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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回忆“中央训练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李益三

     一、召集训练的经过

   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中、日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当时身处敌国的留日同学,除少数未能及时离境外,其余纷纷怀着无比愤慨的心情,迅即离开日本,回归祖国。这几千同学(注1)回国后,不少立刻奔赴抗日圣地的延安;部份则依照教育部颁发的转学办法(注2),申请在国内学校的相当科、级复学;他们都希望能投身抗日救亡的斗争。因此,在同年10月间,六、七百同学从各地赶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集训。不久,南京失陷,特训班辗转迁至为“复兴社”头子之一的康泽所主办的军校特训班所在地的江陵后,这个由C.C.系主办、控制的特训班,却竟被康泽接夺了班主任的职位。由于康泽的横暴、压制,招致同学们的不满和反抗,C.C.系便乘机报复,在他们的策划下,得到蒋介石同意,把特训班交给陈诚接办。当时陈诚既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又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兼团长)兼第一团团长,因而“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也在这个时候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不言而喻,这些毕业学员也就作为陈诚训练的干部了。陈诚为了平息学员的不满,采取一些怀柔手段,拉拢收买,如当众批评康泽的作风,把训练班迁到战干团第一团所在地的武汉,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大多数同学都是经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配到蒋军部队做各级政工人员,充实了陈诚的政治班底。陈在“踌躇满志”之余,进一步罗致“人才”、培养骨干,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又筹划在1940年开办这一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由于设在重庆枣子岚垭的“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理事郑代恩、许伯超等,都是战干团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和陈诚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这一期留日学生训练班的筹办工作,也就由他们依照陈诚的意图去专责办理。

   1940年1月间,“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发出召集、开办留日学生训练班的通知,主要内容是: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并分配工作,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开班,培训部队的政工人员和对日宣传技术人员,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召训人员分为保送和留日同学个人志愿参加,限4月底以前到达重庆向该会报到。

   通知书发出后,各地的留日同学大都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和个人奋斗的目的,不怕长途跋涉,历尽战时交通困难,依期到达重庆报到,报到的同学大约二百多人,其中以广东籍为多,四邑的有三十多人,他们组织“四邑留日同学赴渝受训团”集体前往,有几位则来自沦陷区,更有温活泉等几位同学则取道香港经海防、河内沿滇越铁路入重庆的。

      二、拖延时间的候“训”

   同学们一鼓热情依期到达重庆报到;可是入团开课竟没有确定的日期。报到后由“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安排在朝天码头附近一间破旧祠堂内设立的招待所居住,过着难民营式的生活。我们虽然按月领到仅能维持两餐的生活补助费,但时间拖延,且重庆的物价昂贵,以致生活日用品和衣物难以补充。那时重庆的天气转入晴朗,敌机空袭开始频繁。我们每天早起便要过河“走警报”,到晚上才拖着疲乏的脚步回招待所,因而生活极端狼狈,精神十分苦闷。大家经常焦急。向同学会查询开班日期,总是得不到确切的答复。后来他们甚至推说因没有上课地方。其实,陈诚既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又是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肯定有充分准备才发通知的,那有没有上课地方之理。以后才知道是因陈诚兼职湖北省政府主席,适值是年4月间日寇大举进犯,6月宜昌失陷。他要在前方指挥战事。“主子”不在,“群龙无首”。而陈诚对留日学生训练班又要亲自抓,不愿放手。后来陈诚也承认这一点。

   因为入团开班渺渺无期,有几位同学离渝回去。到开班前又突然宣布要举行测验,几位同学又愤不参加。因此,取录入班的总共只有一百六十六人,内女同学五人,其中有一位是与留日同学结婚的朝鲜籍学员文正元。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其中由国民党部队、机关、党部、三青团、学校、银行、铁道等单位保送的有十多人。

      三、训练班的人事和编制

   训练班设在重庆市郊浮图关山顶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原址。“训练”时间由1940年7月15日至10月15日,共三个月。前两个月独立上课,后一个月参加中央训练团第十期党政班旁听演讲和各有关部门的报告。

