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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评论
红夷大炮如何在中国走起?

  金庸小说《碧血剑》中,袁承志率领一众武林高手截击了明军准备用来对付李自成起义军的红夷大炮,将这批17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重火力装备统统送进了万丈深渊。临了,投降了的负责押送的葡萄牙中校彼得将一张南海海图送给了袁承志,从而成就了之后袁盟主下南洋的宏图大业。在当时,这批红夷大炮得来不易,本是打算放在山海关前线对付清军的。这一来,袁盟主倒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

镇海楼上德国造克虏伯大炮至今依然保存良好。

红衣大炮草图

克虏伯炮的炮身上刻注了它的制造商。

图为南沙虎门炮台(图片来源网络)

近代西洋火器正式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便在广东。而广东作为

海口重要门户,筑有不少炮台。图为镇海楼上的自制炮。(图片来源网络)

  小说归小说,红夷大炮的威力可是实实在在的。明代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火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后来西方人在近代战争中屡用不爽的所谓“三段击”式战法——一排射击、一排瞄准、一排装弹,轮流进行火力压制——据说就是明初大将沐英的发明。那为何到了明末,对付那时的“关外蛮族”,却要用洋枪洋炮呢?这些洋枪洋炮输入中国的路径又是怎样的?

  第一站,广东——

  西洋火器正式传入中国

  越秀山的镇海楼城墙上,放着12尊古代大炮,包括清道光二十一年佛山铸造、重达3000斤、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用于抵御英军侵略的城防大炮,清乾隆二十七年广东铸造的城防炮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门,却是地道的德国造——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线膛后装开花炮。其中最大一门1867年铸造,口径22公分,是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设于广州黄埔蟹山炮台的城防炮。大炮原置放于固定的环形铁轨上,可按需要调整射击角度。两门小的口径为12.5公分,1887年铸造,1914年,广州当局直接向克虏伯兵工厂购买,原置放于中山纪念碑下的粤秀东、西炮台。别的且不论,仅从最直观的性能上来比较:后装弹、膛线、环形铁轨、方向调整对比前装弹、无膛线、固定摆放,以及平滑的表面和粗糙的表面,感觉就是两个时空的产物。博物馆的专家们告诉记者,虽然终日放在露天中日晒雨淋,但三门德国炮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保存良好,重要部分几乎都没有锈蚀,可见铸造、材料之精良。

  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在著名的襄阳之战——也就是金庸小说中郭靖黄蓉守的那座城中,元军就有使用,号称“西域回回炮”,也叫襄阳炮。明朝后,明成祖朱棣远征交趾,获得了“神机枪炮”之法,于是成立了神机营,成为后代新式军队的一个源头。这些枪炮很可能与早期传入的西洋火器,有着技术上的承接关系。

  山寨佛郎机铳

  曾经打退原版装备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一种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洋火器——佛郎机,传入了中国。佛郎机是明朝人称呼葡萄牙人的说法,炮亦同名。

  根据历史学者张维华等人的看法,“佛郎机铳”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当是在1519年的朱宸濠叛乱之前。最初很有可能是闽广一带下南洋的商人们,在海外学会了这种火器的制作方法,然后回国后“山寨”化,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山寨版”佛郎机在早期广东海防方面还立过大功。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广东海面上,是明朝的官军、民间的海匪、西来的葡萄牙人们博弈的战场。1517年,明海道副使汪鋐等南疆海防官员们,第一次见到葡萄牙人使用的这种新式火炮,深感其威力巨大,于是上奏请求加强军备。紧接着,他利用中国人在葡萄牙船只的工作之便,秘密派遣情报人员何儒偷学到了造船和制造火铳的方法,并加紧仿造。1521年,汪鋐使用仿制的西式火铳,击退了侵犯广东的葡萄牙人,缴获了20多支大小火铳。两年之后,在新会一带海面袭扰的两艘葡萄牙船只被俘获,明军正式缴获了西洋铸造的新式大炮,于是就用“佛郎机”为之命名。

