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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村文史第二辑_2
芳村水上居民变迁史
吴建新

  数十年前,在花地河两岸,以及濒临白鹅潭的上芳村一带,尚可以见到密密麻麻地停靠在岸边,或来往穿梭于水上的一只只小艇。在今花地河山村一侧,上芳村长堤一带。一间间以竹木搭成的木棚鳞次栉比,水棚前面还有一条以木搭成的水上街道,这就是水上居民的居住区。水上居民,过去称之为“蛋民”,“蛋家”,这是侮辱性的称呼,解放后通称为水上居民或水上人家。今天,蛋民这一称呼以及水上居民本身,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历史上的“蛋民”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早在秦汉时期,在广州地区生活的土著居民,属于越族,史称他们“习予水斗,便于用舟”(《汉书·严助传》)。他们大部分以农为生,种植水稻。有一部份则居住船上,以打鱼为生,以鱼虾、贝类为主食。历史上被称为“蛋民”的水上居民就是这些水上越人的孑遗。

  芳村一带何时有水上居民的活动?芳村与广州一河之隔,广州何时有水上居民,芳村就何时有水上居民了。近人陈序经在一本研究蛋民的专著中说,广东凡有江河的地方,就有蛋民。芳村花地濒临珠江,面对纵横河汊,船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自然就有众多的水上居民了。

  早在唐宋时期,花地大通津(叉称大通港和大通滘,即今芳村里竹加工厂门前一带),是广州的主要渡头。外地从西江、或从海路乘船入广州城,都要经大通津上岸,再从大通津乘坐渡船入城。来往于广州城与大通津的水上交通就是由水上居民进行的。

  不过,水上居民聚居区的形成,往往与商业的发达很有关系。在明代,芳村花地一带尚很荒凉,估计在大通津一带只有从事摆渡、或从事打鱼生涯的小部分的水上居民。嘉靖《广东通声稿》记载。大通港,在府城西南二十里,其东有平陆、松林、竹浦,人迹罕至,流水入于海。”可见在明代,上芳村一带还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  

  清初兴起的花地园艺种植业发展非常快。据乾隆年间知名文士李文藻记载:花地大通寺附近“花园楼台数十”,都以经营园艺业为主。花地栅头村一带的商业进入繁荣时期,从栅头村附近到大通寺附近,在清朝晚期除了有商业性的园圃,还有富豪、名士、官宦的私人花园,形成连片的园林区。这使得广州城与芳村、花地之间的水上交通变得频繁起来。首先是,芳村、花地的农民要将他们出产的花卉、蔬菜运到广州城里出售。其次,广州城里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好事雅集的官宦富豪、文人墨客,到花地名园游春赏花,或到大通寺等寺庙烧香拜佛,自然都要乘坐水上居民摆渡的船只了。

  清代芳村、花地一带的水上居民是不少的。著名学者赵翼在乾隆年间任广州知府,曾目击当时珠江河上蛋船辏泊的情况:“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蛋船所聚长七、八里,列数十层。”所描述的是包括了河南及芳村、花地一带的。

  民国时期,芳村、花地一带的水上居民也是不少的。当时,广州水上居民点分为花地区、海珠区、鹅潭区、南石区四个区。花地区管花地河一带,而鹅潭区管辖包括芳村白鹤洞的一部分。据三十年代广州人口调查委员会的数字,花地区蛋民人数为4684人,鹅潭区为33251人。民国间芳村、花地的蛋民人数可能不下万人。这一时期的水上居民仍有不少从事水上运输业。1935年陈序经《蛋民的研究》一书记载:“在广州西濠口、白鹤洞、花地等处,在没有电船渡河之前,所有两岸的水道交通,都操诸蛋民之手。有了电船以后,蛋民之赖棹艇过海者,多受打击。”又记载。从前白鹤洞没有过海电船以前,从白鹤洞到广州各处的蛋艇,不下三四十艘,有了电船以后,至多不出十艘。”但是,虽然有电船,仍是有不少水上居民从事摆渡为生的。在近二十年前,从上芳村到黄沙,下芳村、涌口、白鹤洞到河南,以及花地河两岸之间还有这类渡船。《蛋民的研究》记载:棹艇的蛋船,停靠码头,候有客人,就热情地招呼过渡旅客。这些过渡船艇,一般二人棹摇,一人在后面立起,多数以二人操两橹撑水,有时一人坐前面坐撑一橹,有时前面加坐一人,而加用一枝橹的。这是四柱大厅、沙艇,以及横水渡的情况。

