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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第二辑
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
邓文正 谢仰虞

  文澜书院,虽名为书院,但并非是一所学校,其初原是晚清时期广州下西关地段的清濠公所。

  下西关一带(指今荔湾区龙津路以南地段,即今光复中路、光复南路以西至黄沙及华贵路观音桥一带。龙津路以北地段则称为上西关。)濠涌颇多,尤以西濠,不时淤塞,涌水泛滥,淹没街道,居民不胜其苦。当地居民因推当时十三行洋商潘(敬修堂)、卢(广利)、伍(怡和)、叶(大观)四大富家揽头集资清理濠涌。其后,由士绅何太清(进士)、钟启韶、潘如彦、龚在德、颜平章、桂清槐与一些商行巨贾及四大富豪发起成立“清濠公所”。清嘉庆十五年(1810)更由何太清等报请广东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燠核准,以下九甫绣衣坊(即今下九路肉菜市场、妇女儿童百货公司以至南方玉雕厂一带)大屋十二间改建为公所的办事房舍。这些房舍,均为洋行众商自愿送出,永为修濠公所用(又,这些房屋,除公所所需用者外,余均悉数出租取息,以充当经费。)这“清濠公所”,就是文澜书院的前身。同年,潘、卢、伍、叶四大富家,捐资将公所扩建,并定名为“文澜书院”,至是,文澜书院乃正式建立。院后,建有文昌庙,庙内有亭阁。下西关士绅,多借此以会文聚友。自此,文澜书院除仍有清濠(一般在冬季)的任务外,更多的乃士绅在作会文聚友(会文有奖)之用,逐渐遂成为西关地区著名的士绅富商活动场所。

  文澜书院每年有春秋二祭的大叙会,参加的成员,都是知名的士绅和具有科举功名的生员。凡参加者,除参宴外,每人还可以得到胙肉一斤,果饼一份。六十岁以上者分给双胙。果饼于1912年后,改为茶券四角。春秋二祭的主祭官,例以翰林或进士充任。祭后,可得当时下西关有名酒家的筵席单一份(随时可用的)及烧肉数斤。此外,每年还有若干次年节的小叙会。如有新科举人、进士、翰林,以至考中秀才者,当他们将报条及硃卷送到书院时,也每会举行一次叙宴,以作为对这些书院新成员的庆贺。平时,每次会文之后,也常会搞些“壶碟会”或“大食会”。所谓“壶碟会”,乃参加会文的,每人在家里弄两碟所谓“名菜”,并携一壶酒到书院内文昌庙亭阁中会食,以比较烹调手法的优劣。“大食会”,则多是合资到当时下九甫的新林馨等酒家会食,并吟诗作对,然后尽欢而散。

  由于文澜书院乃当时西关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会聚之所,用以凡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成为文澜书院成员者,都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之事。如终身未能青一衿,因而未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者,每多认作为毕生一大憾事。相传,清末有位“张师爷”(名字不详),年届八十,仍是位白衣童生,每过文澜书院,必拊膺捶胸,浩然长叹。及其子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例赠优贡,得以进入文澜书院,则又深叹“父不如子”,郁郁以殁云。

  清道光末年,以至光绪年间,乃下西关科名最盛的时期。其时,由十一甫至十三甫一带,居住着历年的翰林、进士等门第不下数十家,其最著者有十一甫梁耀枢的状元第(在今大同路口)、十二甫的谭宗浚的榜眼第,以及至宝桥李文田的探花第。因而一些人便说这地段风水好,易发功名。于是,一些有钱人家、港澳同胞、海外归侨,以至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粤帮商贾,均想方设法在该地段及其附近购置屋地,建筑水磨青砖连楹房屋,即人们所称的“西关大屋”。甚至今逢源、宝源等地,原乃田塘沙地,也都将之填平以建造这些“西关大屋”。自是,这一地段,也就成了西关的著名住宅区。由于这一地段成了有钱人家的住宅区,他们寄望于“地灵人杰”,进入“文澜书院”以光耀门第者也就日多,从而文澜书院所得的资助也更丰裕。

