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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总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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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一、解放思想,扬改革开放风帆
  邓小平三次做客白天鹅宾馆
  主政羊城闯关破局
  广州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
  以高效精干务实的创业精神建设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起步回忆录
  我兼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一些回忆
  敢为人先 大胆改革
  邓小平南行留给我一把做人的钥匙
  广州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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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城市广州卷W
敢为人先 大胆改革
——我在广州工作的片断回顾
黎子流口述 卢玉华整理

  今天人们谈起当年的改革开放,言语中难免会少了些许沉重,多了几分轻松,毕竟,在人们的印象中,改革开放的历程虽说不易,但和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比起来,毕竟轻松得多。然而,通过与黎市长的交谈,却让笔者感觉,改革开放与战争年代一样,走过了一个充满艰辛与荆棘的过程,身处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当年站在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一批人,同样需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我想,改革开放绝非是小平同志登高一呼,万众响应,进而顺利推进如此简单,与黎市长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当年,黎老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没有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负责任的精神,广州的发展就很难有突破,也就不会有今天广州的快速发展

  敢想:大胆解放思想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统购统销、放开价格、开展流通体制改革是从广州开始的,五星级宾馆也是在广州最先出现的,广州一直以来都是祖国的南大门,有光荣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各方面的基础都很好。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治理整顿到了后期有些过头,把自己的手脚都束缚起来了,改革开放有被治理整顿所代替的趋势。

  小平同志南行前,广州的局面是比较沉闷的,困难也比较多,虽然工业基础不错,但亏损企业也不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手脚也放不开,仿佛找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时,整个广州的GDP357亿,国企亏损面近30%,明亏40多亿,暗亏100个亿,各个企业都在讲治理整顿,缺乏锐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在思想和政策上都需要给大家指一条继续发展的路子。当时广州的一个国企老总跟我讲,我们就像玻璃罩住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所以,广州当时改革的环境是比较保守的,许多干部感觉到困惑,怎么继续改革?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来到广州后,对广州的情况可谓是一无所知。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局面打开,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我认为,治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治理整顿明显有些矫枉过正了,不能以治理整顿代替改革开放。我一直讲,在大城市进行改革非常不容易,广州当时的干部,思想包袱很多,既有自满的一面,也有故步自封的一面,看不到特区、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甚至外省的发展,看不到别人的进步。我在顺德时就很清楚,顺德的家用电器,包括美的等一批全国有影响、知名度高的电器品牌,开一时风气之先,而广州的万宝等品牌,却日渐衰落。而且,广州对外服务机构机关化作风浓厚,办事死按程序,不懂变通,有些权力过于集中,如当时摩托车上牌全部要到市公安局,其实完全可以授权给各区公安分局来办,我想这里面有利益的成分,也有事事集权的思想倾向,而这些现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到广州不久,即1990年底到1991年初,就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一起,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放胆往前闯。在当时能这么提的省、市并不多,因为在小平南行以前,社会上的思想普遍比较保守。我提出,广州要大胆解放思想,我曾经说过,放下架子之时,就是广州发展腾飞之日。同时,我们对机关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即要守法,不要守旧;要自豪,不要自满;要革命化,不要机关化。为此,市委、市政府组织各级领导到外地考察学习,高祀仁书记和我都亲自带队,与广州市各局领导、各区、县干部先后到了珠三角城市、经济特区、上海、山东、江苏去取经参观,学习外地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先进经验。比如到顺德,我们学习顺德财政放水养鱼的办法,即财政主动扶持有困难的企业和农业的发展,通过培植企业、培植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后来,由高祀仁书记带队,我们还到了东莞,考察当地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建设经验。

  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后,思想解放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广州的思想解放工作很快就上了一个新台阶。实际上,广州的人才是非常多的,关键是有各种各样的束缚,能量无法真正发挥出来。我曾经说过,只要思想解放了,这些人才就会变成推动广州发展的千军万马。之后,由于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开始向更深和更广的层面不断推进,广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至1996年,广州市的GDP已达1600多亿元,从1990年起,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9%

