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和书店一场五万网络读者的启示 博物馆两千场线上展览
·以云游形式撬动 博物馆“IP宝藏”
·何志成:不忘历史,“阐旧邦以辅新命”
·潮汕“母亲河”黑臭20余年 一年多整治变Ⅴ类水质
·“柔济医院”120岁了
·老街区缘何“绽放”亚洲?
·时尚让非遗“有用” 创意让非遗“实用”
·在甲骨文中触摸厚重历史
·留下三元里村的历史记忆
·祠堂文化要发展传承 必须要创新
·看广东怎样让革命类“国保”活起来
·一年文创卖了六百万 陈家祠涉足“风口”经济
·活化电力“祖屋” 激发城市新活力
·变“沉睡的资产”为“诗和远方”
·沿江西路拉开改造大幕,“十里洋场”能否重现?
更多>> 
文史建言
黄仕忠:学问本是冷门事,但从文献筑根基
文献学家新出学术随笔,从《书的诱惑》谈读书与学问之道

  黄仕忠 1960年11月出生,浙江诸暨人。1985年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教授获硕士学位;1989年6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季思、黄天骥教授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戏曲文献研究丛稿》《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等,并在古籍整理、目录编纂、珍稀文献影印方面有系列成果;所推动创刊并主持的《戏曲与俗文学研究》集刊已成为戏曲与俗文学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学术渠道。

 

《书的诱惑》,黄仕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88.00元。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近日推出了散文集《书的诱惑》,所收文章涉及黄仕忠求学与探索学术道路上的感悟与思考、对师辈学者的追记,以及在海内外寻访稀见戏曲类文献的经历与整理出版过程、日本学人近代以来在中国搜集寻访文献的故实等。

  黄仕忠的治学初从于徐朔方先生,再从于王季思、黄天骥先生,以戏曲研究为志业,研究范围涉及戏曲名著专题研究、戏曲史、戏曲文献的研究及整理、图书馆学、古文献学等。多年来,他对中国古典戏曲文献资料穷搜博采,细大不捐,步步深入。

  回顾他的学术经历,早期以《〈琵琶记〉研究》出道,穷搜《琵琶记》的存世版本,“比勘异同,论断得失,显出偏重文献的作风”,后来东渡日本,访书顾曲,专注于日藏戏曲文献,成就了《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一系列著作,硕果累累。这样的学术取径,在学者胡文辉看来,堪称“中国戏曲史研究界的朴实楷模”。

  如今,黄仕忠和中山大学的戏曲研究团队,正在黄天骥教授的带领下进行《全明戏曲》编撰的收尾工作,这是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也是一部鸿篇巨制,黄仕忠埋头搜罗海外文献、整理各地说唱资料,他认为,这些工作和王国维当年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方法是类似的。

  “学术真正要有进展,先得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遗产。”这样的工作繁琐艰巨,但是正如他在《中国戏曲史研究》后记中所言:学问本是冷门事,原不宜作趋势之想,真正的学术,亦不在势众。 倘能去其虚饰,认真地做些基础工作,解决些具体问题,集腋成裘,戏曲研究的进展,仍当有可观者。

  访

  谈

  “梦想看完全世界所有的戏曲书”

  南都:书名《书的诱惑》出自1985年你写的一篇文章,在你的个人成长和求学过程中,书籍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你与书的缘分是如何结下的?

  黄仕忠:1985年,我刚刚硕士毕业留校,杭州大学有本研究生自己的内部刊物,它的负责人是我的同学,向我约稿,刚好我也有所感触,就写了这篇同题文章。对我们77、78级高考的这一代人来讲,能上大学那是一种幸运。我们这代人对于书有一种“饥饿感”。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凡是家中尚存、可供阅读的书刊,统统翻出来,一本一本,反复品尝。我读过枯燥的语法书、成语词典,有时也背字典。到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可以说是更加投入,不仅搭进去了伙食费开支外的所有收入,而且好像除了书之外,很少想别的事情。可以说,在书的诱惑下,让我忘记别的事情,渐渐地我自己也变成了书的一页。

  但我不是藏书家,我只是个读书、用书、研究书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藏书的条件,后来也没有这个意识,只是买了很多和我专业领域、研究领域相关的书,或者为了拓展视野而买的书。

  南都:作为学者,你的藏书与藏书家相比会有何不同?