  文澜书院的成员,除富商巨贾及宦囊充盈或租尝丰裕的士绅外,其中也有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文士。他们当中有不少以开设学塾,充当塾师以维持生活。当时的学塾,有大馆和蒙馆两种。蒙馆较低级,只教学童读书识字;大馆,则有讲解、作文等课。当时西关的学塾(大馆)多租借文澜书院及湄洲会馆部分馆舍作馆址。其时,在文澜书院设馆的较为著名的大馆塾师,初有吕拔湖、梁冠林、洪景楠等人。稍后,则以甘巽卿最为有名。甘乃一科举生员(秀才),但对古文学造诣颇深,教授四书,孝经、左传、古文评注,以至诗词、均颇得学生的欢迎。目前广州一些知名的老中医,如甘伊周(原方便医院中医生)、甘少周(原市儿童医院中医生)、胡肇基(现荔湾区中医院顾问)以及名音乐家邓础锋(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文澜书院成员中生活较困者,除当塾师以所入维持生活外,另一些又在文澜书院以为学童开学、点主……或代人作院课等手段,博取些袍金、扇金、笔金之类以作生活补助之用。其以结交附庸风雅的穗、港、澳富商巨贾,代为撰文或诗词,以博取这些商贾每年所送的“冰炭敬”,或以书法名家,专代人书写墓碑、寿屏、礼书等以博取若干笔润者也不少。这些仍可说是当日社会上的正绅通儒。至于那些倚恃他们是文澜书院的成员,勾结贪吏,收规庇赌,包揽词讼;甚或结交权贵,狐假虎威,借以猎取功名,以至为虎作伥者也有一些。由于他们每以文澜书院作为活动的场所,于是书院也不免于存在着被玷污的一角。

  辛亥革命时期,文澜书院则又成了广州地区绅商促成广东独立“光复反正”活动的场所。广东省,尤其是广州,本是革命党人着力经营的地区。惟自1911年“329日黄花岗起义”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为首的清朝军政当局,加强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和防范。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活动,一时不得不控制下来。及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也急谋发难。惟由于当时广州的革命力量薄弱,未能直接发动起义,遂将广东全省组织起来的民军,分成四支队伍,分头在各地起事,广东全省的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面对着全省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广州城内各阶层,各团体,均紧张地筹措应变。张鸣岐也暗中操纵上层士绅,企图“滑头自保”。十月二十五日,广州城内绅商各团体在文澜书院集会。张鸣岐的清乡总办江孔殷,操纵了这次集会,在会上提出了“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的意见,通过成立改良政治总机关等决议。惟当时商界比较激进,对当日在文澜书院的集会,深致不满,因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爱育善堂另行集会,决议承认“共和政府”,同时选派代表向革命党人“宣达”。同日下午,商界各团体代表,在文澜书院再次集会,商讨“反正”独立事宜。在开会时有人树起了“广东独立”的白旗,附近商店,并有悬旗挂灯以示庆祝的。张鸣岐得讯,虽立即派人扯去旗、灯,并逮捕了数名悬挂旗灯的商人,意欲将这些革命活动镇压下去。但由于当时多支民军,已从各地抵达广州,广东清政府当局也已发生了分化,曾镇压“黄花岗起义”的李准,看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表示愿意向革命党人投诚;江孔殷、龙济光等人也均劝张鸣岐顺应时势,早定大计,张鸣岐遂只好同意独立。十一月八日,以商界团体为主的各界代表,再在咨议局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举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于十一月九日宣布独立。由于张鸣岐“微服遁走”,龙济光也不敢出任副都督,各界代表于是重新开会,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正式“反正”独立。

  辛亥革命后,文澜书院的“春秋二祭”仍旧举行,惟革命前穿戴衣冠翎顶,揖让升阶,翰苑两榜以上的大绅盘膝正座,举、贡、生员侧坐相陪的情状没有了。清末以至民初废科举、办学堂以后,中学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日多,加入文澜书院者日众,租项收入,渐已不足以应付活动所需,于是有人提出将其租项移作办学之用,结束“文澜书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主粤时,政府始正式将书院租款,拨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充作经费;书院的所有产权,亦概交政府处理。文澜书院于是也就结束。

  文澜书院,计自清嘉庆15(1810)建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结束,共有120多年的历史。现下九路的“文澜巷”、“文澜新街”等街巷也是因文澜书院而得名的。

(来源:荔湾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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