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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驰名省港澳”的称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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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工业文化的历史印记、与北京798齐名的文艺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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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聚焦
“省港澳”称谓背后的历史面相下
广州、香港、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最核心城市。实际上,三地的联系在历史上就极为紧密,例如,商号在三地开联号、老牌名校在三地办学、粤剧有“省港班”、连“女招待”也游走几地……
撰文/程美宝

  A港岛的粤语更接近西关口音 

  尽管香港是后起之秀,但其与广州的关系,比起澳门与广州的关系,更见密切。我们会频繁地用到“省港”的说法,却较少提起“省澳”一词。一个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差别的语言现象是:许多长年居住在香港市区特别是港岛的“老香港”,所讲的粤语更接近广州的西关口音,而在许多长年居住在澳门市区(主要是本岛)的“老澳门”当中,西关口音亦随处可闻,但总有一些人是带有中山口音的。 

   
民国时期的广州港
   
香港西区华人聚居村落(摄于1869年)
   
1959年澳门岐关车站庆祝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张灯挂彩的灯楼
   
民国时期广州长堤
   
香港快活谷马场赛马(摄于1918年)

澳门东望洋山灯塔及教堂(摄于上世纪70年代) 

  历史上,广州与澳门之间沿珠江口上下往来的航行路线由来已久,广州与港岛之间倒是远隔大洋,且至香港开埠后,才真正变得交通频繁,但“省港”的口音远比“省澳”接近,理由何在? 

  澳门的情况不难理解,澳门本属香山县,自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基地以来,来澳门寻求工作机会的通事(翻译)、买办、工匠等,大多是中山人,与此同时,尽管也有商人是来自广州的,但澳门本岛面积有限,居住区域按阶级分层的情况不如香港明显。 

  我们不妨这样问:香港本属新安县,新安县乃从东莞县析出,新界地区的居民和水上居民也有自身的口音,为何香港的“城市之音”不是东莞口音或后来称为“原居民”的口音?换句话说,香港和澳门的“城市之音”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为什么广州的西关音,成为省港澳甚至更广大的粤人地区的“城市之音”? 

  要知道,九龙和新界地区,分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70年代,才更大规模地被整合到城市发展之中的,英国人在香港开埠后的前半个世纪里,着力发展的是港岛北面面向维多利亚港沿岸至山顶一带。到香港寻求谋生机会的,有来自珠江三角洲各地和粤东地区讲潮语和客语的人,口音也自不相同,但陆续到香港的华商,追寻的仍旧是广州西关商人的谈吐举止。这批华商的经济实力也很快与英商分庭抗礼,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上环半山区”逐渐成为上层华人聚居的地段,这一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 

  与此同时,香港具备有利于远洋轮船运输的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加上英国统治者与英商的刻意经营,香港很快便超越同属“自由港”的澳门,更进一步吸引实力雄厚的华商到香港拓展生意。 

  B复制西关格局的香港中上环华人区 

  澳门这个古老的商埠在19世纪末的国际贸易舞台上黯然失色,但广州长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却难以动摇,并非一时可以由香港取代。更重要的是,华人特别是华商的流动性使三地的华人社区(甚至是省外和海外的粤人社区)逐渐发展出一些共同的都市景观和社会机构。 

  香港中上环的华人社区,几乎就是广州西关“立体化”的呈现。西关的华洋分居最初体现在洋行地带(其后是沙面)与本地居民的居住分离,华人社区则由不同阶层的居所混合相间,既有大屋豪宅,也有平房和贫民窟;在黄沙一带特别是靠近码头处有各种批发店,在上下九一带衍生了各种饮食、娱乐、消费场所如酒家和戏院,又有各种社会机构如善堂及医院等。 

  相映成趣的是,港岛的华洋和贫富地段是沿山而“下”的,山顶是洋人,半山区后来容许上层华人建房定居,山脚则很早便是以华人为主的平民和贫民聚落。而山下的中、上、西环格局,俨然是西关的复制:两处销售着种类相同的以华洋顾客为对象的批发零售货品;西关有莲香楼、陶陶居,中环亦有莲香楼、陆羽茶室、镛记酒家;西关有广庆、平安等戏院,上环有高升、太平戏院;西关是方便医院和爱育善堂的所在,上环也陆续建立了以东华医院为代表的慈善医疗组织,由实力雄厚的商人领导;西关平康之地在陈塘,港岛风月之场在石塘咀。 

