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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聚焦
国宝,欢迎回家!
70载文物回归之路,折射祖国富强之路

  一组八件青铜器,器型古朴,纹饰华美、铭文繁复,蓝绿色的锈蚀上跳动着幽光,十分惹眼。作为“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的压轴之作,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归国后在此“首秀”,它的回归,是我国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又一耀眼战绩。文物承载文明的密码,见证历史的演进,保有文物,就是保有一个国族最绵长深邃的记忆。近年来,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攫取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目光。每一次迎接“国宝”归来,都成为举国瞩目的盛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之际,“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回归典型案例为呈现重点,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建设为串联主线,勾勒描绘出流失文物七十载回家之路的壮阔图卷。从圆明园兽首铜像、《中秋帖》《伯远帖》《五牛图》,到王处直墓浮雕、秦公墓地金饰片、龙门石窟石刻佛像,再到圆明园青铜虎鎣、意大利返还文物、及至刚刚回归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讲述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国宝”回家的故事。

  唐代韩滉的《五牛图》。

  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余冠辰/摄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圆明园十二兽首。 余冠辰/摄

  圆明园青铜鎣。 余冠辰/摄

  勾勒70载文物回归历程

  “‘回归之路’这个展览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物部门所做的一个专门的展览。它全景式地回顾了70年来中国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整体工作。展览分了三个段落,主要反映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个过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告诉南都记者。

  据介绍,为了此次展览,国家文物局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精心遴选25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归案例,统筹调集全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参展。这是我国首次对流失文物回归工作进行全景式展现。关强说:“每个案例都有自身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外交、协调、刑事侦查、协商谈判、商业购买、捐赠等等多种方式来促成文物的回归。”

  展览以时间为序,分为“革故鼎新 昔往今归(1949-1978)”“多措并举 殊途同归(1978-2012)”“协和万邦 四海归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篇章。序篇“圆明梦归”,展出了广为国人熟知的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其中,牛首、虎首、猴首于2000年由保利集团在拍卖会上斥重金竞得,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猪首2003年由澳门著名实业家何鸿燊捐赠保利艺术博物馆。鼠首和兔首在国际拍卖大鳄佳士得公司经历了拍卖、流拍、持有者拒绝返还等曲折过程后,终于在2013年由法国藏家弗朗索瓦·皮诺购入后无偿捐赠中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年,佳士得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持有拍卖执照的国际拍卖公司。

  圆明园十二兽首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构件,1860年遭英法联军劫掠而流失海外。目前,龙、蛇、鸡、狗、马、羊六枚兽首依然飘零异乡,下落未明。此次的相关展品,为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的仿制品。

  在历史上众多流失海外的文物中,圆明园兽首最为牵动国人心弦。而其追索返还历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显示出文物的回归之路绝非坦途,其中充斥着各方的斗智斗勇,种种力量之间的谋筹、妥协与角力。

  《伯远帖》《五牛图》等真迹面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低调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在促成国宝回流的工作中居功至伟。民国期间,战乱频仍,不少珍贵文物流落至香港,并面临着进一步失散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专门在港从事珍贵文物的抢救工作。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韩滉《五牛图》、董源《潇湘图》、赵佶《祥龙石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等,皆仰赖这个神秘小组出面斡旋商谈,以当时有限的外汇储备奋力购回。

  《中秋帖》《伯远帖》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曾供养于养心殿的“三希堂”,甚得乾隆皇帝宝爱。清末时,中秋、伯远二帖被溥仪携出紫禁城,辗转流落至港。1951年10月,郑振铎得悉“二希”即将询价出售的消息后,立即在徐森玉、胡惠春、徐伯郊等人的协助下,启动文物抢救工作。周总理高度重视“二希”的抢救征集,专门作出批示。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奉命偕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程南下谈判,在爱国人士与各方贤达的努力下,最终成功购回“二希”,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结束了两件国宝长达数十年的颠沛流离。

  “二希”的购藏,从此成为我国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一段佳话。

  作为珍贵的历史佐证,展览展出了1951年11月6日周恩来关于同意购回《中秋帖》及《伯远帖》给马叙伦、王冶秋等人的函,体现当时中国政府对搜救这批文物的高度重视。

  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是中国古代动物画中的天球赤刀之作,亦在1957年,由“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斥巨资购回。在展厅可见,该幅画卷历经千年而依旧色泽如新,画上五头体魄健壮的牛一字排开,前四头在山林水草间,露出怡然自得之色,唯独最后一头牛嘴上箍着金笼头,闷闷不乐。美术史学家李霖灿在解读这幅画时指出,末一头牛口系金笼头,“怒目侧视,做怄气状,因为它受到虐待,不能自由自在地吃草,这是《五牛图》卷的主要意思之所在。”以动物喻世人,显示出古代画家独特的幽默感。

  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艰难,“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抢救对象以宋元珍稀古画为主。郑振铎曾在一封给徐伯郊的书信里写道:“现在收购的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必要的,皆可暂时不收。”