  敢干:简政放权、招商引资

  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努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大力打破姓的界限入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不转向市场经济,广州越守法,就会越守旧。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大胆创新,要有敢闯、敢干的精神,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干不成事的。正因为那段时间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将发展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才有了此后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带动广州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一是努力做到简政放权,二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关于简政放权,我认为,不管权力大小,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滋生腐败,工作效率越低。因此,我们主要是加大区、县管理经济的权力,尽量放权,比如前面讲到的摩托车上牌、审牌的问题,我们就将这项业务下放到了各区、县的公安分局。在简政放权方面,我们做到举一反三,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改革。我认为,部门之间的权与利的争夺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我来广州不久,番禺有几个老同志写信给我,说番禺各方面的条件,无论资源、交通、人才等方面都比顺德要好得多,但为什么番禺的GDP只有顺德的一半呢?我认为,当时广州的一系列呆板的规章制度束缚了下面区、县的发展,如果市政府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就不能发挥区、县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就容易导致僵化的行政管理机制,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然后等上级拍板,许多机会就错过了。所以,我们简政放权的一个重点就是给区、县放权,在招商引资方面,给予区、县很大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各显神通,自寻出路。

  到广州后,我总感觉大家缺一个字,我认为机关干部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即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将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如虎添翼,否则,只会事倍功半。这一点在对外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凡事都局限在政策的条条框框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时会错过许多机会。因此,我认为,在对外招商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要有敢闯、敢干、敢负责的精神才行。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利用外资才20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了。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吸引外商来广州投资,比如,1993年我们到国外进行招商时,曾提出了三条原则,加大对外商政策优惠的幅度,吸引他们来广州投资。一是只要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能做到的,广州一定做到,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做不到的,只要不违背法律,广州也敢于试验;二是外商在投资中遇到困难和障碍的,由当地领导负责,及时解决,我们认为,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外商服务,只要他们遵纪守法,依法纳税,我们就保护他们的利益;三是生意不成朋友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使谈不成生意,也可以交朋友,为以后做准备。我感觉,只要有一个投资者在广州感觉创业环境良好,就会带动一批投资者来广州创业。通过采取这些方法,我们在对外招商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年,我们曾经定期到香港去招商,香港的富豪和知名人士几乎每年都来,可谓盛况空前。

  这其中,还有我亲身参与的一件招商引资轶事,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台湾塑胶工业集团公司(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先生,当时他在台塑集团南亚公司任职,很希望能在大陆投资,但是由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台湾商人到大陆投资有诸多限制,因此多次努力都未能如愿。1996年,有一天我在香港启德机场转机,准备出国,当时随行的市外经贸委一名干部在机场看到了王文洋,就把他引荐给我。由于我们都忙着赶飞机,于是我们就在启德机场匆匆聊了几十分钟,我真诚地邀请他来广州投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之后我们就告别了。不久,王文洋到广州与我和高祀仁书记会面,经过几次商谈,我们初步达成协议,在黄埔开发区留出1500亩左右的土地,让王文洋的南亚塑胶公司在电子、塑料等领域进行投资,投资额达20亿港元。经过艰苦的谈判,大部分问题都谈妥了,最后卡在了一个地方,即环保问题。因为黄埔开发区靠近流溪河,而流溪河是广州市民的饮用水源地之一,当时市环保局认为塑料项目可能会造成流溪河的污染,因此对于这个项目坚决不批。

  我当时就想,这些塑胶项目在台湾都能做,他们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治污方法,难道台湾会允许污染吗?而且这个项目引进时,已经明确要达到环保要求,绝对保证流溪河水质不被污染,我与环保局多次协商,要求他们提出污染的具体标准,但他们也提不出来,一时间这项目就卡在了这个地方。

  当时我身体有病,正在中山一院住院,王文洋跟我讲,他已经在珠海把合作项目谈好了,如果广州在一周内不给他答复,他就去珠海投资。我很着急,把白云区区长陈耀光、环保局的领导和王文洋都请到我的病床边,我要求陈耀光,在一周内把王文洋投资办厂的其他手续全部办好,并请环保局的领导亲自到台湾去,考察台塑在台湾的排污情况,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王文洋为我们的办事效率和真诚所感动,同意再等待一段时间。环保局的领导到了台湾后,看到了台塑集团的治污设备,工厂里的废水经过三次消毒过滤后,排放后的废水都可以养鱼了。他回来后对我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真是不了解,这次出去真是开了眼界了,只要黄埔的工厂能达到台湾的治污标准,就没有问题。

