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全文检索:
首页 文史资讯 广州文史 党团史料 多媒体文史馆 专题文史 文史争鸣 区县文史 工作学习园地 辛亥革命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品味客家围楼文化艺术内涵
·贝壳为窗 光影万千
·百年船坞退役
·兵马俑颜色脱落难题是如何攻克的
·广式月饼的黄金时代
·古井藏民间 情怀渗街巷
·麻风康复老人的“圆梦记”
·2159名管护员守护黄河源腹地生态
·越翻越薄的历史
·从一棵树到一片“海”
·揭秘1981年新中国首场“沙场阅兵”
·英雄已去 壮志永垂
·耆英号:第一艘驶向欧美的中国木帆船
·阜财门善利门航海门素波门印证千年广州财富天下闻
更多>> 
广角聚焦
高考改变命运
77级中大中文系40年后再聚首

  1977年12月11日,吴承学一大早就赶到广东省潮州枫溪镇农村中学的课室。盼了10年,终于高考了。 

  这里人头涌动,熙熙攘攘,像农村赶集。“这也许是史上最奇怪的高考了。你难以想象10年间的中学生集中到一起考试的情景。” 

  40年后的今天,走进高考考场40周年的“正日子”,中山大学77级中文系的同学重新回到中大校园,回望,聚首。 

  王春芙说,这是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能来的都来了。”当年中大中文系分两批共招录87名新生。这次来了近70位。 

  活动主题是“高考改变命运”。毋庸置疑,1977年高考的意义远远不仅止于高考本身。7 7级中大中文系也是当年高考有代表性的缩影之一。 

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毕业照及日常生活照片。 受访者供图 

  破冰 

  1977年,30岁的蔡东士已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湛江农垦当了8年知青,是当地出了名的“笔杆子”。爱人也是知青,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听闻恢复高考,他一点想头都没有,因为阶级成分问题。他父亲曾是公社卫生医院老中医,因议论天上飞过的流星是不是苏联人造卫星而被打成了右派。虽一年后摘帽,蔡东士考了全县第一成绩却因父亲的问题不能上高中。触及心灵的命运创伤使他一直没有上大学的奢望。 

  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哥嫂写信劝他“以前都是讲出身、讲成分、讲空头政治,今后要讲知识、讲学历、讲实际本领,你不要目光短浅,一定要念大学”。这句话说服了他。 

  听到消息时,27岁的邢志盈正在海南生产队去农场买橡胶苗的途中。同龄人已纷纷报名。“我就想,27岁是养家的年龄,现在还去读书让家里养你?不是倒过来了吗?”他没这念头。结果,同村要好的同学瞒着给他报上了。 

  范柏祥最后一天才报名。“我只有初中毕业,怎么可能考得上?”当时他是惠阳地区文工团的独奏小提琴手,知青下乡后仍坚持每天写近千字日记。1963年范柏祥考入华师附中,因一首词和一幅国画,一个月后就被附中文学社破格收为会员。他从小尤爱古典文学,一直有个中文系的高考梦,“文革”把这梦破了。女朋友劝他,要不还是试一试吧。 

  28岁的“大老王”王春芙也想“圆梦”。1965年他考上当时的广东省重点中学海南中学读高中。老师说,“你们现在等于一只脚进了大学,再努力一下就能双脚迈进大学啦。”结果,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一断就是10年,包括王春芙在内诸多青年的大学梦都被打破。 

  高中毕业后,王春芙成为回乡知青,先后在生产队当会计、团支部书记、大队文书等。他喜欢写东西,一篇《征战滴水岩》的报告文学登上当时的《广东文艺》(现在的《作品》),在县里引起轰动。 

  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王春芙正在海南琼海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给县委书记写材料。为了备考,只能熬夜。当时爱人已怀孕,挺着大肚子给他熬鸡蛋羹补充营养。王春芙跟妻子开玩笑,“你十月怀胎肚里有料,到时肯定能生出来。我已荒废十年,怕是肚里没料考不上,那就只能让咱们的孩子来圆大学梦啰。” 

  高考 

  1977年10月2 1日,《人民日报》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标志着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广东高考的时间定在12月11日、12日,开卷考。此时距离考期只有一个多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冬季高考,也是最仓促的一次。 

