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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文史第三辑
大通烟雨考
符 实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通烟雨”从宋代开始就成为羊城八景之一,历宋、元、明、清四代共八百多年的历史。

  大通烟雨能成为历久不衰的风景区,有赖于花卉之乡盆景之地及白鹅潭的优美环境,但其得名全赖“奇景烟雨井”。烟雨井上窄下宽,据云井底可通白鹅潭。传说古时大通寺的水工,不慎将扁担掉到井里,后来在白鹅潭上发现。故有:“扁担放井流,白鹅潭上收,阳光照船影,井口见船浮”之民谣。烟雨井还有一奇特之处,风雨来临之前,井中会冒出烟霞,天气晴朗时,从井口可以看到白鹅潭的帆影:夜深人静,可以从井口隐约听到白潭鹅传来的歌声。同治《番禺县志》卷五记载:“烟雨井在大通滘中,晨熹初散,常袅轻烟,所谓大通烟雨是也”。(同南汉春秋)《番禺县续志》卷四十二则说“寺有双井,每逢江雨摇曳生烟”(据了解,另一井在现果子厂东围墙外,井口较小,游人多不知)。因烟雨井在大通古寺中,故名之为“大通烟雨”。

  大通寺的前身是南汉宝光寺。《南汉书》卷十七,列传第十一,僧达岸条:“僧迭岸,名志清,姓梁氏,新州人……一日,渡城河西,阻风,登南岸,爱其地僻,奏请移居。后主为发帑藏,建宝光寺,使驻锡焉。于是大阐宗乘。参学至者,舍不能容,多就田间结庐居”。这段记录,说明宝光寺创建于南汉达岸僧。宝光寺是南汉南七寺之一,宋方信孺《南海百詠》中《南七寺》诗,就有“井轸南宫焕宝光”之句。

  宋政和六年(1116)由经略使觉民题“大通慈应禅院”额,大通寺因而得名。宋代,白潭鹅西侧之大通滘(今花地河),是当时西江、北江航船必经之地。大通滘水深河阔,风平浪静,故成为宋代广州一大港口——大通港。港口促进了市镇的繁荣,大通寺以南发展成为广州八大镇之一的大通镇。

  大通寺最大的一次重建是在清康熙年间,《番禺县续志》卷四十记云:“国朝康熙六年,里人肖子奇得异疾,发愿赎地修复,疾愈,遂为重建,买田塘地基五十亩以益之。环寺植树,尤擅幽邃”。这次重修了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及天王殿,在烟雨井上建了六角亭,还建了供人登临观景的烟雨楼及精舍,寺的范围也比原来扩大。其后,士大夫与名士,也纷纷在当地建造别墅,如潘氏的东园,伍氏的恒春园,张维屏之听松园,邓大林之杏林庄,康有为家之康园。另外还有以栽种花木著名的八大名园等大小园林三十多处,与大通烟雨互为辉映。

  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对前来广州经商的外国人限制很严,嘉庆十七年,蒋攸 就任两广总督后,明文指定海幢、花地(即大通古寺一带)为外国人旅游点,并规定逢八出游(每月初八、十八、廿八),日落即归。“大通烟雨”因此而正式成为国际旅游胜地。据当时花地名楼醉观楼的后人,现住香港的梁先生说:“为适应各国旅客的需要,醉观楼是芳村最早制作西点西餐的酒楼”。

  清朝康熙年间,诗僧灵鹫(1639——?)主持大通寺,又为“大通烟雨”增添了知名度。灵鹫是番禺人,俗家姓方,名颛恺,字麟趾,号东樵山人,工诗画,是当时南北知名诗僧。明亡不肯仕清,四十一岁时完了家事后到罗浮山从石洞禅师为僧,云游鼎湖,曾任庆云寺主持,后到大通寺。灵鹫的品格和诗名,使不少名公巨卿,四方名士咸来就教。如当时的广州藩使王朝恩、学使樊泽迟、给事郑际泰等,都曾多次慕名前往请教。康熙末年,番禺胡方、南海钟元辅,在大通寺内精舍讲学授徒。这段时间,“大通烟雨”便成为文人墨客雅集之所。

  清代中期以后,由于西南涌和官窑涌淤塞,西、北江航船改道,大通港逐渐衰落。但作为旅游点的“大通烟雨”却更加兴旺,游客赏景由陆上发展到水上。大通滘有各式各样的游艇,可供游人游花地河观花或晚上游鹅潭尝月。有清代诗人胡鹤竹枝词二首为证:

  双桨花船春浪微,隔江晴雨朵烟霏。

  朝朝摇出大通滘,饱看花田春色归。

  香风拂拂淡烟消,载酒片舟一叶飘。

  明月如潮花似海,隔船吐吞玉人萧。

  大通烟雨每年最热闹的时节是元宵灯节和盂兰节。元宵灯节习俗从宋代开始。有芳村民谣如是唱:“十二搭灯棚,十三人开灯,十四灯火明,十五闹元宵”。正月十四、十五两天,大通古寺灯火辉煌,各种灯式,标奇斗异,人山人海,甚至有有踩伤人之事。盂兰节也热闹非常,其中放灯船场面最为壮观,清代有竹枝词咏其盛景曰:

  节交田了入秋天,会设盂兰费万钱。

  月色淡黄烟淡绿,满河都是放灯船。

  新春人日游花地,也是当时广州人的习俗。逢此佳节,白鹅潭上“千队红妆万支桨,仕女们结伴而来,裙屐联翩。人们赏花之余,必游“大通烟雨”。不少诗人为人日游花地写下了优美诗篇。百日维新的领导者康有为,曾于光绪二十二年游花地后咏曰:“烟雨井边春最闹,素馨田畔棹方回”。

  大通烟雨毁灭于日军侵占芳村时期。当时日寇把大雄宝殿、天王殿等建筑物拆除,用其材料建筑同安炮楼及沿河碉堡,地方上豪强也乘机掠夺,终于使大通古寺成为废墟,到解放时只存下直径一米的井口和残缺不全的井亭了。

(来源:由荔湾区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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