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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商业史话
外贸兴促商机

  永安七年(264),吴国复设置广州,此后“广州”一名作为行政区域命名被确定。此时,广州州治番禺城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了。东汉班固写的《汉书》中,也记及番禺是商贸发达都会:“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当时,国内不少商品集中到番禺出售;远至四川的枸酱也经夜郞国(今贵州境内)由水道运到番禺,中原铁器也大量运入,不少人到番禺经商发了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中提及广东秦汉物产时说:“交广之珍异,似为其本地所出,然此不过对中土而言的结果,多数珍品实由海上贸易获得的。”[1]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基本形成,其海上航线是在番禺民间开辟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起初,外贸船只在番禺上货后,经徐闻、合浦再出海到东南亚一带,但到三国归晋后,因番禺港口优良、腹地广阔,更兼从番禺走海路到马六甲海峡较接近直线,所发番禺作为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基本确立。汉代船只自广东徐闻、合浦出海,到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岸)需时5个月;而晋代僧人法显从耶婆提国(今爪哇岛)乘船回国,船上人说50天便可到达广州。因此,晋代往返于番禺的中外商船大大增加。这时,从番禺出口的有各种丝织品与陶瓷器,进口的有珍珠、犀角、象牙、璧琉离、珊瑚、琥珀、水晶、苏合等。

  番禺既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口岸,广州城的商业能不发达么?古越秀地区商业的繁荣当可想像得到。

  自西晋末年至东晋,中原战祸频仍,大批中原、江左(指江浙一带)人士南迁广州,更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市郊出土不少晋墓砖,砖上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余广州平且康”等字句,可证当时古越秀地区社会较为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据晋代《南洲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等古籍记载,当时广州的经济作物多达数十种,其中水果有柑、桔、荔枝、龙眼(桂圆)、甘蔗、蕉、杨梅、橄榄、槟榔、椰子等,蔬菜有茄、芥菜、蕹菜、芜菁等,药用植物有豆蔻、姜、桂等,花木有茉莉、指甲花、鹤子草、水莲、朱槿等。这些丰盛物产对商业繁荣影响不言而喻。

  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时期,广州的货物仍然饮誉中原。如南朝刘宋永初中(约421),广州献上朝廷的贡品中,有8丈筒细布,宋武帝刘裕恶其“精丽劳人”(指此布精美无比,皇帝怕要费太多人力去织造),特退还此布并下令岭南此后不准织造这种布。从这例子可以推断当时广州的货物质量是相当高的。

  《隋书·食货志》追记六朝时期说广州为一大都会,“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全陈文》说广州“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这些古籍所记,皆可朦胧地感觉到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古越秀地区商业的繁盛。     

 

  [1]藤田丰八蓍,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10月版。

(摘自越秀区——《越秀商业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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