  有人直接上考场,也有人挤时间备战。考前10天,蔡东士白天写农场学大寨先进材料;晚上煮米汤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深夜匀时间复习。晚上10点停止供电,他只能在小煤油灯下复习。苦熬了10个夜晚后,他以49公斤的体重瘦骨嶙峋地赶考。蔡东士几乎每场都是第一个交卷,然后骑单车走人,监考老师以为他考砸了弃考,没想到他成为当年湛江的文科高考状元。 

  邢志盈仍忙着种橡胶修水利,最后也只复习了10天。“数学证明题的‘因为’、‘所以’符号都忘了写,才赶紧翻书。就翻翻课本,能回想起来,明白了,就翻页”。 

  范柏祥报名后,团里放假一月。他就躲在姥姥的阁楼里呆满一月。没有教科书,就找回10年前的教材啃。 

  当时,陈平原在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当民办教师,教初中语文,这门不用准备,一个月他全用来啃数学。 

  “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也没压力的情况下参加高考的。”吴承学在中学当代课老师,他当时的理想是有天能成为一名小学民办老师。 

  因刚刚拨乱反正,受时间、教材、考生等因素制约,考试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吴承学所在小镇的19 7 7年高考就设在农村中学的课室,人头涌动,熙熙攘攘。“19 7 7年的高考就像农村赶集。这也许是史上最奇怪的高考了。你难以想象10年间的中学生集中到一起考试的情景。”作为清一色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无疑都最关心高考作文。 

  19 7 7年,广东高考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拿到考卷,王春芙先看作文题目,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最拿手的嘛”。他暗想,赶快把前面题做完。他至今还能记得自己作文的大部分内容。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大老王”开心地即兴背诵起来。“东风得意马蹄疾,大治之年气象新。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犹如一阵阵疾风骤雨,荡涤着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社会上的污泥浊水,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气象万千……”后来,他听改卷老师说,阿芙,你这篇作文在改卷场里炸锅了!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陈平原的高考作文。再回顾这个在当时“轰动一时”的事,陈平原接受多次采访时都称,“考场不是逞才使气的地方,我是语文老师,懂得怎么控制节奏与分寸,因此作文得分较高”。在他看来,这样的事此前此后都不会有了。“那是表达一种姿态,鼓励年轻人都来参加高考。”连老家乡下都交口称赞。他自嘲,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结缘 

  1977年12月,全国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女,从车间、农田、军营……走进考场。最终27.3万人录取,录取比29比1,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迄今为止我不知道该感谢谁。”40年来,余瑞金对自己进入中大中文系一直觉得“蹊跷”。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幼儿园老师,1977年考试时她不抱大指望,心想能上任何一所学校都行。 

  “我填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系,但绝对没有中大”。录取时,人家说是中大,我说骗人,拿到录取书一看,真是中大!“我后来多方打听,也不知道谁给我改的志愿———只能说那时真有一批为国家和社会选拔人才的人”。 

  范柏祥则是“公开”改过志愿的。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华师,第二志愿中大考古系。突然有一天,惠阳地区招生办打电话让他赶紧去一趟。“你的成绩考得太好了,我建议你赶紧改志愿。然后私下‘违规改了’。” 

  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哇!”不知如何表达的范柏祥猛然想起杜甫的天下第一快诗。“只有这首才配得上那个激动”。他马上用毛笔洋洋洒洒写下狂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通知书送到时,陈平原正上课,听说有挂号信,就知道自己考上了。“我还是照样上课,不过那节课讲得有点乱。”下课看到这张薄薄的一纸通知书,陈平原很激动。“从今以后,我的命运可以我做主了”。 

  谭一鸣说,接到中大中文系录取通知是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每回想都兴奋不已。高中毕业后,谭一鸣从高鹤县下乡到国营对川茶场。“做梦都想读书,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她的父母在宣传文化系统工作,她因此读了不少书。喜欢英语,高考时加试了英文,连英文附加题都做对了。因文理基础都较好,报考前她思考了很久。“什么是自己的最爱,终究首选中大中文”。谭一鸣成为当年佛山地区唯一考入中大中文系的学生。 

  小孩出生不久,王春芙也收到中文系入学通知书。他离家赴穗时,“看着襁褓里的小孩,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暗下决心,好不容易圆了大学梦,以后要把娘俩带出来。 

