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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聚焦
勇攀胸外科领域最高峰 见证广州医疗从追赶到引领
当一众来自欧美国家的外科医生,来广州学习无管胸外科技术,广医一院院长何建行成为了欧美同行眼中的老师

  个人档案 何建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院长、胸外科主任。近年来,令何建行最为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世界首台“裸眼3D腔镜显示系统”终于研制成功,并顺利投入到临床使用;二是他提出的“无管”技术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世界同行认可与接受,真正实现了24小时出入院的“日间手术”目标。何建行医生在2012年创办了广东省明医医疗慈善基金会,迄今,基金会已资助多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推出助学金项目,为10名广东省医学生承担了医学本科期间学杂费用;设立广东省基层医师奖;开展了早期肺癌免费筛查等公益活动。他一直践行着自己说的“只要患者的困难得到解决,医务人员工作增加多少难度都是值得的”。 

  
来自欧洲的胸外科同行,来穗见识了中国医生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后,兴奋地与何建行合影留念。

  紫色的手术帽,淡蓝色的手术服,在广医一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见到院长何建行时,最大可能就是见到这一身装束,即便是在院内举办的学术论坛,作为主办方领导致辞时,他依然是这身装束,完成事务性工作,就回到病区。就连接受记者的专访时,也是在刚刚完成上午的手术后,利用午休、午餐时间进行。 

  当日上午何建行完成了一台95岁高龄老人的肺叶切除术,老人手术后几个小时就开始进食、缓慢活动。这类高龄、超高龄老人的大手术,放在20年前,令外科医生不敢想象。 

  作为一个全国百强医院的院长,他的医院内行政事务,一般是在病区医生办公室里处理的。更多的时候,何建行不是在手术室,就是在去做手术的路上,一周完成约20台手术;或者在病房逡巡,接诊外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何建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生于斯、长于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他所在的广州医疗领域,从一个世界潮流和先进医学技术的追赶者、学习者,慢慢地开始在绝大多数领域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少数领域甚至世界领先。当一众来自欧美国家的外科医生,来广州学习无管胸外科技术,何建行成为了欧美同行眼中的老师。40年的变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40年间师生关系的转换,也彰显了我国在医疗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 

  1970年代末 

  父亲的一条建议,他走上医学道路 

  1963年出生的何建行,童年甚至中小学阶段都和所有同龄人相差不多,带有浓烈的时代印记。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加上颇有时代感的学工、学农,增加了那个年代学生的见闻。 

  “我得特别感谢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广州市内的华附、广雅、二中等学校的高中部恢复考试招生。”何建行也就是在1978年通过考试,进入到了华附重点班。这在大学招收比例极低的年代,意味着提前迈进了重点高校的大门。“全班50来个同学,除一人次年才考进本科外,其余全部是高考当年进本科入读。” 

  因为父亲是建筑、规划工程师的缘故,当年何建行居住的街区,算是广州精英阶层聚集的区域———盘福新街。两栋楼住的是医学专家,一栋楼住的艺术家,他所在的区域则是工程师楼。除了孩提时代的体弱多病、营养欠缺以外,何建行和医学并没有太多的交集。最多就是在当年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凭票证购买东西的年代,他很好奇、艳羡于住医生楼的医生,他们的孩子们总能喝上牛奶。“岭南俚语称司机、医生、猪肉佬为三大宝,还真不是盖的。物资匮乏年代,牛奶需要凭医生证明来供应,大家都是营养不良,医生群体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 

  和当年那个时代的男生一样,何建行的本意是从军或学习国防科工专业,去研究导弹、核弹,当科学家的。当建筑工程师的父亲一句话,点醒了何建行。“和平年代了,还是应该多学些怎么救人的本领。” 