  同样的,澳门也有镜湖医院和同善堂,福隆新街也汇聚了各色饮食娱乐场所,如清平戏院、烟馆和妓寨。 

  C商号在三地设联号比比皆是 

  省港澳三地不仅在景观文化上类同,更在人情网络上相通。华商因为生意的需要,在各地开设联号,家分几头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不忘故里,在乡下筑庐建舍,以便他日告老还乡,但实际上他们在广州、香港、澳门,甚至上海、天津以至海外,都设有居所、分号、办事处或联络处,以便坐贾行商。 

  香港开埠不久,广州及邻近地区的行商和富户便纷纷赴港设栈经营,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总部在广州的企业,也相继在香港建立起分局或分行。至20世纪初,内地出现设厂高潮,许多广州和广东各地的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 

  同样的,始设于香港的企业,亦有在广州及珠三角其他城镇、上海和海外开设分号的。由于内地和香港在市场、关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差异,联号企业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是国内部分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部分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今天我们熟悉的陈李济、王老吉等中药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大型百货商店如永安、先施等,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雄厚的资金,将总部设在上海,亦在省港建立分公司支持。这种经营方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由盛转衰,至国共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行新的经济制度后才全面停歇。 

  商人为运输物资和旅客建立的交通网络,也方便了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港澳二地因为身处殖民统治之下,长年以来华人并不能在正式的议政场所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东华医院和同善堂等由商人主导的慈善组织,便担负起处理华人事务的角色,并且与广州的九大善堂、方便医院,上海的广肇公所等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活人和死人的流动”的问题上——将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送返原籍,将客死异乡的尸首运回故里——无不依赖这些能够调度庞大的交通网络和资源的社会组织处理,这也正好填补了三地政府机构力所不逮的真空。 

  商家有联号,老牌名校亦然。真光、岭南、培正、培英等,在清末或民国成立的中小学,或同时或先后在省港澳三地都有办学,几所学校之间的联系,更使“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培英女子温柔柔”这句口头禅在三地老校友中传诵至今。这些名校的中学生,当年在华南地区升学的选择自然也离不开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大学。 

  D粤剧戏班中的“省港班” 

  虽然商家馆传的口号经常是“驰名省港澳”,但由于澳门到了19世纪末之后,在经济和交通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不大,市场容量亦相当有限,加上自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更大大促进了省港两地的联系,而广州澳门之间的铁路,却仍属纸上谈兵。 

  因此,真正旗鼓相当的两个城市是广州和香港,实际的经营运作也主要是依赖“省港”这个杠杆。可能因为如此,“省港”比比皆是,“省澳”则甚少听闻。20世纪20年代,牵涉省港两地最著名的事件莫如“省港大罢工”。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工联主义,联结了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共同行动,对港府施加压力,是省港关系一衣带水的又一历史明证。 

  另一个常见的“省港”标签是粤剧戏班中的“省港班”。“省港班”是指从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以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演出为主,名角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戏班。为了适应大城市和国内外观众的需求,应对电影的激烈竞争,求存和发展,省港班从组织到演出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都做了许多变革,刻意与“落乡班”划清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使三地以至海外各埠头气息相通的是各种报刊。民国年间在粤语群体中流通的报刊,编辑印刷要么在香港,要么在广州,而通讯和销售网络都遍及省港澳及海内外其他有粤人社区的埠头。 

  三地人民之所以往来流动,也在于三地具备共同的文化环境之时,各自的政治情势和制度又不相同,发挥互助互补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广州和珠三角的商人挟资移往香港;时至晚清,港澳既是反清革命分子的温床,也是不愿服膺民国的晚清遗老可以继续执教经史之地。 

  民国年间广州政局不稳,军事活动频仍,港澳是广州居民尤其是商人可以安身的地方;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不少人从香港回广州,工潮结束后才返港。两地人才、工资、物价的差异,往往也是劳工选择流向的主要因素。 

