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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文史第二十九辑
花都辛亥革命志士百年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其中1911427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也留下了众多烈士的英勇事迹。

  回首百年,这场惊天动地的起义在花县刻下了彪炳史册的故事,也在花县留下了十八位烈士的事迹。踏足旧址,穿越百年风云,聆听后人细语,感受当年波涛汹涌,热血沸腾……

 

  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

  惊天动地的革命之后总会留下许多旧址往事。在黄花岗起义中,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会址——集之徐公祠一直存留至今,成为辛亥革命在花都留下的一处珍贵旧址。

  集之徐公祠座北朝南,三间两进,总面阔12米,总进深38.5米,建筑占地462平方米,镬耳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青砖墙,红泥阶砖铺地。1983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现作为三华村老年人协会以及老人活动中心。

  黄花岗起义之前,徐维扬等人以番花分会——集之徐公祠为基地,配合革命力量进行了多次的军事准备活动。

  三华村集之徐公祠

  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热火烧遍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革命义士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尤其是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其中,当时的花县占了这篇历史巨著的浓重一笔。

  现在,烈士已逝,历史尘封,后人开枝散叶奔赴四方,曾经的辛亥烈火过了百年沧海,如今还遗有什么旧迹供后人追思呢?

  在一百年前的集之徐公祠,热血男儿钢枪烈火,聚集此地奔赴广州,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黄花岗起义。这里,曾经是当年的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会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正式创建于日本东京;同盟会陆续派遣会员回各省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09年三华村人徐维扬奉命随莫纪彭回花县建立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

  由于当时清廷严查同盟会成员,所以会址的选址必须很小心。徐维扬等人看中了集之徐公祠,因为若将祠堂正门及两面青云巷门关闭,后楼便成为十分隐蔽的地方;于是便以集之徐公祠后楼阁为分会机关,发动父老兄弟入会,正式成立同盟会番花分会。民国年间孙中山重返广州,特派老同盟会员张继赴三华村该会旧址徐公祠凭吊,送来他的亲笔题辞“毁家纾难,功在党国”,以及胡汉民、黄兴的题词,纪念牺牲的花县烈士。

  惊天动地的革命之后总会留下许多旧址往事。在黄花岗起义中,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会址——集之徐公祠一直存留至今,成为辛亥革命在花都留下的一处珍贵旧址。

  战响不再,烈士作古。翻开尘封的史册,聆听前辈后人的故事,当年的炮火、风驰电掣再次重现眼帘。祠堂默默座落百年,当年的男儿热血英雄事迹却一直震聋发聩。

徐维扬与选锋队

  徐维扬,字遂甫,广东花县三华人。清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正月十三日出生。维扬幼有大志,目睹国事日非,决意从戎。宣统二年庚戌(1910)与黄兴、倪映典、徐佩天等策动新军首义,亲率同志血战龙王庙。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黄花岗起义之役,被任命为选锋队队长,亲率粤北及宗族同志数十人,焚攻清督署、督练公所及飞来庙弹药库等地。

徐维扬,字遂甫,广东花县三华人

  广州起义后,徐维扬历任粤军第二军司令、第九标统领,第七团团长、粤军第七支队司令以及大元帅府中将参军等职,于1952年病逝,终年66岁。徐维扬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历次革命,特别是辛亥“三·二九”黄花岗之役,率领北江健儿出生入死,贡献殊多。他赋性刚直,不畏权势,关心群众,且重视教育,作育爱国人才,深得乡人敬重。

  说起花县的辛亥革命故事,不能不说徐维扬。正是徐维扬,才把同盟会辛亥革命的火种带到了花县;而黄花岗起义的主要力量“选锋队”相当部分的队员就是来自花县的义士。后来牺牲的烈士当中,有四分之一是花县的热血男儿,尤以徐姓为多。

  三华村是徐姓人世代居住地,它与洪秀全的故乡官禄布毗邻,相距不过数里,村民们一直习闻洪秀全反清故事。徐维扬回乡宣传同盟会革命纲领,革命思潮一触即发,仅数月就发展会员二、三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

  黄花岗起义之前,徐维扬等人以番花分会——集之徐公祠为基地,配合革命力量进行了多次的军事准备活动。

  同盟分会成立第二年,上级决定于年初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徐维扬等花县的革命力量也决定参加广州的起义行动。于是徐维扬与徐进坤等商议后,选择会中精英组成敢死队,准备赴广州起义。

  无枪炮不成事,怎么把武器运过去呢?