   训练班虽设在中央训练团内,但并不属于党政班系统,属乙种编制。大队长为中将级,中队长为少将级。该班编为第四大队,下辖十三、十四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各分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编为三个组。大队长叶佩高,大队付黄××(忘记其名,江西兴国人、黄埔一期毕业)。十三中队中队长张耀宸,十四中队中队长杨英。分队长是黄必勇、胡琏、黄德川、石克武(其余两个分队长姓名已忘)等。这些队长多是从陈诚嫡系部队调来的骨干,如大队长叶佩高和分队长胡琏便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十一师的师长和副师长。

   大队负责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早、晚点呼,晨早跑步、运动,过着军事生活。教育、行政则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设班本部主持,内分训育、教育、总务三组。其中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陈诚亲自安排,是他的亲信、心腹;或者是军委会战干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毕业学员;或者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现职人员。如教育组组长杨礼恭是行政院人事厅主任,训育组组长许文梁是军委会战干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毕业学员、现任中央训练团训育组少将组长调兼,总务组组长郑代恩是军委会战干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的毕业学员、“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的专责理事、三青团重庆支团主任调兼。此外,训育员何朂榘、朱佑汉、梁其茵等皆在军委会战干团留日学生训练班毕业、供职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或三青团人员(因为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曾担任过该训练班的班主任,所以许多毕业学员也为康泽罗致任用)。专职教官廖鸾扬是留日学生前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中央训练团少将政治教官。班主任一职,陈诚原来计划由他自己兼任,可是开班前,他已调赴湖北,无法兼顾。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皆想染指这个职位,但陈诚坚决不肯放手。但又由于不能空悬,开课后约一个月,才由陈诚决定派他的心腹、大队长叶佩高代理班务。张治中接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后,委派该部第一厅(人事厅)厅长袁守谦兼任。可是这时已临近毕业了,所以他到班讲话的时候,也不得不表示只算以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身份和大家见见面。

      四、学习课程和课时安排

   开课的头两周,完全实施军事训练,由中央训练团军士教导队负责教练。简单地学完了基本的军事动作。正式开课后,上午讲授主要课程,下午为军事课程、小组讨论、音乐、国语演讲练习等。晚上举行过几次文娱活动,并和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联合举行一、两次文娱晚会。当时,敌机对重庆疯狂轰炸,天天发出空袭警报,在防空洞消磨时间。所以下午的课程、活动,未能按进度进行。

   上午的课程,主要是进行思想毒化。由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讲“总理遗教”、“总裁言行”、或则阉割、歪曲孙中山的进步思想、理论、观点;甚或大肆贩卖什么“唯生论”;并公然鼓吹尼采的“超人哲学”,借此灌输法西斯主义理论,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辩解。中央训练团少校政治教官廖鸾扬讲授的国际问题等课程,也不外把对日妥协投降、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美化为抗日英雄,掩饰国民党惨败的真相;他还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要依靠外援编造反动的“理论”根据。

   因为标榜开办这期训练班的目的之一是培训对日寇宣传技术人员,所以这些有关的课时还算不少。其中“敌情研究”占十多个课时,分别由中央社社长陈博生,深得蒋介石倚畀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芸生以及绰号龚大炮的龚柏德等讲授。这些“专家”讲授敌情时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陈博生认为,当时日本的近卫内阁改组,十多天还未组成,是由于近卫首相慎重、耐心协商,力求一致,因而今后将增强日本的政治体制,加紧侵略中国,准备世界大战,所以改组后的日本政局,必须予足够的重视;可是龚大炮却认为,近卫迟迟不能产生新内阁,开日本组阁难产的先例,证明日本政局混乱、纷争,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言下之意,好像日本已“危在旦夕”,蒋介石会“福从天降”。讲得得意忘形,口沫横飞。