  邢志盈想不到会上中大。“分数是踏实的,不踏实的就是年龄”。结果,来了以后才知道,比他大好多岁的都有。 

  至此,这些怀揣梦想,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的下乡知青、工人、战士等走进中大校园。 

  求学 

  1977年,中大中文系第一批录取61位同学。开学后,学校继续挖掘教育资源,扩大招生,又补录20多名同学。后来,还破格招录文艺创作比较有成就的苏炜和马莉。“同一年级的同学,分几次进校读书。现在看来,真的不可思议。”吴承学说。 

  在8 0多名77级新生中,最小的刘军16岁,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王恩锡、关启明两位都已3 2岁。入学时家里已有小孩的也有好几个。比如蔡东士、王春芙。他俩因此被同学唤为“老蔡”,“大老王”,同学间一叫就是40年。 

  1978年3月8日,汕头市安排所有这年考上中大和华工的20多名同学包车前往广州报到。颠簸了13个小时后,当晚抵达中大,却是一片黑灯瞎火,当年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经常的事,“当晩正轮到中大停电,女生宿舍‘广寒宫’黑乎乎的”。 

  1978年3月12日,王春芙拿着一张新船票赶到海南海口秀英码头,登上开往广州的客船。在船上他认识了同样拿着入学通知书去中大报到的7 7级哲学系李萍。“当时海南为了集中送第一届大学生,3月11日开了一个全行政区的欢送会。” 

  蔡东士曾在散文《写在孙中山塑像前——— 献给母校五十五周年校庆》中描述入校的心情:“整整10个年头过去。当我作为中大的新生来到先生塑像前时,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了。仰望先生塑像,还是那样伸出右手,告诫我们珍惜求学的时光……” 

  时隔10年,这一批人终于如愿地坐在了大学课堂里。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为了把失去的十年加倍地抢回来。 

  “学校的四年是争分夺秒拼命学习的四年”。王春芙说,一大早就去图书馆抢座位,晚上一吃完饭就到图书馆排队,“当时中大图书馆每天都是长长的人龙,占位抢位,借好书。除了必修课,选修课也都一定选完”。 

  食堂吃饭,也能看到现在罕见的“盛景”。人人一手拿饭盒,一手拿着自制的小本:他们把作业本裁成小纸条,用橡皮筋扎着,写上英语单词在手里翻。“食堂人多,但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在看东西。”余瑞金回忆。 

  大学期间,范柏祥和很多人一样外语底子特别差。为了强记单词,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10个单词,速记下来了,就一边刷牙一边默背。 

  还有不少学生晚上熄灯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有些人干脆到宿舍走廊借光看书。凌晨五六点就有同学起床跑步、早读。 

  没有人舍得浪费时间。 

  余瑞金记得在校四年只去过两次公园。一次团支部组织去烈士陵园扫墓,一次是毕业时班上同学结伴去华南植物园。“其他时间连中大的校门都很少出”。 

  她的笔记公认的好。“觉得老师讲的每一句都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全程能记的都记下来。”黄天骥在《诗词曲十讲》中写,1979年给中文系7 7级同学讲授过魏晋隋唐文学史课程。1979年学期结束,余瑞金把一大本听课笔记交给我看,看是否完整。字迹娟秀,记录详尽,连我在讲课时的语气也记录下来了。”如今黄天骥保存的讲义也只有这本几十年前的课堂笔记。 

  恢复高考,除了学生,教授们也都很激动。 

  校园里,“文革”时期被遗弃的“尊师重道”风气开始复兴。这些恢复高考后一门心思专注学习的第一届大学生,令老师重新点燃了教书育人的热情。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中大中文系教授王起(字季思)给学生开选修课,大家欣喜若狂,把教室挤得满满的。 

  “所有能讲课的老先生都出来了,他们也憋了10年了,都抢着要带真正能学习的学生。”王春芙印象最深的是,60多岁的卢叔度教授“复出”,给77级讲易经,时隔20年后重上讲台。 

  卢叔度因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后长期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很少跟人交流,语言表达不顺畅。加上卢老师口音很重,同学们听不懂。 