  根据《花县文史》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清朝广东当局对新军械弹控制甚严,起义所需的枪弹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统筹购进补充。番花同盟会承担了运械入城的重任,他们或借婚嫁喜事藏械弹于礼物之中。徐进坤之妻齐英就多次乔装女佣,用饼盒藏枪弹、将炸药伪装成“礼酒”,用瓦埕密封,肩挑入城;他们或伪装送殡,藏枪械弹药于棺木中。而徐维扬就曾亲饰“孝子”。垂泪举幡,以掩人耳目。就这样,新军起义所需的部分械弹由徐公祠运出,一批批运入广州城,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后,徐维扬率领的同盟会分会敢死队急驰广州增援,尚未入城,闻新军起义已败,遂中止行动。 尽管这次行动夭折了,实为遗憾,但却为黄花岗起义做了一次充分的“演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南洋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令黄兴、赵声等在香港建统筹部,再次筹谋广州起义。番花同盟分会获悉广州大举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徐进坤等在徐公祠密谋响应对策。黄花岗起义前夕,徐维扬受黄兴之托在三华村组织敢死队一百多人,组成“选锋队”,歃血宣誓。

  真正的战斗来了,这次行动没有退路,这次的起义不会像上次那样中途而返。不成功,便成仁!

     血战黄花岗

  黄花岗起义战事不长,但过中曲折颇多、变数不少,几乎也是要中途夭折。

  孙中山在南洋召集会议决定再次筹谋起义之后,番花分会众多革命义士一直在积极筹备。当时同盟会准备了几路兵力参加起义,其中一支北江队主要由花县的革命力量组成。起义前夕,清廷侦查日益严紧,广州城谣言四起;当时的广督张鸣歧下令戒严,四处搜查革命党人,并破坏了多处匿藏同盟会武器的地方;同时,清政府派出兵力在广州周边地区搜捕党人,形势日益严峻。

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

  起义当天,花县的起义部队接到消息——广州形势恶化,起义可能要停止。花县的同志事前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加上广州城内还有许多已经混入城的同盟会同志,不能见死不救,于是都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坚决按原计划行事。

  起义当日,敢死队员们乘车至广州,在徐进坤等安排下,三三五五陆续入城来到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当时,北江队到达的义士有百余人,而其它各地队伍由于过于仓促都没有赶到。于是经商议之后决定兵分两路,广州的同志为一路由黄兴带领,北江队为一路由徐维扬带领,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变为擒贼擒王之计,并力合攻督署。

  队伍杀到督署,徐维扬带领一队人马冲进东辕门。革命义士怀必死之心奋勇直前,将敌军击退,与攻进西辕门的队伍一拥而入。清兵退守两边走廊和大堂,利用建筑物优势阻击起义军队。“斯时也,枪声喧于急雨,弹烟波于乱云,喊呐崩天,血花溅地,此蹶彼兴,前仆后继。”徐维扬在口述回忆中对当时的激烈战况做了最生动的描述。

一番恶战,起义部队冲进麒麟门,却没有找到敌军首领张呜歧,于是放火烧了总督府。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援兵赶到,起义部队奋力拚杀,分路突围,徐广滔等多位义士战死,部分党人逃出城外,徐佩旒、徐廉辉等人在战斗中被执,后英勇就义。

  这次起义,同盟会集合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编组了八百“选锋队”(敢死队),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一战。但事实上参加起义的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起义代总指挥黄兴率领袭攻两广总督署的160多人,其中以徐维扬指挥的选锋中有花县的革命党人40名。这次起义先后死难者共86人,散露于广州市街道的烈士遗骸,后经未暴露同盟会员身份、当时任广州孤儿院院长的潘达微收殓,葬于黄花冈时有忠骸七十二具,故史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

  敢死队的牺牲可歌可泣。他们许多人在出发广州之前便已知道此去是“壮士一去不复返”,但面对与家人的最后告别,他们为了不泄露起义机密,没有流露丝毫的儿女私情。

  其中一位烈士徐佩琉,花县三华村人,牺牲时30岁。据烈士的儿子徐耀良回忆,父亲牺牲时他才三岁,事后听母亲说才知道。父亲临走时只带了一把伞和一个布袋,说声“我明天去广州打工”便再也没有回来了。永别的场面,与幼儿爱妻、乡亲父老没有抱头痛哭,没有依依不舍;为了民族大业,为了起义的胜利,许多像徐佩琉的烈士都是“轻描淡写”瞒着家人前赴战场。

  多位烈士当中,有刚过十五有志于学的,有刚为人父的,也有年过知天命的老战士。

  徐满凌,花县三华村人,出生于1861年,素以种田为业,是一位有领导指挥能力的革命农民。黄花岗烈士十之七、八是青年,而满凌参加1911年之役时年已五十,算是烈士中的一位“老青年”,革命热情令人钦敬。