   当时国民党虽已积极反共,但由于任课的需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还不得不调派三位日本进步人士到训练班用日语讲课。鹿地亘(注3)讲授“日本的政治现状”,青山和夫(注4)讲授“战时的日本经济”,优秀的女世界语者、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注5)讲授“对敌宣传技术”,如对敌军宣传,日文传单、标语、口号和歌曲等的内容以及广播、宣传的技术方法等都讲得十分生动。她还亲自在前线对日寇进行广播,对此,我们衷心敬佩她伟大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风格。“日语”课程的课本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新式短期日语讲义”,所有名词、术语、例句和习作等都结合对日宣传的标语、口号和审讯俘虏的问答,适合对日宣传工作,简明实用。除此以外,每周还教习两个课时的音乐,由中央训练团音乐教官华文宪和另一位女教师授课。她所教的歌曲有吴宗海作词、黄自作曲的“热血歌”等几首。大约9月下旬,陈诚回重庆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职时,曾来训练班作了两、三个钟头的讲话。他说,近几个月因敌人进犯宜昌,他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前方指挥军事,无暇兼理政治部的工作,因而大家迟迟不能入团开班,他感到很难过;继而指姓道名大骂何应钦,说何有意找麻烦,在蒋介石面前讲他的坏话,牵制他的工作。最后说他本人由于前方和后方的工作不可兼顾,因而要求辞去一方职务,蒋介石同意他辞去政治部部长,专责指挥前方战事。整个讲话,言词之间,字字句句都流露蒋介石对他如何信赖、倚重,并自吹他对前方的军事、政治怎样有“把握”。讲得眉飞色舞,得意忘形。

   我们在参加中央训练团第十期党政班旁听这段期间,曾见蒋介石来上课几次。差不多都是由张厉生站在旁边照书朗诵他的“力行哲学”之类的书本;然后,他作几分钟的结束语,便算上课,而每次所讲的不外是做人做事的道理之类的陈词滥调。从他登台上课、出席开学礼、结业礼及纪念周的十多次“训话”、讲课的发言中,从没讲过学员们最关心的关于战事胜负等问题。也没有对汪精卫作过批评责骂。一些同学对这些问题感到大惑不解。关于蒋介石的“伟大”和“美德”,他自己虽然从来没有讲过,却由陈果夫讲“总裁言行”的时候,总算讲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令人肉麻,不愿卒听。此外,当时各院、部、会的“党国要人”如戴季陶、王宠惠、张群、何应钦、张嘉璈、朱家骅、陈立夫、翁文灏、张治中、梁寒操以及吴稚晖、冯玉祥等都分别到团作报告、讲话。所讲的大多是官样文章,夸耀战功政绩,文过饰非。唯独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却针砭时弊,痛斥大后方的各种贪污腐化现象,他并讲述教育小学生故事:他教导住在他家附近的小学生说,他(她)们看见妈妈在家里打麻将时,就坚决要求妈妈放下麻雀牌,替伤兵补衣服、洗衣服,那是他(她)们所能做到的光荣的工作和对抗日的贡献。那些天真的小孩子立即按照去做,并争先向他汇报,结果附近便很少再听到打麻雀牌声。冯将军上课时讲了这个故事,令我们十分敬佩。

      五、收买、利用和压迫、威吓

   留日学生训练班“训练”的目的是国民党罗致“人才”、培养骨干,因而课程以灌输拥护国民党、效忠蒋介石等为内容,管教手段是收买、利用、压迫、威吓。除了以小组发言和平时表现对学员思想作考查外,还派人查报学员的各方面活动。十四中队有一个任国民党湖南省衡阳市市党部书记长的“学员”肖新民,分队的小组长,他以写小报告为能事,专举报广东籍学员的言谈,手段极之卑劣、奸险。每晚点叫后,他趁学员谈笑的时候,躲在蚊帐里偷听记录。还颠倒是非、捏造诬害,如一些学员不习惯食辣椒,谈到膳食方面的存在问题,他竟歪曲为对管教不满,企图聚众闹事而加以密报。湖南籍的分队长石克武也竟偏听偏信,每晚点呼都根据那些小报告的诬告,对学员们进行批评、谩骂,甚或经常在熄灯后躲在宿舍门口偷听。由于诬告,广东籍学员朱伟民、区伟乾两人曾多次被石克武点名辱骂。他们两人因感到“祸从天降”,而小组内和同宿舍的学员,也同感愤慨。起初由于仇恨肖新民的造谣诬害而形成对湖南籍学员的鄙视,以后更发展到广东籍学员对分队长石克武仇恨入骨。一位信佛教的学员朱寒慓和一位研究美术的广东籍学员林镛,平日流露一些不满言谈,先后被监禁几天。当朱寒慓被释放时,学员们大声用日语对他表示同情慰问。至于其他中队长、分队长也总是对学员作威作福,动不动集体罚站“训斥”,学员反感极大。有一个在开课不久调接分队长的胡子蒋某,在晚上值班点呼时候,摆出狰狞面孔,对学员破口大骂,好像主子骂奴才,还讽刺学员的知识、才能和身份等,激起学员的愤恨,群起向大队长抗议,把他轰走。然而当局对学员监视并不稍敛。开课后一个月左右,一位学美术的学员(忘其姓名、好像是台湾籍)忽然失踪。他平日对肖新民等狗腿子总是避免接触,学习不随声附和,有着不卑不亢的性格,可能已被逮捕了。十四中队学员蒋卓森(新会人),忽遭监禁,直到毕业前才被释放离团,不分配工作。什么原因,他始终摇头苦笑。