  黄仕忠:我想我和专业藏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不藏书。所以,这让我养成一个习惯:抓紧时间把手头上现在能读的书都读完。读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些同学是带薪上学的,条件比较好,可以买新书,买好了包起来,签上名,盖上印章以后慢慢读。我没这个条件,我拿到书,立马就要读,所以做学生的时候,乱七八糟地读了很多书,无意中也拓展了视野,对我后面的工作来说很有必要。

  之所以没有成为藏家书,是因为我认为,个人的收藏总是有限的,无限的是图书馆的资料。当我成为学者,有了专业的领域以后,更是如此。所以我和韦力先生他们不一样,我的梦想是把全世界所有的戏曲文献全部看完,至少那些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善本都能找到、看到,我想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南都: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领域,你与日本的因缘是如何产生的?在日本有哪些难忘的淘书经历?

  黄仕忠:我去日本访书也充满了偶然。首先,我是去日本的一所大学做交流。中山大学在王季思、黄天骥老师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以戏曲研究为中心的团队。此前王先生主编了《全元戏曲》,随后我们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给明代的戏曲也编一部全集,但是做这样的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资料很分散,其中有很多资料就保存在日本。其中的一些文献,日本学者曾经介绍过,但是我们看不到。如果要编《全明戏曲》,就一定要到日本,找到那些我们已经知道、但是又拿不到的资料。

  我首先到图书馆去查,利用他们图书馆编好的目录,看看有多少关于中国戏曲的资料,把它们汇集起来,但是各家图书馆的编目水平有高低,光看目录不看原书,会有问题。再进一步去看,发现还有非常多没有被学者关注过的文献,于是慢慢就有一个想法:如果完整地把日本收藏的戏曲书全都调查清楚,编一个目录,那就是很有意义的事。

  1930年代,孙楷第先生专门去日本东京寻访中国通俗小说,出了《日本东京所见通俗小说提要》,这是小说研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著录很多我们以为失传,其实在东瀛还保存着的书,所以对小说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楷第之后,有个别学者对这些小说、戏曲做过寻访,其中有一位叫大冢秀高的日本学者,他对中国小说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编写了一部很好的目录。但是戏曲还没人做过。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和京都大学的学者交流了,他们也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在访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帮助。

  在20世纪,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献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包括他们帮我们编过许多目录,到了我们这一代,随着改革开放,国际交流更加便利,我们可以经常去日本,如果我们也能帮他们收藏的文献编制一个目录,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帮回他们。像我这样能够跑遍全日本四处找书,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学者,其实很少。日本的学者每个人都有工作,要上课,很难腾出大段的时间,而我在日本那段时期不需要上课,刚好有这个条件。

  南都:就你的观察,日本的中国戏曲文献情况大致如何?

  黄仕忠:首先,收藏古籍最多的,肯定是在本土,所以我们中国本身要比日本多;其二,古代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仰慕,买了很多中国的文献,日本人非常尊重传统,对这些文献一直保存得很好,其中有很多明清时期的戏曲刊本,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了,在日本则保存完好,所以日本会有一些很珍贵的、很难得的资料。

  但是,你也不要想象成遍地都是,需要机遇,也需要慢慢调查。其实只是在几千种文献里,找出几十几种特别珍贵的,这些工作你不到现场,不一本本去翻,是很难发现的。

  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因为我到现场,逐册翻看了,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我的想法是:我来看一次很不容易,我希望我看过以后,编好目录,别的学者就不用那么麻烦,可以通过我的书知道日本的藏书情况。我的编目会把每座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作者,在哪个文库,索书号是多少,都记得很详细,可以直接拿着我的索书号到图书馆去借书。这些索书号很容易出差错,所以我要记录得非常小心,这样的话也给后面的学者提供方便吧。

  南都:你认为文献方面的搜罗汇整,对中国戏曲研究本身的影响如何体现?你有哪些独特的发现?

  黄仕忠:其中发现的一些难得的珍贵资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戏曲发展史的理解。例如明代著名学者焦竑,他曾经以“龙洞山农”的笔名,批校过《西厢记》和《琵琶记》,把这两部剧作合起来刻印出版,这是明代最早的戏曲评点本,而这种完整的合刻本,只有日本还保存着。“龙洞山农”在序文中提出了关于“童心”的问题。他把这套书送给了李卓吾。李卓吾的《童心说》就是针对焦竑的说法而提出来的。这篇《童心说》,是古代文论里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它开篇称“龙洞山农”怎么说,然后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以往学者不知道这“龙洞山农”是谁,所以通行的解释,是李卓吾假托了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我们发现这不是托名,而是真实的故事。李卓吾因为得到焦竑所赠刻本而作评点,并加以发挥,遂开戏曲、小说评点之盛景,这样,中国戏曲史、批评史相关的章节便需要改写。

