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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广州沦陷时的白鹤洞难民收容所
刘成基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在华南登陆。国民党军政官员望风而逃,日军不及旬日即进迫广州。广州市民仓皇失措,蜂拥逃难,各条铁路线及公路线上,均是人头涌涌的徒步难民。作者当时仅系十余龄之童子,随父母渡珠江南逃至白鹤洞学校区,见培英、真光、协和(均系教会中学)三校门前,难民群聚,时铁门仅开一线,逐一审查,只准妇女及十六岁以下之男童进入。当时我父是个工人,囊无余资,且前路茫茫,因命母亲携我及弟妹随众入培英,他自己则往附近乡村暂避。于是我遂开始难民收容所中的两年生活。
  事后听人说,最初学校中的英美籍牧师(学校主持人)坚决不准难民进入,后因华籍职工力争,且难民群聚门前,甚至有扳墙而入者,遂让步准许妇孺入内,迨后以造成事实,且华籍职工全体支持,才决定成立难民收容所。但因难民太多,有人满之患,故两天之后,连妇孺亦拒绝收容。
  白鹤洞学校区中培英、真光、协和三校,均系英美控制的中华基督教会所办,虽由中国人任校长,但都是英美籍牧师在校掌权。广州沦陷前日机空袭时,即已停课疏散,华籍职工只有少数留校,但英美籍人则全未撤退,学校屋顶涂有巨型英、美国旗,以作护符标志。校区道路及码头亦有英、美国旗绘上。广州沦陷,日军以此系英美势力范围,未敢进入,此地遂成为“世外桃源”。当夜在难民所中遥望广州市区,爆炸声接连不断,火光彻夜不熄,难民们目睹国破家亡,不禁泪涔涔下。
  难民进所后,都居住在学生宿舍中。以培英计,两幢宿舍大楼,每幢三层,每层8~10房,每房居住五、六户共约廿余人(原来每房住学生4~8人)。培英总计容千余人,全所三校共计约容四千人左右。难民们均挤在一起,席地而睡,因无成年男子,故亦不必避嫌。
  所中每天供应两餐,每餐糙米饭一碗(约三两米左右,不分大人小孩一样一律同等待遇),有少许盐煮黄豆佐膳(后来更有青菜或咸菜),难民有家人在外送食物进来者,亦不理会。
  难民白天在学校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但天黑即须回房,并不得出校门外。有家人在外者,可以前来探视及送衣物食物,但不得进校门,只能在校门外谈话。总之,其制度与囚犯无大差别。据办事人员云,此等制度系与日军协商,日方要求如此,才许难民所存在,不是所中本意云云,此事不知真假。
  难民所中培英部份的主持人,系英籍牧师谭理活夫妇,另有一美籍牧师名麦理伦,华籍人员则有牧师李启荣及原培英中学教职员伍明乐、李德辉、陈观锦、温道荣、谭金陵、叶孟谋等人,随后有一原培英毕业生梁之栋者逃难来此,亦加入为办事人员,除陈观锦在所病逝,李启荣、梁之栋二人后来回广州沦陷区(李启荣后来任光复路万善堂主理牧师,解放后去港,梁之栋入伪警官学校,后当伪警官,解放后不知下落)。其余均先后遄返大后方,其中李德辉于抗战胜利后回广州任惠爱堂主理牧师(解放后仍在广州),其他人不知下落。至于英美籍人则于日军对英美宣战后入集中营,以后情况不详。
  难民入所初期,均盼中国军队迅即反攻,光复广州,得以早日返回家园,但数月后,此梦想渐趋破灭。因所中学龄儿童甚多,每日顽皮打斗,不是办法。故所中华籍人员倡办临时学校,以资教育。此临时学校于一九三九年春正式开课,定名慈幼学校,将所中儿童按其原日级别编班,由小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原日系小学毕业以上程度者,则一律编为特别班,作者当时系在特别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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