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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广州沦陷时的白鹤洞难民收容所
刘成基

  慈幼学校中共七班,每班多者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特别班约四十人。后来附近乡村中的一些学龄儿童及少数在广州的教会中人子弟,亦有送入求学,故在最盛时学生约达五六百人。教师则由上述所中办事人员兼任,低年级亦有选些难民中曾当过小学教师者担任。学校课程,大致按广州沦陷前小学课程,但无课本,故均由教师回忆编写讲义。较特别者则为增加宗教课程。高年级读圣经,低年级由教师讲。担任宗教的教师系李启荣牧师,谭理活的老婆,及梁之栋等。每星期日须做主日学(即礼拜)。平时上课中,一些教师亦开口上帝,闭口耶稣,所以高年级学生中多有接受洗礼(即进教仪式)者,但不接受者亦不勉强,作者本人即为从不接受者之一。
  教师中伍明乐、李德辉等二三人,是颇具爱国思想的青年。上课时少谈教义,而且含蓄地宣传抗日(但因当时在日军包围之中不敢明言)。曾记伍曾教授岳飞的满江红词,李则曾教唱一些抗战歌曲。但不久他们离所赴大后方,这些宣传即绝响了。
  一九三九年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中曾举行盛大庆祝,难民一律加菜,晚上食糖水;慈幼学校则组织歌诗班唱圣诗,演戏,开运动会,恍如正规学校一般。特别班中部份所谓优秀学生,还由谭理活牧师在家中设宴请吃圣诞餐。麦理伦牧师(他教特别班英文课)送每人英文小说一本。此为难民所中最盛时期。
  一九四○年,汪精卫汉奸集团上演所谓“国府还都”丑剧,沦陷区人民颇有受其蒙骗者,难民所中人陆续返回广州(在此之前,亦有部份难民随亲属潜往大后方者),难民逐渐减少。是年秋,作者亦随父母返广州。作者离所时,所中难民已不足三百人,华籍办事人员仅余叶孟谋及梁之栋而已。
  白鹤洞难民收容所开办时间二年余,收容数千人,虽是糙米咸菜,其开支亦颇为巨大,至其经费来源,据办事人员谈及,主要系向当时香港及后方中国人士募捐而来,教会方面亦有部份资助。
  至于难民所的开办,据信只系偶然,并非先有计划。因初时英、美牧师只系自保其身,拒绝难民进入。后以难民过多,均要求入校暂避,群情汹涌,势难固拒,故不得不开门暂且收容。迨后帝国主义份子们以一则可借难民名义,向港澳及后方募捐,其中大有沾润余地;二则借此可博慈善美名,名利双收;三则还可乘机向难民宣扬宗教思想,以麻醉中国人民;有此三利,何乐不为,故亦乐于继续开办下去。
  难民所中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其办事人员,除三校留下的教职员外,其余由难民中稍有文化及有工作能力者加以帮助,其中没有明确的分工,英、美籍人大都不管实际工作(只麦理伦兼些英文课),华籍人员中记得叶孟谋是一向担任总务工作(也兼教中国语文),其他各人工作都是没有一定的。至于杂务如煮饭,分饭菜,清洁工作等,都是由难民担任。全部人员在难民所都算义务工作,没有支薪,其中教会及三校教职员据信是有原职薪金的,但并非在难民所支领,至原系难民的工作人员则没有工资,饭菜可以任食,不限制,以示优待。
  作者离开难民收容所后,即不知所中情况,但以后得见最后离开之慈幼学校同学,据云:至一九四一年日本向英,美宣战,日军即进驻三校,将难民收容所解散,难民一律驱出、英、美籍人被拘入集中营。至有少数无父母的儿童则由所中华籍人员带领转入芳村儿童教养院,至此白鹤洞难民收容所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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