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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文史第二辑_2
红色游击区裕安围
编辑组

  裕安围位于广州芳塱村区西村,广中公路西塱桥西约一百米,东起广中公路,西接东漖村,南邻珠江水产研究所,北至麦村。这个仅一千平方米左右的小村庄,曾是有名的红色游击区。

  火红的战斗岁月

  (1924一一1928)

  19241月至19255月,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为起点。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便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以“专任农民事宜”,指导各地农民运动,并择定广州市郊及附近条件较好的县份作试点,命特派员二十余人前去开展工作。在农民部任职的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同志,多次深入市郊各地宣传鼓动。中央特派员梁伯如也被派到南郊指导组织农会。以黄谦为骨干的凤溪乡(原属南海县而现属芳村区的葵蓬村)农会首先成立。同年七月,广州市郊第一区农会在芳村中市谢家祠成立,这是广州最早建立的区一级农民协会①。一区农会成立后,芳村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裕安围陈锦生、陈秋成二人,被选送到“广东省农协干部训练班”学习,觉悟不断提高。陈锦生在农干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裕安围第一个中共党员。其后党组织又发展了叶佳、梁添两位同志入党,组成裕安囿最早的党小组。“1925年黄谦以农民特派员身份,到裕安围开展活动,组织建立农民协会”②。192556(农历四月十四日),在黄谦的指导下,裕安围村农民协会成立。当时的裕安围已经有九个地下党员组成党小组,全部农户都成为农民协会会员。农会成立后,凡农会会员都发给一顶铜鼓帽,上写农民协会名称,还发给每人一个犁头像章。农民自卫军也同时成立,“队员有陈秋成等七人,队长是陈锦生”③。随后又筹款购买步枪三十支,农民自卫军队伍进一步壮大。裕安围农会成立后,首先领导农民开展抗交禾更及苛捐杂税的斗争,把传统上要交的禾更全部免掉,颗粒不交。在这段期间,裕安围还办起小学,让农民子弟读书,因当局不准注册而只办了一个月零三天便告夭折。

  裕安围农会成立,推动了芳村地区的农会建设,在一区农会的具体指导下,花地、招村、沙涌、南安、大桥等二十多个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农会会员达到一千多户,并与南海县毗邻的农会连成一气,声势浩大。正如《广东农民运动》一书所写的:一九二五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这一年间,农民运动空前高涨,特别是农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斗争的普遍展开,必然地使农村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起来。”当时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种是国民党右派运用他们掌握的权力,竭力镇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地主豪绅,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同农民进行面对面的顽固抗拒。在实际斗争中,两股反动势力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表里,互相渗透的。”19241213日,芳村地区的崇文二十四乡两堡联防总局局长彭础立,派人杀害市郊一区农会委员长林宝宸,就是一个例子。1926年裕安围也和广东省各地情况一样,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的反扑,一时乌云滚滚。敌人杀气腾腾,气焰嚣张,强迫裕安围农民补交上一年禾更,要取缔农会,并抓去了农友梁波。为了救护农友及保存革命力量,裕安围人民改变了斗争策略,表面上作了一些让步,农会活动转为隐蔽,把犁头像章藏起来,把铜鼓帽烧掉,不少人还离开裕安围到其他地方谋生。裕安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半年后才逐步得到恢复。

  l9271211日广州起义,裕安围农民自卫军积极参加这一壮举。当天晚上,队长陈锦生带领队员二十三人(一说二十四人),经东漖到凤溪头集中,再到北丫(碧华)与南海县农军会师。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后,他们立即发动,首先打下了秀水(五眼桥)乡警察局,打死反动局长梁瓜耀,然后与铁路工人赤卫队一起,迅速攻占石围塘火车站。接着,陈锦生带领裕安围农民自卫军,渡过白鹅潭经黄沙进入广州城,与广州起义军并肩战斗。史料记载:十二月十一日晨四点钟,有一部分雄壮的农民革命武装入城,反革命军队开始有些反抗,随即缴械投降,有很多反革命的军官和警长都已枪毙。”裕安围农民自卫军就是最早进城的其中一部分。在攻占广州市公安局后,他们被派在公安局留守了两日两夜。广州起义失败后,义军分别撤出广州,撤到中山五路时战斗最为激烈,死人无数,血流满街。队员梁耀在战斗中被冲散,走到方便医院第一津,跳进一间平房围墙内避开敌人