  又比方说,我在东京大学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戏曲稿本,作者名字叫“云槎外史”,一开始不知道是谁,结果我经过检索发现,这是清代有名的女词人顾太清的号。关于清代词人,有“男有容若,女有太清”之说,这位和纳兰性德齐名的女词人就是顾太清,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杰出词人,晚清及民初的词学评论家对她评价非常高。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还发现她写过《红楼梦》的续书,叫《红楼梦影》,从而知道她还是一个小说家。再后来,我在日本看到了她的这个戏曲稿本,发现她同时还是一个戏曲家。我印象中“云槎外史”这个名字,好像在国内的哪本目录里看到过,所以后来在河南省图书馆又发现她另外一部戏曲稿本《梅花引》,等于说,我发现了她的两个戏曲稿本。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剧本又和她的人生经历、和她早年的婚恋经历有关。就这样,对于一位非常重要的词人,我们发掘了她的新作品,并且发现了她具有更宽广的创作面貌,其中还涉及晚清一些文人,如与龚自珍的关联,你顺着这样的线索和别的文献结合起来看,我们的文学研究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

  谁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

  南都:书中你特别指出一些近代中日学者之间的学术来往,如王国维旅日期间受到日本学人的影响,其中包括森槐南,你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研究,真正发迹于日本而非中国,你的依据是什么?

  黄仕忠: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戏曲藏书非常集中,往往都在某个文库里,这是因为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们专门研究戏曲,所以收集了很多戏曲书,晚年就把这些书卖给或者捐赠给工作的单位。其中,我发现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收藏了王国维的作品,凡是重要的学者,几乎每个人都有王国维的书,我很好奇,这些书为什么会到了日本去?后来我发现,内藤湖南在他收藏的明刊《西厢记》里,有一个跋语,大意是王国维去世时,上海朋友出售王氏的书,以救恤其家人,他也选了一本,9月份寄到,他就在书中做了一个记录。所以我知道这批书是通过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卖到日本去,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涉及现代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

  由于戏曲书主要集中在学者的文库,所以我需要了解这些学者是哪个时代的,他们做了哪些戏曲研究,他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戏曲研究,以及为什么会买那么多戏曲书。因此我必须要知道日本的戏曲研究是怎么发源的。再往前走,我就发现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就开始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研究戏曲小说。

  在古代中国,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虽然有个别学者关注,但不能进入学术的主流。但是在日本,因为明治维新,倡导学习西方,而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戏剧、小说是文学史的主流,所以早在1890年代,日本学者在研讨中国文学时,就设了一个“小说戏曲门”,开始了专门的研究。1891年3月14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讲师森槐南,在东京文学会上,以“中国戏曲一斑”为题,作了专题演讲,两天后,《报知新闻》以《中国戏曲的沿革》为题,概述了森槐南的演讲内容,从而拉开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序幕。森槐南的《〈西厢记〉的读法》(1891)一文,是近代第一篇戏曲译文,也堪称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发轫之作。

  同时,这也让我看到了学术转变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让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和日本,很多学者希望借用日本模式来改变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发现从现代学术的层面上,从戏曲小说研究的层面上,其实是日本学者开创的,我们是沿着这条线下来的。我们以前都认为王国维是这一项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国际视野,其实日本学者早期所做的工作,对后来的中国学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王国维。当然,王国维是这个过程中做得最好的一个。

  我们现代的学术其实是受西方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而直接的影响,是学习日本过来的,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清末、民国初年日本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在中国本土,王国维的工作具有开创意义,但放在国际视野下,他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就让我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了,看到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冲突、互相之间的关系。

  我从单纯找文献,最后做到了探究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东方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主动学习西方来重新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问题,我个人的学术也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地。

  南都: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关注侧重点有何不同?回到当下,中国戏曲研究领域有哪些发展趋势和潮流?

  黄仕忠: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非常有分量的书,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他就是研究中国戏剧的,但是他的关注点是祭祀和中国戏剧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跨文化的观点。他非常注意田野调查,把祭祀和戏曲放到文化学的背景下来看。戏剧,我们一般只考虑它作为一种娱乐所产生的影响,而他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戏曲研究的学术转型是有影响的。当然,不能说都是他的影响,因为这也是一个国际的潮流,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注重田野,例如对中国传统傩戏的关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出现的。这说明日本学界对中国本土的研究有启发。当然,学界对他的具体结论一定会有分歧意见,有些学者不太赞同,也有些人明确反对,但是这种视野和思路,无疑对国内学者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在跨学科方面也做得很出色,比如早稻田大学有个叫“都市艺能”的研究,他们关注城市化过程中艺能和社会的关联。我们很多时候单纯是在文学和艺术的范畴内研究,他们更多注意到社会民众的接受、影响,放到整个社会系统里,在他们的研究中,文学依然是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

