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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商业史话
宋建三城 商都繁盛

  市井风情悟商情

  宋代外省文士朱彧来过广州游览,后来在其著作《萍州可谈》中记下不少在广州的见闻。此外,李光的《庄简集》、庄绰的《鸡肋篇》、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洪适的《盘洲文集》等书,都有记下广州的市井风情,于此也可领悟古越秀唐宋之际的商业比前更为丰富。比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广州盛产素馨花,花开时妇女“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此为已见古籍最早的广州卖花记载。

  南宋时中原大批百姓迁岭南,这是继晋代之后的又一次大迁徙,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影响不少。珠三角人口大增、粤语方言初步形成、风俗习惯基本定型等等,均对古越秀商业有所影响。

  对比唐代来说,宋代中原人对封建礼教观念已很重视,但岭南却仍很淡薄,男尊女卑并不明显。广州城的商铺中,仍见“妇人强男子弱”[1],也就是妇女招呼客人仍很普遍。当时社会风气比较自由,人际称谓较为随便,比如称舅父为“官”、称女婿为“驸马”,都是内地社会所不容许的。广州有些妇女着装也很特别:“妇女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2]这些短袖女装在当时来说,内地人必称之为“奇装异服”的。百姓有时欢聚,兴之所至会大呼“万岁”,这更“大逆不道”了。和尚公开娶妻,富家女嫁给和尚,还“大会宾客”;和尚开店卖酒,“率皆致富”[3],是很普遍的事。

  当时男男女女均重视传统节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文天祥有《元夕》诗云:“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桡灯。”端午节时,驻广州的经略安抚使在海山楼检阅水军,“水战横江一百舟”[4],引来万千男女观看,十分热闹。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更加热闹,宋代名诗人刘克庄有“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的诗句。

  也有受外侨影响的习惯。宋代广州蕃坊外侨更多,不少携眷同来。有的波斯妇女“绕耳皆穿孔”,戴着20余枚耳环。又嗜食槟榔,以波斯枣、槟榔待客。本地人渐渐也嗜食槟榔,嚼得满口如潄血,吓得内地来客以为南蛮“茹毛饮血”。

  只有社会风气自由,商业才能大发展。这是古今中外皆同此理的。

  商业繁荣影响了各业的发展,各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是相辅相成的。广州地区各业的发展对古越秀商业的发展无疑十分重要。

  在种植业上,广州地区的水稻一年3熟逐渐推广,粮食增多推动了粮食贩运商业发展,广州的米运到福建、浙江等地出售,甚至远至占城(在今越南)。蔬菜生产也走上商业化之路,广州瓜菜有50余种,单是笋一类,已有茭笋、猫头笋、圣笋、山姜笋、竹笋等品种。宋元时,广州的水果更多,连和尚、道士所居的寺观也有种植。荔枝佳品以增城最多。柑橘也引进新品种,如味道极甜的越橘只有金丸大小(似乎像当代的沙糖桔)。唐代已引进的芒果、油橄榄则种植更多,新引进种植成功的还有波斯枣、蘋婆子(凤眼果)等。花卉种植上,素馨花更多,茉莉仍是名种,还有一些岭北没有的品种。种茶叶也有发展,广州所属各县皆有产茶,是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养鱼业也大有发展,圩市上的鱼有50多种(包括海鱼)。制糖业发展促进了甘蔗的种植,广州产的糖霜(沙糖)也是畅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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