  在花地河,还有专供游人赏玩游乐的花艇。民国《番禺县续志》记载。“花地每岁春初,游船腐集,花事尤盛。”三十年代,郑凤梧的《广州花卉园艺营业概况及改良》亦记载:花地每到过年,画舫密接,极其热闹。可见花地河上交通的繁忙。

  民国年间,花地一带烟赌林立,也吸引了不少城中人士前往。再者,花地河两岸是广州粮食加工业的集中地区,也使花河的水上运输业尤其繁忙,来往于广州与顺德、南海、番禺之间的各船汇集在此,又从此地运米至广州。后来因花地河上盗贼横行,花地商业及水上交通业大受打击,水上居民生计亦因此受影响。特别是抗战期间,花地遭受了一场特大火灾,花地不少民居、园圃、商店毁于一炬,殃及花地河的水上居民船艇、水棚,及修船的船坞。 

  芳村,花地的水上居民亦有不少是以打鱼为生的。至民国年间,操此业者已大为减少。据《蛋民的研究》记载:一来因为广州河面来往船艇太多,鱼虾较少;二来广州税饷,名目繁多,而且征收税饷者,往往多事勒索。故捕鱼蛋民,最为贫穷。水上居民的渔业,很有季节性,如在清明时节捕清明虾,西水涨时捕鱼。另外有些水上居民,用铁制成网兜捞取蚬、蚌等贝类,将肉剥离后拿到市面上出售。

  清代雍正七年,清朝皇帝准许蛋民上岸务农,从此水上居民弃渔务农者极多,这类务农的蛋民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区最多。民国年间,芳村一带仅有南滘、增滘有部分从事耕作的蛋民。  

  过去,在芳村码头、及在花地河人烟稠密的地方,也有水上居民从事小买卖的。他们驾着小船,出售肠粉、艇仔粥等食品,或卖香烟花果。也有一些蛋家妹,因为生活所迫,在花艇上为娼,从事卖笑生涯的。

  在旧时代,蛋民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阶层。陆上人不与他们通婚,不准他们居于陆上。即使从雍正七年起禁止这些歧视性风俗,民国时期也例禁,但是在一般平民心目中,“蛋民仍被看作是卑贱的人群。水上人只能居住在水棚、木船上,绝对不能住到陆地人聚居的地方。水上人家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占代记载说蛋民“无冠履礼貌,”“不自识年岁。”“不谙文字。”在民国时期,似乎破天荒地有了蛋民的教育。据《蛋民的研究》记载:广州附近的白鹤洞,蛋民人口极为繁众,真光女子中学在白鹤洞码头边设立蛋民学校。这间学校开办于1920年,首创者是真光女子学校师生。最初入学者有二十余人,后来稍为增加。学生是白鹤洞码头的艇家子女。由真光女校学生上课,每星期上四天,星期天由基督教的教徒上课。课程有写字、作文、算术、故事、唱歌。文化用品用具由真光女校供给。学校初办时只有一小棚。1929年,真光女校圆园社出资建一小木屋,由该学生团体授课。后来白鹤洞通电船,鹤洞蛋民多迁移,学生也逐渐减少,最后只剩学生数人,只好停办,改作工人夜校。《蛋民的研究》还记载。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很注意对花地蛋民的教育,但没什么成效。

  解放后,芳村水上居民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在职业方面,水上居民从过去分散的自由流动的个体劳动者,被组织起来,成为国营企业职工或集体企业职工。过去从事运输的就加入水上运输公司或运输合作社,从事造船、修船的就加入造船厂,从事渔业的就加入渔业社,沦为娼妓的在解放初就已从良。其次,水上居民,一样可以得到粮油食品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水上居民也逐渐摆脱浮家泛宅浪迹萍踪的生涯,定居陆上。近二、三十年间,芳村、山村一带兴建大量的水上居民住宅群,今芳村陆居路即以此得名。近几年,水上居已全部迁居陆上,水棚建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再次,水上居民在观念上受歧视的现象已经绝迹。水上居民有受教育的机会,过去新隆沙东小学就是以招收水上居民子弟为主的学校。陆上人与水上人的通婚早已存在。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数根本不知道水上居民或蛋民为何物,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界限早就不存在了。

(来源:由荔湾区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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