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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广州战犯拘留所
邓世汉

  1946年春,张发奎的广州行营设立“广州战犯拘留所”,把列为战犯的日本战俘进行逮捕,送战犯拘留所看守,听候审判。该所地址设在河南南石头的英商太古货仓,所内编制设主任1员,管理员2员,军医1员,军需1员,秘书1员,通讯、护士和勤杂约共10员。所收战犯最多之时约710余名。该所原主任是姓袁(名忘),因看守不周,曾发生数次战犯逃亡事情被撤职,行辕主任张发奎派我替此职务。是时日本战犯将官7名,其中中将3名,少将4名。计:南支指挥官兼军长田中久一中将、在越南的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一中将、第一三○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特务机关长松井真二少将、宪兵司令重膝宪文少将、独立二十三旅团长下河边宪二少将(还有一名忘记)。校(佐)官有特务机关副长肥后大佐、宪兵队长关伊执五郎中佐等19名,德国纳粹间谋14名,意国女间谋1名,印度间谋1名,连同日军将官士兵等合共710余名(这是先后解到拘留所的数字,转解到南京上海审判的在内)。各战犯解到后,仍着原来制服及保存私有财物,但禁止出入和探访(如事前请示,经批准者例外)。在所的战犯,遵守纪律,还占多数,他们亦肯操作。

  田中久一在所时常对我说:“我无论如何不连累你的,请放心。”他的意思是表示不会自杀。有一次,我见张发奎时,张问田中近日怎样,身体消瘦否。我当时心理上认为张问田中的肥瘦,可能一方面顾虑到田中之自杀,恐有失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为田中减刑的意味。田中的参谋长富田直亮回国时,对张发奎说过,田中是有武士道精神的人,怕他自杀,要求留他的副官照顾他。这事得张批准。田中曾嘱他的副官将中国军队后勤副总司令何世礼发给他的证明书一张交给我,证明书内容说明田中久一投降后如何尽责,有成绩,意思是替他减刑的。叫我代转张发奎,我照转了。

  田中久一在未正法前的两三个月,行营联络参谋某(姓名忘却)陪同美国空军中校某并通译等来拘留所,说有公事要和田中谈话,请我参加。我当时见系本部人带来的盟邦军官,所以没有用电话向张发奎请示,即同意陪他们到会客室召见田中。美军官对田中说:“据我们详细调查结果,你(田中)军部杀害被俘之美国空军飞行人员,系你军部幕僚长等之所为,事前并未征求你意见和得你同意,他们就处决了,关于这个责任,不关你的事,无须你负责,所以特来向你报个喜讯。”美国军官说完后,田中的态度保持沉默,只见他频频向美军官点头,他虽然不作声,但外表的神态,是若有所思的情状。陪来的某参谋即向田中说:“某某(指美国军官)带来喜讯,先为你道喜。”我当时听完他们这些话之后,既不作声,也不表示什么,我看田中和美军官一眼,美军官立刻又说:“喜讯是喜讯。这是关于美国空军人员的案件。至于在中国方面的案件,仍由中国来调查处理。”他说完话后,即告辞。过几天,行营部务会议时,我将美军官见田中的经过汇报给张。从这件事看来,美军高级官员对日本在华南第一号战犯是曾千方百计为他减罪开脱的。

  近藤新八中将是日军一三○师团长,所部蹂躏范围为顺德、新会、中山等县,该犯嗜杀成性,凶狠无比。据调查所得,该部接受投降后,他的参谋长亦常常挨他的巴掌和脚踢。他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典型人物,是想借尸还魂以复活军国主义的典型战犯。他还说过“古人有云:‘成功者王也,失败者寇也’”的狂言。他在临刑前,仍极顽固,至死不悟。

  土桥勇一中将,是日军第三十八军长,入侵越南的最高指挥官,投降后列为战犯解来广州。他请求见张发奎,张见时,他竟向张说:“从通译方面看到报纸说我们是土匪,我很不明白它的意思,我以为我们是战犯,就写明战犯,不是很好吗。”张当时想了一下才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这段报纸,内容不清楚,但中国的民族传统是既往不究,绝对不会报复的,而战争已经过去了,请放心,无须顾虑。”当时土桥认为:土匪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而战犯的罪过,最大不过是宣判死刑,故有此不服气的询问。此犯未经审判,即转解南京。

  1947年春间,我在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他在开着门的室前敲了两下,见我不作声,便匆匆地直撞到我桌前,尚未立定,就气促地用半咸淡的北京话对我说:“我现在要收回房屋、货仓,安放大量货物,请你定期迁出……”我抬头看他一眼,原来是驻沙面的英总领事。他左胁夹着一个珠皮文书袋,身上雪白透明的雨衣。(通译等在门外。他的姓名早忘)我当时见他来势汹汹,既未经通传,又未经允许,就一路登堂入室,外套未除,如此唐突的横冲直撞,实在无礼之至。他话还未说完,我即厉声说:“你为什么未得我允许,就撞进来。”他回答说:“因英国商轮现在运到很多货物,急需货仓来存放,所以在未征得你同意,就闯进来,一时鲁莽,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边说边点头,表示道歉。我说:“这里住着这么多的战犯,尚未处理,何以安置呢?又未接行辕通知,待我请示及找妥地方后,才可以商决搬迁之期。”他说:“南京中央行政院已经回复公文,同意限期交回全部房屋给我们,我已经将行政院回文交给你上级行辕看过了,也同意了,现在只要你同意定期交屋就好了。”说完并取出行政院回文。我回复说:“等我找到驻地后再商量。”他听我这样回答后,只好告辞。第二日我到行辕向张发奎汇报后并请示办法。话刚完,参谋长甘丽初在座插嘴说:“搬迁就搬迁,要赶快搬,行政院已复文同意交还河南一带的房屋与英商,难道你对中央的命令还不接受吗?想坐监吗?昨天英总领事曾拿行政院复文给我们看了,并将副件交行辕。我们已经口头回答当照转通知你。他说要带行政院复文到战犯拘留所找负责人的。”甘言时声色俱厉。我当时在这样难堪的情况下,忍不住气,硬着头顶回去说:“现在全市都找不出一房一地,何况数百名战犯的住宿,一时怎能搬迁,战犯看管要紧,还是搬迁交房要紧,不如把我先撤职再办交代为好。”张见我说出这些话,即和气地说:“事情是这样的,目前情况不同了,以前行辕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军委会,有关房屋事务属于‘行政院’,目前已经增多了一个顶头上司来管理我们了。看守战犯固是重要,上级的指示和盟邦之友谊也重要。办法是一面多方找营地,准备搬迁,以免违背政府命令。”我唯唯退出。为了搬迁,虽多方面找寻营地,时逾两月,才选定观音山右边山脚的“三元宫”,稍加修理,聊充战犯集中营地。道观所在,每日善男信女,求神问卜,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看守不易。又以人民习惯,佛庙圣地,如一旦挂起“广州战犯拘留所”的招牌,竟将圣庙变囚笼,佛桌作档台,对群众有无抵触?道士及一大批的医卜相士的收益,有无影响?均成为当时所考虑的难题,但舍此莫由,便管不了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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