   分配工作后同学们纷纷离团,少数同学因办手续或候调,请准暂住几天。可是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王东原竟亲来盘问、训斥,声言不准擅自出入。同学们虽婉言解释说,由于办手续,必须外出联系;但王东原却下令门禁三天,不准外出。同学们不知所犯何“罪”,竟“劳”教育长亲临压制、威吓,只得无言抗议。

   开课后不久,班本部即要学员参加三青团,还郑重其事地由兼任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署名为入团介绍人。绝大部份学员因而参加入团宣誓,做了预备团员。

   我们虽然受过两周的基本军事训练,听过简单的军事课和过了三个月的军事管理生活,但对军事知识还一窍不通,可是毕业时却取得中央军校毕业生的资格,可到中央军校同学登记处领取军校学生登记证。中央训练团组织一个“三一联谊社”,规定凡是该团“受训”毕业的学员,一律要参加,并进行联谊活动。1948年,我在报纸上还看到广州已进行“三一联谊社”活动的报导。毕业时,蒋介石对每个学员送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上款写“××同志”,而且还写别名,以示“亲密友好”,下款写蒋中正赠。这一切都是搞宗派和拉拢收买的手法。按照惯例,属于军校系统的毕业学生、学员,一向都由蒋介石赠送一把刻着蒋中正赠的佩剑。可是我们毕业时,却要缴价款定制那样的佩剑,且剑价昂贵,有的学员气愤不要。中央训练团第十期党政班毕业离团前夕,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学员也去参加照例举办的聚餐。蒋介石和教育长王东原都到场讲话,所讲的内容,不外要求大家为国民党效忠、为蒋介石卖命。

       六、毕业后工作分配情况

   三个月训练期满毕业了。这时张治中刚接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训练班不是他开办的,对工作分配不重视。同学们已预知到工作分配不理想的,当局也考虑硬性分配会招来闹事,所以主其事的第一厅厅长兼班主任袁守谦对学员宣布不硬性规定服从分配,可以自己找工作。还宣布除了保送入学的学员领取旅费自行回去外,其余学员集中整批分配到各战区政治部后才再行转派工作,其中以分配到第三、四、七、九几个战区的较多。军阶待遇是少校和上尉,而且以后者占多数。本来这批学员有许多已有相当的工作经历,自然对军阶待遇不满。听过宣布工作分配办法回宿舍后,大家不约而同,用日本商场为廉价拍卖、招徕顾客而贴在商店门前的用语,编成一句“留日学生大卖出,五十钱均一”的讽剌话,大念大笑,借以发泄胸中愤恨。

   在重庆的几个月,同学们已看清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加以国民党部队贪污腐化、军纪败坏、待遇微薄、士无斗志、节节惨败……,因而谁也不愿接受那些低微的待遇去前线卖命,所以有的领了旅费后不去报到;有的到了战区报到并转派工作后随即自动离开。