  而那个时期的医学技术,无疑是落后的。“有两个亲友,都是因为现在看来并不致命的疾病走的。父亲建议的医学,确实有前景”。 

  于是乎,这个在上大学之前和医学几无交集的人,将大学志愿都填报到了医学院校。第一志愿选择的是广州本土高校——— 广州医学院(现改名为广州医科大)。 

  1980年代 

  手术台边拉扯创口,学习开胸手术 

  从一个医学门外汉,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其间的付出可谓巨大。临床医学生的噩梦———大体解剖课程,何建行也曾经历过。“第一次上大体课,真的是战战兢兢。好在广州医科大学的教学非常不错,将骨骼、器官、组织进行过艺术化的处理。”为了克服对解剖课程的早期恐惧,他甚至尝试着晚上去标本室练胆。 

  解剖、免疫、生理、病理,一门门功课啃下来,当然也包括钟南山院士当老师的呼吸内科知识,何建行以全优通过。在实习期间学到了不少的急救知识,熟稔了阑尾切除等手术方式。 

  毕业分配,何建行成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胸外科医生。当时跟着带教老师的第一台开胸手术就把他给震撼了。彼时的胸外科手术,无论疾病种类、大小都注定是一个大手术。患者需要被开胸、劈骨才能让手术医生有足够的视野。“开胸、劈开胸骨、切开肋骨,然后再手术,复杂程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么复杂的手术,我学不会。” 

  做胸外科医生的第一年,何建行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手术台边拉扯拉钩,做一个“人肉扩张器”。将创口拉得足够大,让手术医生能看到患病处开展手术。“手术医生特别地辛苦,往往一台最简单的手术,都需要从上午做到下午。而患者也很辛苦,创伤大,恢复期长,并发症多。高龄一点的老人,根本无法耐受这么大创伤的手术。” 

  在那个时代里,我们的医学和国外先进国家比起来,是明显落后,有代际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医学从业人员赴海外去学习、进修,然后留在海外的特别多。没几年工夫,何建行的师兄们走得差不多了,一直坚持下来的他终于开始迎来上手做开胸手术的机会。 

  30年前的1988年,当时还是住院医师的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主刀的第一台手术。“刚一上手术,就把一些冗长的手术流程给简化了。在手术台边站久了,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流程,立即就去除掉了。” 

  1990年代 

  “大开放”变成小切口,摸索微创胸科手术 

  凭借着临床上的摸索和病例数的积累,何建行的胸外科手术越做越熟练,越做越快。到了1991年,以主治医生的身份去参加省、市,乃至国家的胸外科年会演示时,当初那个怀疑自己做不了胸外科手术的年轻医生,已经能只用45分钟完成开胸、切肋骨、肺叶切除、淋巴结清扫等程序。 

  对肺切除已经特别熟稔的何建行,发现切除已不是目标时,还仅仅是主治医生的他,决定开始进行肺移植方面的尝试。彼时的国际同行,已经能够通过肺移植手术来让终末期肺病的患者延续生命,这一胸外科领域最顶尖的技术让他这个年轻医生艳羡不已。 

  也许是当时太年轻,这一计划在向大学申报时就没能通过。何建行只得将自己的技术突破方向转为微创、腔镜技术在胸科手术的应用。国外同行通过对腔镜技术的摸索,先是从腹部疾病开始,使用微创的腔镜,随后在胸科疾病治疗上加以尝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能进行腔镜下的肺大泡切除术。 

  国内医生也是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在进行着外科技术上的追赶。1994年,广医一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腔镜会议,腹部外科的医生们在推广用腔镜技术来做简单腹部、泌尿系统疾病手术。同期也请来了香港的专家,演示用腔镜做胸科手术。“两个经过选择的肺大泡患者,香港专家简单操作了不长时间就解决了症结,这无疑是让人震撼的。”何建行表示,观看完香港专家手术演示的他,当天中午就开始到腔镜模拟室去开始学习、模拟操作,上了瘾般地把中午午餐、午休的时间都泡在了模拟室。 

  对于腔镜的操作臂操作越来越熟练的何建行,很快就碰到了验证技术的对象。一天一名意外受伤后发生血气胸的患者被送入胸外科。如果仍按以往方案,那肯定就是又一轮的开胸、切骨,创伤极大。何建行把那台腔镜搬到了手术室,用极小的创口将腔镜深入到胸腔后,很快就找到了出血点。“大开放”手术一下变成了小切口手术。患者得到的是医学带来的便利和健康,而外科医生何建行则看到了医学的未来和希望。 

