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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第四辑
潘仕成与海山仙馆石刻
陈以沛 陈秀瑛

  潘仕成,是清代嘉、道、咸、同年间一位广州的文化豪富。他的住宅海山仙馆,是一座称为“南粤之冠”的艺术园林别墅。以建筑豪华富丽,艺术布局工巧,文化成就卓然而扬名中外,享有盛誉。当年不但祖国南北名家巨子称赞不绝;一批驻华的外国学者、使者、商贾也以在此曾荣受款待而视为一个宠遇。计一个半世纪以来,已见载史册,驰名欧美。馆园内岂独楼台阁榭,荔熟红云,荷香扑面,湖中奏乐,画舫漫游和真山真水等景色风光为粤中园林建筑所莫及,连著名苏州园林住宅也不敢尊美于前。更为特色的是有回廊300间,皆嵌以目不暇给的石刻,尽属精工镌刻而成。其中尤以名曰《尺素遗芬》的专题石刻,是兼有历史、书法、文学和艺术的多种价值而历受史学家、书法家和学者的推崇,可谓独无仅有的文物群珍。现在尚有众多关于海山仙馆的联楹、诗文、游记、笔记及地方志,可以从中得知其非凡风貌。正是有书可查,有石可见。兹就潘仕成生平,海山仙馆简概和尺素遗芬石刻分述如下:

  一、潘仕成生平

  潘仕成,祖籍福建同安龙溪人,与广州潘正炜同是以经营对外贸易而暴发的潘家巨富。据潘氏族谱记载,潘仕成的曾祖父振联,与潘正炜的祖父振承是始祖潘璞斋的亲兄弟。仕成的父亲正威与正炜是同字辈的堂兄弟。可知仕成与正炜是一对亲近的堂叔侄。他们二人分别筑有自己的住宅别墅。仕成的别墅在河北城西荔湾,称海山仙馆;正炜的别墅,在河南龙溪的潘氏家园中,称华清池馆。它是祖父振承家族在乾隆时代开村始建“能敬堂”的园林住宅群中之一。在兴盛时期的巨额财富各有多少?尚未查获完整统计与比较,就他们二人零星数字所知,仅在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为国捐款、周济贫困、赞助公益、收藏书画古物等所用巨资都颇相类似而不相上下,动辄捐输以千两、万两计。如清政府号召捐款创建海军,仕成、正炜与伍崇耀三人就各自捐购抗敌战船一艘,三人并载史册。正炜为总额600万两的战争赔款捐出26万两,仕成亦捐6万两并为同业垫支巨款不知多少。又仕成对文化公益事业出力尤多,如独资重修规模宏大,供全省举人考试的广东贡院,耗资1.35万两;重修供秀才考试的广州试院文场,将木台木凳改为石台、石座,亦耗资逾万两,赢得学者才人的诸多称赞。为了救济粤省灾民,一次亦捐1.3万两。他还以每月5000两高酬聘请美国官匠制造水雷,亦耗资6.5万两,以上荦荦大端,亦足窥见他们二人拥有财富是不相伯仲。因此,清代称潘、卢(观恒)、伍(崇耀)、叶(上林)四家为广州四巨富,而以潘家为首。这潘家则有的指为潘仕成,有的指为潘正炜,都各有依据,或把他们误为一家人、一个人而互为混同。如:一位美国人享特著的《中国旧闻杂录》就把海山仙馆潘仕成的住宅,误为潘启官(正炜)的住宅。也因潘仕成别字德舆。而有《禺山兰桂》一书将江苏一位文人潘德舆与潘仕成而混为一个人。所以尽管潘仕成的事迹显著,却未见详细记录,以致失载、误传或混淆则时有所闻,有待史家鉴证。

  潘仕成与潘正炜的发家也各自有别的:潘仕成的父亲原是经营茶叶出口起家,约为嘉庆年间才定居广州。而潘正炜的祖父振承早于乾隆时代就在经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供职。他以为人诚实,洋务熟练、精通外语而受到赏识,被推为十三行首任总商,以经营茶丝贸易和办理朝廷贡品而致富。潘正炜是继承祖父振承、父亲有为的家业而为三代豪富。潘仕成不同的是,他青年时代有志于求谋科举成名,于道光十二年北上参加顺天(今北京区)乡试,得副榜贡生。适因北京城饥荒,仕成因捐巨款救民有功,才得钦赐举人。自后回粤承办盐务,逐步参与夷务、洋务,承受督办七省海防战船、火炮和自制水雷等军工生产,成为夷务、洋务和海防的得力一员,致成巨富。他还孜孜不倦收藏古籍、文献、书画、古帖、金石等历史文物。又筑海山仙馆而广为结交高官显贵、名流巨子和海外洋人,于是名传朝野,屡得圣旨嘉奖,赢得“名流争相延访,筹饷、筹防大吏深倚之”的赞扬。

