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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建言
《广州大典》:留存城市文脉的“根”和“魂”
第一期大典有30层楼高、重1吨,第二期编纂已展开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浓缩在其所在地域的文献典籍中,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广州文献典籍,正是广州寻找历史渊源、厘清发展脉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在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就陈列着一部洋洋大观的《广州大典》。

  不久前,由国家图书馆、广东省文化厅指导,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和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此次研讨会选址广州,《广州大典》是关键原因,现场200多名专家、学者切磋交流间的热门话题也是《广州大典》。

纸张酸化是古籍修复工作中的难点,如何应用创新技术,对古籍纸张进行

脱酸,也是摆在《广州大典》二期编纂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广州大典》部分卷册。

 广州大典收录的《广东舆图十二卷》(即广东地图,大多指疆域图)。

《广州大典》收录的岭南文献。

《广州大典》收录的菊坡精舍相关文献。图片均由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提供。

  得益于长远的眼光,得益于持之以恒地做,得益于一众默默耕耘的志同道合者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和坚持,从2005年召开筹委会正式启动,2015年完成出版,《广州大典》历经整整十载淬炼而成。《广州大典》第一期520册已经整理完成,总字数3亿多、纸质本定价逾40万元,被专家评价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精品巨作”。2018年,《广州大典》第二期民国篇的编纂工作已经正式展开。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广州大典》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春声介绍,目前大典正在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届时,市民可通过《广州大典》数据库实现全文在线浏览。

  “《广州大典》作为一部地方政府主导编纂的百科全书,汇总了有史以来的全部文化典籍,分类齐全,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对全国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工作起到积极示范作用。”在研讨会上,国家图书馆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张志清如是感叹。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和永庆坊时指出,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修典是“续脉”的活儿

  清朝文献印证“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概念?

  《广州大典》第一期共五部520册,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系统地收录了1911年以前近2000位著者有关广州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共4064种文献,核对扫描件能堆30层楼那么高,总重量达1吨多,是名副其实的文献“巨无霸”。

  可能有人会问,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花这么大的功夫整理地方文献,有必要吗?“有。”担任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主编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回答。

  “或许是种巧合,《广州大典》中收录的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这个区域和当前划定的‘粤港澳大湾区’有90%的重合度。”在陈建华看来,《广州大典》亦可称为“粤港澳大湾区大典”,湾区具有深厚的岭南和广府文化底蕴。

  广州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虽有大量地方文献翔实地反映印记了广州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但保存得很不完整。“广东气候潮湿,加上历朝历代变迁、战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等历史原因,许多典籍因年代久远、老化破损严重,还有大量地方文献流散到省外乃至海外,这些文献一日不收集、整理,日复一日在消失、毁损、散佚。”陈建华解释说。

  据资料显示,历史上广东文献首次大规模收集整理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广东提学副使张翼邦编纂《岭南文献》,为第一部粤人诗文总集,至今有400多年历史。此后,还有大量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成为记录广州发展脉络、见证广州发展历程的载体。而这些地方历史文献成为《广州大典》编辑部研究广州历史乃至岭南文化的基础。

  2004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岑桑和陈海烈两位老社长的建议下,同时征求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王贵忱、李昭淳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三位馆长和广州地区几所大学的老师以及部分专家的意见之后,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成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2005年4月30日正式启动编纂工作。

  “过去,学界有人说岭南是‘文化沙漠’,我们偏不信这个邪!”编纂委员会的专家们说,修典是“续脉”的活儿,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学界、为社会延续岭南和广府文脉,为抢救文献史料奠定基础。

  最终,确定能收录入《广州大典》的内容范围为: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

  《广州大典》最大的成果就是使大批文献从海内外回归到了岭南,粗略统计,编纂委员会收集到的文献比原来学界认定的数量多了一倍以上。比如,在《广州大典》第一期出版后,经、史、子、集、丛各部又陆续有新的图书出现,特别是集部中的粤方言曲艺类,新发现的文献正不断涌现。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张荣芳说:“有了《广州大典》,文化界从此无人小觑岭南。”

  ?开创典籍整理“四不”原则

  从广州首创变学界惯例

  《广州大典》确定用“大典”二字,意味着编纂者们必须要走一条“最难的路”。

  《广州大典》十年编一典。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目录编纂最具技术性,其完善过程也最为煎熬,最能体现大典主编对编纂底本征集要“全”的决心和方针。

  此前,为到底用不用“大典”二字,陈建华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任馆长李昭淳曾纠结了很久:“不用‘大典’就还好,有缺漏的地方可以留给后人去做,一旦用了,就意味着一定要‘全’,否则就对不起这两个字。”最终,他们还是选了一条最难的路走,只要是被认定了属于广州典籍的内容,不论多难都要找到底本、纳之进来。

  秉持着“入我典者,虽难必克,虽远必求”的宗旨,在完善目录的过程中,编辑人员几乎穷尽了所有古籍文献:先摸清全省古籍收藏情况,把涉及大典范围的图书目录列入;接着又将国内所有藏书机构的古籍文献目录梳理一遍;再接着梳理了国外收藏有中文古籍的目录……几轮梳理下来,如果发现有存疑的图书,编辑人员还要把书再通读一篇,以便定夺。同时,大典编辑部还要邀请大量专家参与目录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又会补充一部分还没有发现的图书。

  《广州大典》十年编纂期间,广东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现“井喷”。《广州大典》海内外广州文献搜罗之广泛,汇集之丰富,为以往历史所罕见,堪称广东文献学史上的鸿篇巨制。