  从相对简单的肺大泡、血气胸开始应用微创,到后来提出了用微创技术来切除患者的肺叶、切除肺癌。何建行乐此不疲地开始了微创胸外科的摸索。“前期在医院、学校动物实验室做了不下三十例动物试验,验证了技术设想的可能性。”小切口做局部肺叶乃至半个肺的切除,这看似天方夜谭的想法,在广医一院逐一地得到了实现。 

  来自业内的质疑声也很多,何建行至今还记得成长道路上的一位老专家的质疑和反对声。刚刚开始切肺叶时,老专家提出了类似的手术的各种危险性,提示年轻的他要慎重;到最后成功实施了,老专家又提出了价格方面的问题,当时类似的操作无疑是昂贵的,不适合中国国情。 

  “也就是在业内老行尊的质疑,胸外科的微创应用不断地进步,逐一解决掉他们提出的问题,胸外科的微创技术也就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在质疑声中前进的同时,还不是正高职称的何建行在胸外科领域不断地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尝试和挑战。何建行在出席国家级会议时的座位,也越来越靠前。 

  1999年,在何建行主刀下,广州完成了亚洲第一例气管移植手术。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中国的医学,开始从一名落后追赶者,慢慢地进步到了少数领域能够陪跑的地位。”何建行表示。 

  2000年代 

  肺移植术广泛应用,连80岁老人都能做 

  进入新世纪,从医16年的何建行终于在2001年,提前一年破格提拔为正高职称,当上了医院胸外科的主任。直至此时,他依然没有忘记在胸外科领域最为顶尖的技术——— 肺移植术的摸索。 

  2003年,广医一院乃至整个广州市都成为抗击非典的一线阵地。而何建行则在钟南山院士的支持下,开始了肺移植的尝试。 

  抗非成功时,他也成功地完成了华南地区的首两例肺移植手术。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例患者,一位华农的老教授,终末期肺病、肺气肿、肺糜烂,使得这位老专家的呼吸变成了非常沉重、痛苦的事情。但移植成功后,老人一直活了14年多,最终致命的疾病还是前列腺癌。 

  当初看成是胸外科领域最高峰般的肺移植术,目前已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甚至80岁以上的终末期肺病患者,都能凭借这一手术延续生命。 

  “到了今年,我们进行的肺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超过80例,这么多的患者和家庭在这项技术中受益。”何建行表示,他所在的团队迄今仍保持着最高龄成功实施肺移植手术的纪录。 

  2010年代 

  当年的陪跑者,终于成欧美同行的老师了 

  大型胸科手术前,为了保证患者的呼吸,一般都会给患者上一个气管插管下的呼吸机。这保证了患者的呼吸和氧气供给,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并发症状,比如气管受损,延缓了患者的康复。 

  从2011年开始,通过前期的验证、摸索,何建行及广医一院胸外科团队,开始尝试改变麻醉方式,在气管不插管的前提下进行手术,这一实践,又将患者的康复周期大大提前。当创新性地在不插管技术下完成肺叶切除术后,欧美、日本等医学发达国家的同行都非常震惊。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举办一个面向欧美同行的学习班,向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加以推广。 

  随后,何建行团队在2015年开始,开始挑战微创手术的又一个高峰———手术过程中完全不使用导管的无管手术技术,手术都进行得非常成功,前来学习的外国同行又增加了不少。 

  “医学不能敝帚自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得好,只会让更多的患者、病人受益。”何建行表示,也就是在21世纪的10年代,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医生在一些医学领域已经完成了追赶、陪跑,开始进入到引领者的阵营。 

  同题问答 

  南都: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建行:最大的收获肯定是机遇,如果不是政策上的开放和对医学创新的支持,我们医学领域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发展。其次就是坚持,如果能坚持、专注于某个领域,终究能得到丰硕的成果的。 

  南都: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你对未来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何建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康中国梦,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通过医学领域的不断摸索,推动医学进步,让中国的患者实现健康中国梦。 

  记者 王道斌 实习生 易英子 通讯员 韩文青  受访者供图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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