公司应缴纳税款,当不下法币五十亿元,但其所缴纳,仅为二千九百余万元,仅及千分之五六。“其中与税务机关有无勾结,固不可知,然该公司仗势逃税,则实为明显。”因为扬子公司拒不交出账薄,所以这数字只是监察委员的推算。

  问题在这里,扬子公司为何不交账簿供监察委员查账?仅仅是因为特权么?其实,孔令侃并非国家公务人员,甚至其父孔祥熙也早在扬子公司成立之前就离开政坛,所谓“官办商行”乃错误说法,扬子公司就是个民营企业。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监察院并无调查民营企业的权限。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郑重提出。

  纠举书称,查核对该公司各货进口税率,发现假用早期税单而指为新进口存货之凭证,有七八种之多,而其时间,有相距至两年者。“不但张冠李戴之事实,已成铁案,更足证明,该公司确有走私逃税之违怯行为。”这才是监察委员所能肯定为逃税的部分。

  从纠举书的措辞看,全无回护扬子公司心思,很多表述是遵循有罪推定原则,凡有违法可能之处,即倾向认为扬子公司利用特权胡作非为。结合蒋介石彼时日记,对监察院的评价直用“无法无天”、“无形中间接协助共匪,以摧毁党政”、“卑劣无智之民意机构”等语,可知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囤货案,绝非表面文章。

  孔令侃在此后的呈文中,仍坚持“所存货物并无违法”,上海市长吴国桢晚年的回忆中称,当时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和律师一起研究此案,“结果是律师公会认为一切均属合法”。吴国桢的回忆未必准确。因当时战乱,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我个人相信,孔令侃的确有利用特权发国难财的行为,包括非法进口、逃税、囤积居奇以及尚未被发现的其他违法行为。但换一个角度,监察院其实也在迎合民粹思维,滥用权力。只不过,在腐败已成痼疾的情势下,监察院的违法其实并不被舆论所看重。

  韩福东 资深媒体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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