  在经、史、子、集、丛五部中,大典最先编纂并出版的是丛部。为何先从丛部入手?据全程参与《广州大典》编纂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介绍,中山图书馆藏有大量丛部古籍文献,而该馆在2002年馆庆之时就曾编纂新广雅丛书,所以《广州大典》编纂时,丛部率先上马。

  在这个过程中,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为大典一期的底本提供和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大典不可能完成编纂。2007年以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20项重点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广州大典》。相关人士表示,以往谈到广州地方文献,多少都有点底气不足;自从有了《广州大典》,就理直气壮了很多。

  倪俊明直言:“古籍地方文献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应由图书馆、档案馆、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单打独斗。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多个重点项目上合作,不仅实现了两家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享,还让双方人才资源高效整合、共同进步,培养了一批古籍地方文献整理研究的专业队伍。”

  在编排的过程中,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在收集古籍文献时,遇到了同一种图书出现多个版本的情况,最多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同一个古籍有八九个版本的情况。很多古籍界的老先生认为,当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队伍还不足以全面地进行编、点、校的工作。

  于是,最终《广州大典》确定了“四不”即“不编、不选、不点、不校”的编辑思路,即不争文献的价值,不作人为的裁选。“四不”原则具体来说,即不同版本全部入典,将最原始的典籍呈现给学术界,保证原汁原味,如果内容上确实是错了,可以注明但不校对,它出版出来是怎样,就呈现成怎样,保证全面、客观、原生态。

  这种编辑方法,在当时已有的丛书中绝无仅有,也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典籍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正如陈春声所言:“新一代地方文献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目标真的是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那么研究地方文献时,‘出思想’就更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不”原则从2005年提出至今,已经成为全国典籍整理界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学界普通认同。这是《广州大典》的首创,也是它对学界的一大贡献。

  ?1吨重的书怎么看?

  “数字化”创新转化岭南文化

  文献是岭南的,而知识应该是全世界的。让岭南文献传至久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前,已经成为“广州文化名片”的《广州大典》续集民国篇编纂出版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第二期民国篇的编纂难度远远大于大典第一期,这是每一个编纂研究者的共识,也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一道关卡。

  民国篇覆盖了很多领域,出版物形式也更丰富,印刷手段更加多样,有大量的手抄本,以及译文、影像、族谱、信件、内刊等,技术含量、处理内容都比一期阶段要求高得多。

  在二期的编纂过程中,陈春声也发现,部分材料保存条件不好,出现纸张酸化等问题,是民国文献破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古籍修复工作中的难点。因此,他们一方面在收集资料,另一方面也在抢救和修补文献资料。据统计,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的2000多种广东文献中,近60%不适合直接扫描,否则将会对纸张产生不可逆的破坏。因而,除了编纂之外,文献修复和数字化也迫在眉睫。

  从2016年起,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投入2000多万元开始与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着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脱酸工艺、药剂和设备,摆脱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大幅度降低脱酸成本,为抢救酸化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广州大典》第一期全套丛书定价为40.8万元,仅核对扫描件便能堆到30层楼高,一字排开超过22米,重约1吨。如何让这套大典被更多人使用、传播?文献数字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今,《广州大典》数据库已经全文可览、可下载,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大典还将进一步完善网络服务平台。陈春声说,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这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学术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除了“数字人文”建设,还有一项更为持久的工程,是陈建华特别关注的:“从2013年起,我们每年用300万元资助学者和博士论文的课题,现在已经有100多个项目。《广州大典研究》今年也出版了第一期,今后我们每年都想出一本书,从政治、科技、学术、文化等方面,组织开展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民俗学、城市史的专题研究。”说着,他拿出一本书来,郑重地递给记者。

  在《广州大典研究》的发刊词中,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编纂与研究,如同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工作的两翼。”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推动《广州大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广州大典》与岭南家书家训家风”学术研讨会、《广州大典》与广州学研究、“近代广州医药与《广州大典》”学术交流会……除了内部的编纂工作会议,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近来也在大力推动大典和名人历史、民俗文化、中医养生等大众感兴趣的领域之间的交流。

  当前,一大批专家学者正通过对《广州大典》开展深入的诠释和解读,使得大典深奥晦涩的文字活起来,让新、老广州人都能通过大典了解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增进对广州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城市认同。

  “大典”面面观

  从大典看史上“海上丝路”

  《广州大典》完整而系统地反映了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的变迁和发展,其中有大量篇幅详实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比如:

  《史部》收录的《广东通志》《粤海关志》《南海县志》等方志和游记,详细记载了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的历史。

  《子部》收录晋代至清朝百余名广州府学者著述,内容包罗万象,可谓古代广州的百科全书,更记载了伊斯兰教从海上传入的重要过程。

  《丛部》里的《海山仙馆丛书》收集了很多明清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写的几何学、天文地理和火器制造类的书籍,是清代人了解西方科学的重要平台,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集部》里收纳的明清两代学者诗人的文集中,大量诗文谈及外商到广州经商及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的情况。

  曾经“消失”的书籍“入典”

  10多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广泛征集,不时会有此前“未见”“佚”的书籍,从四面八方征集回来,例如:

  《经部》的明王渐逵撰《读易记》三卷(明刻本),来自南京图书馆;《史部》的元陈大震撰《大德南海志》(元刻本),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集部》的明陈第撰《两粤逰草》一卷(明刻本),来自厦门大学图书馆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曾被列为抽毁、全毁的书籍,如释函昰《瞎堂詩集》、释今释《徧行堂集》、屈大均《翁山诗外》、王邦畿《耳鸣集》、陈恭尹《独漉堂集》等近30种文献,历经浩劫,传本稀罕,都已经被入编《大典》,弥足珍贵。

  记者 周豫   通讯员 蒋方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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