  徐满凌在徐维扬领导号召下,参加了“三·二九”黄花岗之役。当天下午5时30分徐满凌与同志进攻总督府,后来敌人增兵赶到,奉命率队奋抗。敌兵居高临下,一番恶战,形势转坏。徐满凌等人转入巷战。直到天色已晚,队员伤亡严重,敌兵越来越多,徐满凌等人只好考虑脱线撤退。由于众人不熟道路,辗转过程与清巡防营相遇,且战且走。最后徐满凌中弹被擒,不屈而死,时年50岁。

  除徐满凌之外,花县平山村的江继复也是50岁,在攻打敌军总督不利时跟随徐满凌一行撤退;与徐满凌等转战至德宜路口与敌人搏斗,巷战在莲塘街。江继复一马当先,奋不顾身,遂及于难。

  50岁,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也许做爷爷外公了,在家安享天年之乐。但对于徐满凌、江继复等烈士来说,为民族奋战为革命牺牲,只是因为自己身上流着同样的热血,而跟年龄无关。

  1919年,在徐维扬对黄花岗起义一事的口述当中,徐维扬对牺牲的烈士以及各位参加敢死队的义士心怀深厚的崇敬之情。

  “……十八烈士者,其子女均已无父,致贫不能自存,而维扬奔走国事多年,拙于蓄积,又无以赡养,苟埋其名而不传之天下后世,不几疑烈士之不可为,人人爱惜躯体而不轻于一死,国民遂日受嗜血魔王残酷官吏之压迫而莫之拯救,不亦大可哀耶?且也维扬既不与烈士等为国牺牲,而能尽其棉薄以挽救中华民族,则在天之灵,庶几可慰。……吾欲将烈士之事实留传于后世,而吾实感沉痛,此吾所以迟迟而无报林、邹诸先生之命也。”

  让烈士英雄事迹留传后世

  辛亥革命经过百年沧桑,依然留下一些文物旧址、风云故事。曾经歃血宣誓慷慨激昂的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旧址——三华村集之徐公祠如今成为村的老人活动中心;黄花岗起义的烈士英名永远刻在了广州黄花岗公园纪念碑上;英雄事迹写进了史册。那么,烈士以及众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义士后人,如今又何在呢?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从当年起义之日至今,至少已经经历了五代人。不少烈士的孙子一辈已经对祖辈的事迹了解不多,到了如今这一代,很多后人都不知道自己祖先曾经有如此光辉的事迹;加上城市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拼搏,寻找先烈和敢死队队员后人更是如大海捞针。

  徐志强,年近七十,如今仍在区一间师范学校从教。祖父徐锡流当年是“选锋队”一员,跟随徐维扬等人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队伍在攻打两广总督署失败后被敌兵冲散,徐锡流一队等人边退边与清兵巷战,队员有死有散。徐锡流躲进一间米铺,店铺的有利隐蔽位置救了他一命。随后清廷在广州严查搜捕起义党人,徐锡流一直藏身米铺,饥饿难耐,坚持了几天,终于等到城门开放,于是扮作木匠逃出城外。由于起义党人都成了清廷的“国犯”,徐锡流一直躲避外地,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才回到家乡。

  徐志强告诉记者,自己从小便聆听祖父述说当年辛亥义事,也曾看到过祖父参加起义所用的东西。祖父于1963年去世,可惜去世之时自己正在远方读书,不在身边。之后回家问父亲,才知道祖父许多辛亥旧物已经随之下葬。

  当记者谈及当年起义烈士和义士后人时,徐老师表示,时隔百年,自己作为第三代人都已经年近古稀,而且文革时期对于起义的故事知情人和当事人都三缄其口,加上年代久远,已越来越少后人知道先辈的事迹了。

  近年来各地有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致力文物文史工作,加上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的承传再次得到更好的延续。

  先人抛洒的热血、付出的生命,革命的轰烈事迹都已经名留青史,载入史册。无可否认,历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轰轰烈烈的东西会变得平淡。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被所有人遗忘。

  作为花县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物——集之徐公祠,经过百年沧桑,许多部位都开始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受花都区博物馆委托,2010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旧址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制定了保护维修设计方案;对天井、墙体、楼梯等多处进行了精心的修葺,使旧址重放光彩。

  今年辛亥百年祭之际,市、区都举办有关的纪念活动,包括座谈会、展览等。3月29日,我区举办《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与花县十八烈士图片展》,目的就是通过展览让更多的市民重温历史,感受当年的战火与热血,缅怀英烈,感受民族的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精神。

  也许站在博物馆、纪念馆观看历史图片、感受当年战火、烈士热血的市民未必都是当年烈士、义士之后,但中华民族不畏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的奋斗精神与献身精神,将世世代代永远留在中国人的热血中。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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