  的巡逻队。屋主人是一位老伯,他见来人满身鲜血,知是参加起义的农军,忙叫梁耀脱下身上的血衣收藏起来。并用棉被盖住,要梁耀睡到床下去,以防敌军搜查。这位老伯是位鱼贩,第二天.他借了一担鱼箩,让梁耀化装成卖鱼小贩,送梁耀到如意坊上了裕安围的粪艇逃离广州。裕安围其他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军,也分别穿过小巷或下水道离城,二十三人都安全撤回芳村,因为怕岸上稽查队和水上缉私队发觉,武器全部没有携带。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政府大抓“红带友”(参加起义者都佩戴红带标志),裕安围也被当地民团和右派军队包围搜查。当时参加起义成斗的农民军已回到村里,分别埋伏在村周围,准备随时拼搏。敌人找不到人就准备烧村,但被副乡长矮仔登劝止了,他说:“‘红带友’都不在村,烧这些草房有什么用,反会惹他们报复,还是留下等他们回来”。村虽然没有烧但形势恶劣,裕安围已不能住下去,于是自卫军化整为零,除留下少数老弱外,青壮年及小孩都暂时撤离。大部分人是从番禺大山来的,又悄悄回到大山,一部分人到了香港或其他地方谋生。过了几个月,白色恐怖气氛稍缓,他们又陆续回到裕安围,党组织和农会又开始了秘密活动。

  1928年11月17,裕安围被国民党右派军队包围。裕安围周围河涌纵横,只有两条路进出,一是由麦村经小桥进村,一是从东漖沿河边经务农围进村,白天这两条路口都设暗哨。狡猾的敌人却来个半夜行动,采取大包围两路进村策略,当村民们发觉时已来不及逃走,连早起淋菜摘菜的农民也被圈起来,无一走漏。所有的人都被赶到村中的晒谷场时,人们才认出其中带队的竟是曾经任芳村农军大队长、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姚常。姚常是大冲口人,原来早已被捕,由于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要职的大哥担保,他才免死,却成了可耻的叛徒。当时,姚常穿着大衣、戴着毡帽、拿着一叠纸,对一个就叫绑一个。这样九个地下党员无一幸免,其中年龄最大是36岁的梁添,最小的是年仅18岁的陈巨成。陈秋成、陈巨成两兄弟同时被捕,他们的母亲因此悲伤过度而致精神失常。姚常还带人先后到黄岐棉花围,赤岗南丫等地搜捕地下党员,使芳村地区和南海毗邻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此人后来逃到香港,不知所终。在九位地下党员被捕后.裕安围群众立即进行救护活动,而附近的郭石勾结大冲口的黄田,假装说在市公安局有熟人,可以担保放人,先后共骗去裕安围群众及家属白银一千零八十元。后来,裕安围群众通过关系,请广州海幢警察局长代查此事,才知道九位被捕同志已于1226(旧历十月二十八日),在东较场被杀害。消息传来,裕安围群众万分悲愤,会同烈士家属,一齐找郭石算帐。郭石连夜逃到顺德石肯,再也不敢回来。

  大革命时期,裕安围只有四十户左右人家。,人口不足120人,全部都是农会会员,青壮年也都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其中九名地下党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

  陈锦生 叶 佳 梁 添 陈秋成 陈巨成 郭 珠 梁 坚

  梁 耀 原 南

  大革命失败后,还有12个儿童饿死或被卖掉。从此,裕安围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几年中就被土匪洗劫了三次,但裕安围人民心中并没有忘记党,他们相信党有一天终会回来。

壮丽的抗战历程

(1938一一1945)