  潘仕成一生的多种贡献,已见于1988年《羊城今古》第一期拙文“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中,就他如何成为:一、官商巨富,享誉朝野;二、爱国情殷,抗御外敌;三、疏财好义,厚助公益;四、好古有力,著绩文坛;五、适应时势,洋为中用等方面已分别开列史实简作介绍,在此不赘。但该文对潘仕成在夷务外交贡献方面尚疏略未叙。

  经查潘仕成为献身夷务外交,竭诚效劳也殊可称道。他本已三次奉旨调任甘肃平庆泾道,广西桂平梧道,浙江盐运使等职。这三次本有机会离粤北上,履行新职。时值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各国频频步英国后尘,如狼似虎,纷纷提出在我国通商、传教、租地、航行和索赔等等不公平的侵略性要求,动辄以战争相威迫。在两国之间的谈判、签约和讨价还价的外交事务顿形奇重。此时尊为相国的清宗室耆英,受派为主理夷务外交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驻于广州统理清廷外交事务。但人地生疏,随员短缺,不通外语,用人孔急。潘仕成以历受朝廷倚重而被耆英视为协助夷务外交的可靠人选。据耆英上奏清廷的奏折,对潘仕成的评价是:“久任部曹,极知轻重,生长粤东,明习土语,且于连年善后案内,因购夷炮,招致夷匠,创造水雷,与米利坚(美国)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因此,耆英曾先后三次奏请清廷将潘仕成免去离粤北上,留在广州而获得照准。一次以督办战船未竣,一次以留粤帮办洋务,又一次以捐制火炮、水雷和粤东夷务孔棘为理由,将潘仕成留在耆英左右协助办理夷务外交。在此期间,耆英的外交事务不少都依靠潘仕成作重要随员,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参与会见外国使者和两国谈判。他的海山仙馆也成了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接见来自欧美的外交使者和富商的场所。如琦善会见义律,耆英接见法国驻广州领事拉地蒙冬、美国旗昌洋行驻广州主任福布斯及1846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义毕业向耆英递交美国总统致清廷国书的仪式也在该馆举行。国书由耆英代表道光帝收领,转交在座的潘仕成接上,着人翻译上奏。他作为馆园的主人,倚重了清廷官府与西方驻华人员在谈判、会见中相熟,并发生一定影响。如美国商人祢伯建与我国商人王绩熙因美国茶价暴跌,造成数万元茶款及利息9000元的巨额欠账,引起争控,并有美国驻华副使伯驾致函耆英催交欠款。潘仕成为维护我方茶商的无辜损失也利用他在美国使者和商人地位的影响,亲自致函伯驾,说他们二人“交好十年,形同莫逆”。要他不偏不倚,公平处理两国商人的欠账纠纷,为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说话。这都显示潘仕成在外交和贸易等事务为朝廷外交尽职,为国人利益效劳的。在清廷外交、夷务、贸易人才奇缺的情况下,他能起着一定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潘仕成的事迹异常显著,但只散见于清廷奏章,官方书文或文人学者的著述中。虽有若干潘仕成小传陆续问世,却失之简略。对他一生事迹与评价尚待全面挖掘和整理。特别是如何从羊城巨富而败落破家,因何只剩下海山仙馆出版的丛书、古籍、碑帖、石刻,其余则一无所有,不知所终。据《番禺县续志》所载:仅有他“晚岁以鹾()务亏累至破其家”的寥寥一句。查盐务历来是官办商务,本小利厚,何有亏蚀而致破家之理?又据他在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自题石刻像可知,他是年为七十岁,称七十岁小像。未几而卒,可推知他生于嘉庆癸亥八年(1803)。家中至光绪八年尚有孙子普书荣为举人,还有儿子桂及、国荣两人亦为咸丰举人。一门三代四举人,亦属粤人罕有,但破家真相如何?寿终后安葬何处?尚未见历史记载。这都有待史志学者深入明查细考,以求得仕成事迹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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