  之后,我将所有办事部门的领导请到我病房里开会,迅速召开一次带上公章的联席会议。很快,这个项目在7天之内引进成功,并办好了全部手续。后来,王文洋在广州的投资额前后达8亿多美元,我和他也成了朋友。我们与台塑集团的合作情况并没有在报纸上透露,因为当时台湾对商人在大陆投资有限制,因此他在广州的投资是暂时不宜公开的,做了而不说,这也算是广州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一个小故事。

  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要像战争年代一样,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努力为广州的发展引进更多的外资,同时可引申出,要注意简化手续,减少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真正为外商提供方便,因为只有外商肯到广州投资,广州的经济才有可能更快发展,才能为广州争取到更多的利税。所以,我一直讲,在对外开放中要讲诚信,不但要把人留住,更要把心留住。正是由于我坚持这种态度,许多外商后来都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敢负责任:果断推进地铁建设

  随着广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州的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发现,广州的城市建设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道路狭窄、路口交错,由于广州城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各种车辆的日益增加,造成道路车流不畅,部分地段拥堵严重,原有的市政道路已无法适应广州城市的发展,因此,必须发展立体交通。而地下轨道交通就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因为地铁有准时、安全、快捷、环保等多种优点。

  广州地铁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历届政府都想动工,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开工建设。因为要在广州建设地铁,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主要有三大难题:

  一、资金不足。当时从中央到省财政,都拿不出钱来支持广州建设地铁,只能从市财政想办法,但是广州的财政不是独立的,交给中央和省里以后才是自己能够支配的。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区(县)两级财政能够动用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一百五六十个亿,而1993年地铁动工前,工程预算就达146亿元,这对于广州财政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因此,建设地铁的资金只能靠自己找,去哪里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都是真金白银啊!

  二、缺乏在南方建设地铁的相关技术和经验。当时,国内只有北京和上海有真正意义上的地铁,广州地处华南,地质条件与北京、上海有很大差别,珠三角冲积层土质偏软,地下水浅,我们往地下挖掘,不到一米就是水,而地铁可是要深入到地下二三十米呀!因此,没有一个周密、安全、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很容易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不是自己的乌纱不保,而是要坐牢,也涉及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设地铁必须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三、拆迁量很大。因为当时建设地铁的工艺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大部分采取的是大开挖的方式建设地铁,因此地铁上盖的住房和建筑都必须拆迁,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也需要大笔的资金。

  尽管存在的困难非常多,但广州城市的发展时不我待,不能再等了。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办事,我到国外的大城市,都有意识地去了解人家是如何解决市民出行问题的,我到新加坡、巴黎、伦敦等国家和城市考察时,发现他们的地铁网络都非常发达,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可谓四通八达,构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络,有效疏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也大受触动。比如在莫斯科,我了解到,他们在1939年就动手搞地铁了,而我们还在一直等待观望,说明我们非常保守。后来,我与市委的两任书记朱森林和高祀仁多次商量,并听取了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1991年前后,我们最终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广州搞地铁。

  但是,当时建设地铁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历届政府都想搞而没有搞成,我们在进行论证的时候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一位老领导曾经善意地劝我:广州地铁最好不要搞,因为已经酝酿了30多年了,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你都57岁了,再过两三年就到年龄了,让它继续讨论下去不就得啦,广州人也不会怪你的。你不要自找麻烦,自找苦吃,万一建设过程中出了事,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位老领导的劝告是一片好意,但我想,广州再不搞地铁就没有出路,人家已经搞了好多年了,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不能再等了。广州的历任领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为广州地铁做了很多研究、设计、规划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为广州地铁的开工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了完成历任政府的心愿和解决广州人出行难的问题,我更不能怕担责任,必须尽快上马建设。关于我个人,我当时想,出了事,责任我来负,地铁我一定要搞。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只要科学论证是正确的,胆子就比较大,敢干。我一直认为,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事,也不能因为怕负责任而明哲保身,只要是对广州的长远发展有利,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怕什么?干了再说嘛,出了事,我负责,何况只要我们以科学严谨的精神进行建设,就不会出大事。所以,敢想敢干绝不是一味蛮干,如果条件基本具备,就可以大胆推进,不能瞻前顾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解决建设地铁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了。首先,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开辟财源:

  一是征收地铁建设附加费。我们在广州市的各个宾馆酒店征收地铁建设附加费,额度为客房费用的5%,后来地铁建设附加费更名为交通建设附加费,一直收到地铁动工建设。这笔费用的征收,为地铁建设的筹备和启动提供了一笔计划外资金。

  二是拍卖地铁上盖土地。我们将地铁上盖拆迁后的54块土地拿出来招标,进行公开拍卖,当时这些土地的招标额大约有60亿港元。另外,我们在广州城区中心地段规划了6平方公里,建设珠江新城,将其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进行招标出让,10年之内可以收入约300亿港元。有了这360多亿港元,地铁建设的两期资金就基本解决了。

  三是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尽管有了这360亿港元,但这些资金并不能一步到位,还有一个时间差,因此我们还争取向各大银行借款。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宏观调控,银行纷纷紧缩银根,因此向银行贷款并不顺利,经过多方努力,建设银行终于答应给我们贷款,大概有几十个亿。当时的建设银行行长正是王岐山,当时的建设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算是思想比较解放,胆子比较大的了。

  陆续打开了筹款渠道后,199312月,广州地铁正式开工建设。然而,地铁建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底,地铁建设又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一度准备停工。当时我因为动手术正在医院住院,广州地铁的老总到医院找到我,说地铁资金周转不灵,面临停工。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一旦停工那还得了,损失巨大啊!我马上找来市国土房管局的领导,提出借用该局住房公积金5亿元。当时地铁建设的收支情况由市计委统一管理,任何资金往来都需要计委的批准和同意,在不影响住房建设的前提下,市计委同意暂时借用住房公积金进行地铁建设,然后,我亲自批,计委照入账。当然,住房公积金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借用的,但当时情况紧急,而且一两个月后,资金周转过来了,我们就将借用的住房公积金给还上了。因此,广州地铁开工建设4年多以来,从来没有停过工,这充分保证了广州地铁的顺利完工和通车。

  关于地铁建设的技术问题,我们考虑到广州的地质情况和香港比较相似,因此派出技术人员到香港进行考察学习,并从香港地铁公司请来工程师担任顾问,指导广州地铁的建设。同时,我们在建设地铁过程中,注意汲取国外的优秀技术和经验,通过招投标,我们确定由日本青木株式会社进行部分繁华地段的地铁施工,因为这家公司使用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盾构施工技术,不用大开挖,既保护了城市古建筑,将对地面建筑的破坏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又有效减少了城市拆迁量。尽管如此,地铁施工期间,拆迁量仍然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我们认真做好市民安置工作,努力采纳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但绝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让所有人满意。而让我感动的是,广州地铁拆迁的过程中,没有出过事端。广州老百姓真的是非常支持和理解我们,我一直讲,广州老百姓是最体谅政府的。今天看来,没有广州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广州地铁也搞不成。

  1998年,广州地铁一号线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656公里,总共花了126亿元,比预算整整少了20个亿。除了国家减免部分进口设备税收外,我们十分严格控制工程费用。我是地铁建设的总指挥,我深知,广州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凝聚着广州人民的血汗,一定不能浪费广州人民一分钱,要对得起广州的老百姓,更要对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71031,原副市长刘念祖约我一起去考察广州地铁,我们乘坐了地铁一、二号线,在地铁车厢里,搭乘地铁的人很多,这让我感到,一方面,地铁确实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让我很欣慰;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还需要继续加速和完善地铁建设,满足市民的需要,这又让我有些着急,我虽然退休了,也还是希望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后来还去看了中山八路、大坦沙两处正在建设中的地铁五号线施工现场,又让我对广州地铁有了更多的期待。

  现在看来,当年我们克服困难、冒着风险、下定决心动工修建广州地铁,还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如果再不搞,那就对不起广州的老百姓了。我相信,随着广州地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广州的地下交通网络将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发达。

  (作者系原广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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