  此次展览中,长期“锁在深宫无人识”的《伯远帖》《五牛图》《祥龙石图》《潇湘图》等真迹惊艳亮相,引来无数观众观摩拍照、啧啧赞叹。《中秋帖》《韩熙载夜宴图》两卷真迹因为处于文物休眠期,未能“出宫”,仅展出复制品。当年郑振铎揭櫫流失文物搜救工作,认为文物的散失其严重性甚于“丧一城,失一地”。正因前辈们的“急起直追,收拾残余”,这些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无价瑰宝,才得以安然归返祖国,避免了散佚他乡的命运。

  打开文物回流的多元化渠道

  除了以真金白银购买,外国政府的主动归还,以及海外华人、归国游子的无偿捐赠是70年来文物回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向我国归还64册《永乐大典》,前民主德国向我国归还3册《永乐大典》和10面义和团旗帜,开启了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历程的新篇章。

  同时,此次展览着重展出了杨铨、侯宝璋、叶义、庄万里、范季融、曹其镛等爱国人士向祖国捐赠的大批珍稀文物,数量巨大而品类丰富。

  其中,文物收藏家杨铨先生在1959-1964年间,将5000余件珍藏的文物捐赠给广州市政府,包括陶瓷、铜器、玉石器、漆木竹器等等,古陶瓷达3390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文物捐赠。此次展出了这批捐赠文物中的多种古陶瓷,涵盖越窑、耀州窑、临汝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等著名窑址,同时还有商代的鱼形玉饰、西周的玉琮、战国的铜镜等等,无不极致精美。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物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完善,文物的追索回流工作打开了新的多元化渠道。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行。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国际法的支撑下,愈来愈多的海外文物回流成为可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向南都记者介绍,这一时期,在继续通过回购、接受捐赠等传统途径促成文物回归以外,中国开始使用法律武器,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追索走私文物。

  “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在英国法院起诉将我国3000余件珍贵文物走私入境英国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数年司法程序,该案最终于1998年胜诉,这批文物得以成功回归;2001年,我国政府通过参与在美国纽约法院的司法诉讼,从美国追索回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像;2008年,我国政府在发现一批珍贵被盗的夏商时代文物流入丹麦后,在哥本哈根地方法院提起文物诉讼并胜诉。”

  此次展览中,晋代的青釉香薰,南北朝的青釉傅山炉,汉代的鎏金龙形铜带钩,宋代的黑釉铁绣花玉壶春瓶等,是从英国追返的3000件文物中的拱璧之珍。两尊雕刻精细的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一件由美国政府返还,一件由美国著名藏家安思远捐赠,亦在展厅中现身,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宋元之先河,是五代艺术及考古的宝贵实证。

  “但凡国宝,虽远必追”

  近年来,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更是战功赫赫。仅2019年,就有美国返还中国361件(套)文物,意大利返还中国796件(套)文物以及从日本追索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三宗重要的文物追索返还。

  刚刚从日本回归不久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是整个展览的压轴展品。在展柜前,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副司长邓超向南都记者介绍,组成这组青铜器的八件器物中,鼎、甗属于炊器,霝和一对壶属于水器酒器,簋和一对盨属于盛食器,从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来看,它们是西周、春秋早期很典型的青铜组器。

  据专家鉴定,该组文物出自湖北随州曾国墓葬,墓葬主人应为曾国国君,字克父,名甘娄。“它的整个锈蚀有三层,底层是红色的,中间是绿色的,最表层是蓝色的结晶。红的是铜锈,绿的是孔雀石,蓝的是蓝铜矿。仔细看的话,金色是铜的本色。像这种特殊地带组合,才出来青铜特有的感觉。恰恰因为它保存的特殊性,让这种器物呈现出独特的美感。”邓超告诉南都记者。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每一件都刻有铭文,共计330字,以簋上的铭文最多,达百余字。有趣的是,每一件青铜器上都刻有自名,如盨上铭文为“唯曾伯克父甘娄乃用作旅盨子孙永宝”,簋上铭文称“唯曾伯克父甘娄自作大宝簋,用追孝于我皇祖,文考。曾伯克父其用受多福无疆眉寿、永命、黄耇、灵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邓超笑言:“这就好比国宝自己会说话,告诉你‘我叫盨’,‘我叫簋’。“这是一组精彩的青铜组器,也是一组让人感觉非常遗憾的器物。”邓超说。原来,经过专家研究,这个等级的墓葬完整的器物组合,应该有三鼎、四簋、四盨、一对壶,一甗,一霝,此外还应有盘和匜。目前的组器里,鼎和簋只有一个,盨只有两个。因此,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尚不完整,除了目前追回的,还有一些散落在民间,不知何时能够完璧。

  “整个文物追索的工作,是一个既有机遇,有挑战,又充满了遗憾的工作。但是每一次的遗憾背后,都是种责任感。但凡国宝,虽远必追。我们现在有能力,也有决心把这个工作做好。”邓超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则表示,中国的文物流失有多种途径,除了盗窃盗掘、劫掠等等,也有一些是合法的,或者在当时的阶段,以合法的名义通过贸易流散至海外。谈到当前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重点,关强说:“除了对已经流失的文物进行分析,每一个建立专门的个案,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把文物保护好,防止发生新的文物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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