  E“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 

  20年代末的香港酒家往往以聘得广州名厨为标榜,上环水坑口的乐仙酒家、皇后大道的武昌酒家、油麻地上海街的大总统酒家便是这样宣传的。不过,广州虽然有好厨子,却由于广州的政府禁止酒楼聘用“女招待”而没有漂亮“茶花”,茶客要看“茶花”,便要到香港了。同一位校书(妓女)的芳踪,时在广州陈塘,时在香港石塘咀,她们或因两地行业规管的制度不同,或因广州政局动乱,或因市场竞争,或因个人理由,游移于省港两地之间。总之,她们跟许多游走于两地的市民一样,在两地都有人脉,对两地都足够熟悉,可以随时迁移,改名换姓,北返南归。 

  以曲艺为业的女伶,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因广州歌坛一度受到打击,香港茶居老板以女伶声色为招徕刺激生意,她们便陆续到香港谋生。到1928年广州市面秩序恢复,歌坛复苏,部分茶楼又礼聘著名女怜从港回省献艺。也是在1928年,梅兰芳到广州和香港两地演出,对省港班造成威胁,结果要采取“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的策略。 

  女伶白燕仔曾移巢香江,与港四巨头争一席地,但僧多粥少,深感“港地无可恋,而濠镜又非所欲”,结果选择到上海发展,因为“粤侨旅此众多,且粤商所开之茶酒楼,皆染广州化”。总之,省和港,是彼此的缓冲区,凡遇上要“逃之”“避之”的场合,上省落港,总是最自然、最便捷的选择,如果省港都没有可留恋之处,则要考虑到上海闯世界了。 

  至于澳门,则总是“最后的选择”。日军侵华期间,上海(1937年11月)、广州(1938年10月)、香港(1941年12月)相继沦陷,澳门却因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在战争期间成为省港人士的藏身之地或辗转逃回内地之中转站,各种政治、文化和戏曲活动一时云集澳门。不过,澳门这种短暂的繁荣随着抗战胜利便告销声匿迹,各种活动的重心很快又转回省港两地,澳门重归往日的宁静。难怪在抗日期间,有报纸社评认为,“乐善与安分”是澳门社会的特征。  

  16世纪和17世纪的澳门,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极希望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夺的东方好望角;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广州,是欧美冒险家为了从事中国贸易一朝发迹引颈以待的中国海港;20世纪的香港,是国际银行家投资者认为最有效率的世界都会。 

  顾名思义,“澳”者,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大澳、淇澳是也;“门”者,是指夹在两片陆地之间可让船舶通过的海峡,屯门、虎门是也;“省”者,省会、省城是也;“港”者,海港是也。由名而实,“省——港——澳”表达的是由历史时序衍生成的空间关系。然而,省港澳的联系,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全新局面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F“省港澳”变成“粤港澳” 

  1949年前,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没有正式设立出入境机关,市民可以自由进出或定居。上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陆续颁布各种有关出入境和居民身份的法例,甚至一度限制由澳门去香港的华民数量,而内地对于国民的出境限制也越加收紧。 

  1949年10月开始,直通车客运服务中断,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通车。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两地关系由于内地政治动荡显得更加隔阂。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工业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起飞,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社会建设上,如此种种,皆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和自豪感,使许多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为许多偶然因素临时分居省港的同一家庭成员,居然从此分别变成“广州人”和“香港人”。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港澳商人陆续到广东各乡镇投资设厂。然而,省港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内地开放而得到明显的恢复。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港府和工商各界积极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交流,针对华南地区,则大谈粤港合作,“省港“一间,自90年代至千禧年交替之际,几平全面被“粤港”取代。“省城”二字既尘封已久,就是“广州”此地,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也相当陌生。有些香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讲的实际上是广州话”,也不知道广州人“会”讲广州话,甚至惊讶地“发现”广州人“也”吃叉烧包。对于来去自由的许多香港人来说,“广州”竟是莫名其妙的遥远。 

  相形之下,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居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看了30多年的香港电视,从各种渠道问读到香港报刊、香港媒体多年来对珠江三角洲发挥的影响,实不可小觑。近年来由于“自由行”政策的推行,对于许多广州人来说,“香港”是一个随时可去的十分亲切的地方。不少广州人对香港的认识,比许多香港人对广州的认识为多。 

  由“省港澳”变成“粤港澳”,“港澳”身影依旧,“省城”却在指谓广东全省的“粤”之中隐没了。一字之差,反映了三个城市现实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局限了后人对前人的空间感的拿捏与想象,由是看不到许多历史面相。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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