  70多岁的王起教授担心卢老师太久没讲课,特意带他前来。卢老师说几句就写板书,讲不到半小时,整个黑板都写满了。王起教授马上起身擦黑板。“这个动作到现在记得很深刻。”同学们都很感动,赶紧起身帮忙。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生活标准普遍很低,21元/月,其中伙食费15元,馒头配咸菜就挺满足。余瑞金印象最深最美味一道菜是土豆烧肉片。不过,土豆不剥皮,肉片薄得风扇几乎可以吹走。“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生活上,根本不觉得苦。”余瑞金和谭一鸣异口同声说。 

  1979年3月,康乐园以77级为编辑、创作骨干的中文系文学刊物《红豆》诞生,则成为师生的集体记忆。到1980年12月停刊为止,这本学生刊物只出了7期。它曾同北大的《未名湖》、武大的《珞珈山》一样全国知名。 

  聚首 

  激情与奋进的四年过去了。40年前的这场高考,是“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之一。百废待兴下,国家各个领域出现了巨大的“人才断层”。77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有了得以迅速施展才华的机会,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佼佼者。 

  “毕业时既是单位挑我,也是我挑单位。”王春芙打趣说,“当时只要哪个单位能解决爱人调动的问题,我就去。”他最先在省委宣传部任职。1996年被派到南方报业任副总编辑。1997年,在他带领下创办南方都市报,在全国都市类报纸中一纸风行。后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直到2011年“超期服役”退休,“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使我有机会以一种新的身份投身到其后的改革开放中。” 

  余瑞金从中文“跨行”到电视台,后任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广东南方电视台副台长,她主要牵头投资、监制出品的《亮剑》、《潜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都成为风靡全国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品牌。 

  邢志盈毕业后转入金融从业,后任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 

  范柏祥毕业后到羊城晚报体育部任职,因文学的积淀,他成为第一个以章回体形式写足球新闻的记者,为中国体育新闻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2000年,范柏祥60岁时写了一首七律,前三联写高考改变命运的心境,“生不逢时又遇时,霓裳曲里半蓑衣。书山有路曾无路,艺海无涯幸有持。沙数恒河千古憾,流星灿目一生期。” 

  陈平原和吴承学走学术研究路,均已成为学界知名教授。“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我现在很可能是潮州枫溪镇某个小学的退休老师了。”吴承学说。 

  1982年,谭一鸣一毕业就到了广东省委办公厅。她为服务和见证了广东省领导层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策过程而自豪。她谈到,中大的同学有共性特点: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基础牢固,作风务实,开拓进取,不管在哪个岗位都成为骨干力量。“这些都要感恩党和国家、感恩学校、感恩我们成长中的每一位老师的培养教育。” 

  历史已经证明,77级在内的“新三届”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更是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仅中大中文77级,在政界,同时期在广东省委任副秘书长的就有3位同班同学,两人同期分别任全国政协和省政协副秘书长,一人任广东省委政法委秘书长,有人戏称这个班盛产秘书长。媒体界,同时在南方报业当正副总编辑的有3人;在学界,成长了多位知名教授,北大两个、中大两个,还有华中科技大、耶鲁教授…… 

  “77级、78级出了那么多精英,是因为入大学前他们已经有了实践积累,是从艰苦生活磨炼出来的。苦尽甘来,懂得珍重,想为百姓办点实事”。蔡东士如是说。他先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后破格提拔,两年多连提四级。连续担任四届省委办公厅的主任、秘书长,担任过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再回望40年前的高考,每个人都感慨万千。“高考改变命运,改变的不仅是一代人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余瑞金直言。 

  邢志盈说,没想到40年前我会考上中大中文系。更没想到4 0年后,身边那么多同学都创造出骄人的业绩。 

  在他看来,“文革”10年,受冲击最大的就是文化。恢复高考之后,社会风气全变了。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年轻人追求科学真理,掀起读书热、研究热、探讨问题热。无序的社会开始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从1977年12月11日到2017年12月11日。 

  整整40年。今日他们再次以高考的名义,聚首中大中文堂。忆往事,叹今朝,叙未来。 

  采写:南都记者 贺蓓 侯婧婧 

  摄影:南都记者 黎湛均 实习生 王凯

(来源:《南方都市报》)

总浏览量:
版权所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