  严格来讲,日本的古代戏剧远远不能和我们的元杂剧、明传奇比较,但是明治以后,日本学习西方过程中开始注意到,戏剧和小说是教育民众、唤醒民智最好的工具,普通老百姓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识字,戏剧是最好的传播手段,所以明治初期就开始建设新的日本戏剧。我们在20世纪初,梁启超讲的文学革命,陈独秀讲的戏曲改良,他们开的药方就是学习日本,认为戏剧和小说是能够向大众传播思想的有力武器。

  明治维新,对于日本民族来讲,他们需要学习西方来重建他们的文化,所以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向中国传统学习,加上本土的传统,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立日本的新文明。所以当时他们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文艺,不单纯像我们现在这样做学问,对他们来说,做这些学问,也是出于当时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他们抱着很大的热忱。

  国内方面,戏曲小说在中国古代并不受重视,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里,散文和诗歌是主流,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就是戏剧、小说、散文、诗歌,古希腊戏剧就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所以王国维先生他们重视戏剧,也希望按照西方的方式,重新给中国的戏曲一个新的定位。他们希望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在以西方思想文化为标准的情况下,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要素,希望最后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并不比西方弱,所以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里提出关于“悲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元代就有悲剧,像《赵氏孤儿》《窦娥冤》放到世界戏剧史上毫无愧色,他开始有这样的世界眼光。日本学者更早地拥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王国维吸纳之后,继续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文明、文化,放到世界的潮流当中,能够找到它的位置。

  “学术的发展总要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南都:在胡文辉先生撰写的序言里引用了浦江清的一段话,大意是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有书本文献足以传世,而戏曲家的内部研究,必有绝学不传于世。你怎么看待戏曲研究的这两条路径?

  黄仕忠:在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责任和使命。如果基础文献都没有掌握,深入研究就更谈不上了。我对日本藏的戏曲文献前后做了20年,第一部分的成果差不多用了10年完成的,我编了一个目录,同时选择孤本和稀见的文献影印出版,但影印出版,还需要收藏一方同意,中间有各种条件,所以前后也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做成,最后则是写了一本书,叫《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这样,先作调查,编制目录,精选资料,汇集研讨,十年时间的积累与消化,然后才能出一本研究专著。我想,我们学术研究工作,大概需要这样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出现一个较好的具有系列性的成果,急不得。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全明戏曲》,已经展开了将近二十年,还处在一个发掘新的文献资料、编新的目录的阶段,随着工作的深入,后面就会逐渐产生很多的研究专著出来。学术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在用我们的特长、机会和条件,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然后让这些工作成为学术的一个部分,不能奢求一个学者把所有阶段的事情都一起做完。比如,先定一个小目标,把中间的某一个环节做好。

  学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但总体上和社会发展的轨迹紧密相连。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我们都关注的是最后他完成的《宋元戏曲史》,而很少人注意到,他决定从事戏曲研究之后,首先是编纂了一个目录,叫《曲录》,先要知道古代到底有多少戏曲作品,有多少剧本,接着要研究音乐从哪里来,从词牌到曲牌是什么关系,脚色如何设置,生旦净末丑是怎么来的,把这些都解决了,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学术研究都是这样,先要了解和掌握基础文献,然后才能慢慢深入。我们现在的文献工作,很多都是1950年代打下的基础,所以现在问题是,学术真正要有进展,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遗产。

  我们现在做《全明戏曲》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没有人编集整理出版的话,要找到这些书很难,我们最多只能看看最优秀的有几个,但是真正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全面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知道整个明代到底有多少作品,你看过全部,和只看过一部分,做出来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国力强盛了,我们高校经费投入多了,随着我们国门开放,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去寻找材料,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公开,可以拍照、复制。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有人来做这么大的工程,既然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和可能,那么,做这样的事,也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这样的工作成果,其他学科的人都会从中得益,别人也可以拿我们的成果去做研究,不论是做社会学的、做文化史的学者都可以看,它会是面对全领域开放的资源。

  我在十年前完成了清代北京的一种说唱艺术“子弟书”的全集,大概500万字,因为这套书,后面出现了大量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若干专著,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文学界,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的人都可以使用它。现在的考核体系是强调发文章,但是我们的学术发展总要有人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坐在冷板凳上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做这样的事,为未来的学术打下基础。

(来源:《南方都市报》)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