   1938年10月21(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广州。第二天,吴勤带着十九名爱国青年回到南海县,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义勇队,在夏滘伏击日军运输船,打响了珠江三角洲抗日第一枪。接着又袭击了广三铁路小塘火车站。两次胜利,大大鼓起人们抗日的信心。国民党当局为了挽回民心,把抗日义勇队编为“广州市抗日游击队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并委任吴勤为支队司令。年底,二支队在顺德陈村突围后回到禺南,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党组织也先后派了刘向东、严尚民等多批党员到二支队工作。1939年,地下党派王友涯、梁铁两同志,秘密来到裕安围,开展抗日活动。二人初到时住在叶意家中,公开说是叶家的老表,后在叶培家的草棚顶上居住,有时住几天,有时住一个多月。通过王友涯同志的串连发动,裕安围的抗日斗争发动起来了。后来裕安围又办起了小学,王友涯就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但上课多是梁铁同志,还有一位姓曾的老师也曾来上过课。为了联系群众,友涯同志经常和农民兄弟一起种菜捉虾戽鱼。1 942814日,由于八十亩(地名)梁波(花名“长人波)告密, 芳村皇帝唐贵才派兵围村。长人波”其人原是一个惯偷,经常偷窃务农围及裕安围农民的鸡鸭及农作物,被芳村治警队捉住后投靠唐贵,为了邀功及报复,他把裕安围有共产党活动的传闻向唐贵告密。伪军围村时,王友涯同志准备离村,因敌人四面合围,只好又避到村边的舂米寮。伪军把村民集中在一起,然后逐家搜查,但没有发现王友涯同志。伪军在陈恩家中铛鸡煮饭时,发现了藏在箩底的一支左轮手枪。于是唐贵下令再次:搜查,翻箱倒柜,并把农民陈汉捉住灌水,逼群众交人交枪,后来又在舂米寮搜到王友涯同志。群众都说王友涯是他们的亲戚、教师。唐贵见问不出什么,就把裕安围农民看更用的几支枪及王友涯同志一起带走。

  王友涯同志被捕后,当时裕安围的主要干部陈恩和叶培,立即派人将情况报告二支队,并与群众商量进行紧急营救。裕安围群众向西塱,麦村富有人家借了五十担谷,派人送去与唐贵商量,请他放人。党组织还通过关系,请当时在芳村南海一带有影响力的赤岗李公侠,写信给唐贵,说明友涯是一般百姓,促其放人。因王友涯同志身份并未暴露,大家都公认他是裕安围的亲戚、教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王友涯同志终于获释。从814日至826日这十二天,裕安围的干部和群众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借五十担谷,裕安围农民按所耕田亩分担,两年才还清。友涯同志回来后,当晚就乘上由村干部准备的一艘临时装上风帆的小船,在两位农民护送下,趁着退潮回番禺大山。王友涯同志临别时,还鼓励在场的干部和群众:要坚持斗争,我们一定会胜利,我还会回来,我还会带武装回来,那时候大家日子就好过了。”在王友涯同志回到二支队后,郑少康同志非常感谢裕安围的干部和群众,当知道裕安围的枪支全部被没收后,他立即叫人拣了四支枪及一些子弹送给裕安围人民。王友涯同志在裕安围秘密活动时,都是单线联系的,芳村、赤岗附近的情报,皆在晚上由小交通员叶福坤送取,与二支队联系的情报,则是由有经验的老交通员负责。王友涯同志走后,裕安围干部仍然与二支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过是更加隐蔽了。

  1949年10月14广州解放,1950年初王友涯和梁铁同志回到裕安围,看望在艰苦岁月中患难与共的裕安围人民,他逐户拜访了当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共同回忆了难忘的岁月,分享解放翻身的喜悦。  

  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裕安围。1963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了表彰裕安围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正式授予裕安围以“红色游击区”的光荣称号。

  注:①见《广东农民运动》1988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在芳村花地涌口一带,委员长林宝宸。广州市郊第二区农民协会包括珠村、长洲、玉树、沐陂、车陂,委员长潘文治。

     ②见《南粤英烈传》第一辑178页黄谦一文。

     ③见《芳村地名志》红色游击区裕安围。

     见《广州起义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版。

     ⑤摘录自广州市芳村区民政局优抚科档案。

  本文承西塑村委会、裕安围梁银彩、叶意同志、当年王友涯同志的交通员叶福坤同志、芳村区少年官欧学全同志和芳村区民政局何声焕同志提供史料,特表谢意。

(来源:由荔湾区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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