   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培养自己的骨干,“复兴社”头子之一、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就曾因为和c.c.系争夺“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的领导、控制而闹翻了脸,对陈诚接夺这个班而深怀不满。现在,趁着陈诚辞掉后方职务,放弃训练班,而张治中对工作分配又不重视的大好时机,插手进来,嘱咐十四中队训育员何朂榘,替他物色十多个同学到三青团工作。我和何朂榘已是旧时相识,他便把这事委我去办,征得所物色的同学同意后,随即把陈鲁慎、张佩嫦等十多个人的名单交给他。翌日晚饭后,他带同我们到距浮图关不远的一幢平房会客室会见康泽。对我们讲三青团工作重要,问我们愿否参加搞这些工作,并表示可安排负责地方支团书记等职务。当时只有我表明是由广东部队带职带薪保送入学的,必须回去办妥离职手续才能转来参加工作外,其他的同学皆表示听从分配。

   张治中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局部改组,裁掉贺衷寒秘书长一职,改设部长办公厅,派滕杰充主任。这虽是小单位,却是待布置的新摊子,正是安排私人的机会。为此,滕杰授意他的表弟、安徽籍学员翟志达负责物色几位学员入办公厅工作。翟特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跟随生疏的新主人,倒不如返回广东跟相知的旧老板,因而没有参加滕杰的约见,对此情况就不了解。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要了几位同学去工作。但不是那个单位的头头出面罗致,而是凭权势人物的介绍。因为这个军队党务处虽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编制,却是中统控制的特务机构。处长周绍棠是浙江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是蒋介石的嫡系,该处一切都直接向蒋负责。全国军队及地方部队的特别党部都由该处控制,中央组织部无权过问。人事任用离不开权势关系,如陈吉铠是由监察院监察委员何克夫面嘱复兴社头子之一的蔡劲军介绍给周绍棠委派为桂柳师管区国民党特别党部上校总干事(后改制为书记长)。梁超熊和吴敏两人的学历、资历均很平常,却凭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和复兴社头子之一的黄珍吾两人介绍,分别被委为广东岭南师管区特别党部和广西浔梧师管区特别党部的中校总干事,不久升为上校。还有李冠环、沈瀚楠也是通过权势关系参加该处工作的。

   广东籍的几个同学伍以人、黄以民、朱康平、麦甸楠等凭私人关系进入中统系统的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任少校新闻检查员;或派到梧州、台山、梅县等地新闻检查站任少校检查长。陈哲子同学当时不接受分配,留在重庆。后通过同乡介绍,到审计部工作,接着转到重庆民族中学教书。李玉成同学不接受分配,返家乡台山。1942年,大队长叶佩高任贵州安顺师管区司令,他随叶往任少校军法官。不久,辞职再返台山并参加地方团队抗敌,于抗战胜利前夕不幸被敌人惨杀。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同班“受训”同学陈吉了、区伟乾、伍以人、伍莲顺及有关同学陈周牙等提供资料,校正错误;并得到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同学黄广志、钟文光、林之诚、林永练等提供有关该班的情况,谨致谢意。

   注1:根据日本要文社出版的《绿川英子的生涯》288页所引述自日本日华学会编印的(1936年第十版)《留日学生名簿》作出的统计,当年我国留日学生人数约八千名左右,内东三省籍的约占三分之一。

   注2:“七七”事变后,留日同学纷纷归国。当时,教育部曾颁发留日归国学生转学办法,内容大概是,可凭在学证件转学国内学校的相当院、系、科、级;没有证件的可将来补缴;不能补缴的则须补足缺少成绩的课程或学分。当时,区伟乾等同学申请转学中大。

   注3: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1938年,通过郭沫若的介绍,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聘为该部设计委员,任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顾问。

   注4:原名黑田善次。当时,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代表。

   注5:原名长谷川照子。1936年,与我国留日学生、世界语者刘仁结婚。1937年4月来到上海后即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用日语、世界语向全世界报导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揭露、控诉日军的侵略罪行。1938年,由郭沫若介绍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对日科负责日语广播。日本报纸污蔑她是“娇声的卖国奴”。抗战胜利后,她和刘仁参加“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共同前往东北佳木斯工作,入东北革命大学任教。1947年1月10日,因人工流产动手术后不幸逝世,终年才三十五岁。三个月后,她的丈夫刘仁也不幸病逝。中、日两国电影工作者曾以她的光辉、英勇的一生为题材,拍制电视剧“望乡之星”。本年8月8日,在佳木斯市建成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的绿川英子及其丈夫刘仁纪念碑和陵墓,永垂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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