  也就是说,近代西洋火器正式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是在广东。

  中国最早的西洋火器技工——广东工匠北上造炮

  有着丰富一线战斗经验的汪鋐不久之后升了官,对全国的军国大事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上奏称:佛郎机炮是“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的超级武器,应当广泛装备在战略要地。奏议很快得到批准,1530年,第一批明政府仿制佛郎机的大炮——300门“大将军”便分发到了各个边镇。同时这一时期还开始大量仿制较小的佛郎机铳,数量达4000门以上。

  从早年的记载中可以知道 ,当时掌握这门技术的工程人员以广东沿海、特别是曾在澳门造船工厂中有工作经验的人群中为主。于是1524年在南京开始铸造时,便从广东选调了一批工匠北上,作为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但是这一时期的西洋火器输入,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未能完整地掌握其原理、材料和技术体系,因此只能按照中国传统作坊式的方式加以流传,很快便中断无存。半个世纪之后,到戚继光在河北练兵准备抗倭之时,就感到这种铸造技术在北方已经没有什么人还掌握了。

  17世纪初,明军和后金的战事正酣,一批率先学习了西方先进科技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将扭转战局的目光投向了在中国已经失传的西洋枪炮。1619年,明将杨镐四路丧师,成就了努尔哈赤军事天才的顶峰辉煌的同时,也让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重提引入西洋枪炮的动议。他委托一些朋友从澳门购买了新式火炮,并配备四位炮手,准备一同送往北京。但在广州,地方官员拦阻了炮手入境,只有大炮被一路送到了北方的边境线上。

  这四门大炮是葡萄牙人按照荷兰炮的技术仿制的,所以被明朝人称为“红夷大炮”。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后金铁器大举犯关,名将袁崇焕在宁远以四门大炮中的第二门狂轰后金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后人多传努尔哈赤因炮伤而死,但根据历史记载,他在宁远之役后8个月才去世,并且在此期间远征了蒙古,可以推断并非炮伤。有人推测,他可能是死于抑郁症,因为宁远之战的失败,对这位军事天才来说,实在是太深的伤疤。

  从澳门到登州——西洋炮队登陆内地

  认识到西洋火器威力的明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向澳门派出了钦差,并要求他们提供大炮和火炮技师。但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的隔膜和猜疑,澳门出发的洋人们总是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才能到达北方。尽管如此,到了1630年,一支由100名葡萄牙人和200名葡萄牙籍澳门人组成的炮队还是来到了北京的涿州。此时清军刚刚攻占了良乡,但得知这支精锐火力部队的到来,遂闻风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西洋炮队开始进入内地。”历史学者王熙指出,“西洋炮队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在中国出现,把西洋火器的输入推向了高潮。”这支小小的炮队后来转入了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麾下。孙元化借他们的帮助,开始在山东登州等地铸炮。登州也因此成为中国早期火器史上的一个重要地点。

  在清军方面,宁远的失利也让他们开始仿制红夷大炮,因为忌讳“夷”字,所以用红衣大炮来命名。1631年的锦州之战中,红衣大炮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见此时的西洋火器技术,已经传到了关外。之后在多位明朝降将的帮助下,到皇太极时期,八旗部队已经拥有了30余门红衣大炮,同时比较多地装备了三眼枪、鸟枪和佛郎机铳。但随着日后清政府对外交往的逐渐收紧,西洋火器就不再输入了。因此到了两个多世纪以后,当欧陆的军队装备着升级版的“红夷大炮”和“佛郎机铳”再一次在中国的沿海登陆时,中国的军队火力却比他们的前辈们还远远不如了。

  注:红夷大炮也就是红衣大炮,只不过自清军入关后,因为忌讳“夷”字,便将“夷”改成“衣”。

  文/记者 卜松竹  图/记者 王维宣(注明的除外)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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