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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总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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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放思想,扬改革开放风帆
  邓小平三次做客白天鹅宾馆
  主政羊城闯关破局
  广州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
  以高效精干务实的创业精神建设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起步回忆录
  我兼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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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南行留给我一把做人的钥匙
  广州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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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城市广州卷W
白天鹅宾馆的设计及三大宾馆的引进
蔡德道口述 杨苗丽整理

  坐落在广州城内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通称广州的三大宾馆,也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改革开放之初,三大宾馆落户广州。198571,白天鹅宾馆成为全国第一家被吸收进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成员。2007年,花园酒店成为我国首批白金五星酒店。这三座豪华的宾馆的确为羊城广州增添了风采,也使广州的旅游服务业的接待能力与水平从此与国际接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三家酒店已先后收归国有,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更是广州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三大宾馆均为引资建设,它在引进过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又经历过哪些曲折与困惑?春节前夕,冒着凛冽的北风和绵绵细雨,在林西副市长的女儿林和平的引荐下,我采访了参加过白天鹅宾馆设计的蔡德道副总工程师。年近八旬的蔡工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建筑系,并一直在广州工作。只见他满头华发,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绸围巾,戴着金丝眼镜,显得温文尔雅。他跟我谈领导改革开放的叶帅与小平,谈老领导林西副市长……对当年参与设计,他本不愿张扬,但由于参与者多已去世或定居国外,才愿说出亲历。

  廖公出面谈引进英东带头建宾馆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想起30年前的往事,仍旧历历在目。

  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恢复正常秩序,国门也悄然打开了,海外游子、港澳同胞纷纷返回家乡,探望自己久别的亲人,尽点孝心,也聊补思乡之苦。与日俱增的游客人数,使国务院领导人意识到我国当时宾馆数量、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均与形势不相适应。因此,务必要加快旅游宾馆的建设,做好服务接待工作。限于国家资金投入有限及知识与经验不足,决定引资建设并容许外国人经营管理,于是成立了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由廖承志领导,计划在各大城市建8座五星级宾馆,广州占3座。是年7月,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在广东各地考察。廖承志邀请香港工商界与此事相关人士李嘉诚、利铭泽、霍英东、彭国珍等赴京商谈,并受到邓小平接见。廖承志还与霍英东亲切会面,推心置腹交谈,使霍英东坚定了投资建设宾馆的决心,两天后就毅然敲定。而这类投资,在国外通常要花半年时间才能谈妥。9月,卢绪章在北京家中与霍英东、彭国珍继续商谈,达成在广州建宾馆(即白天鹅宾馆)的意向。112广东省旅游旅馆工程领导小组成立,林西着手选定建馆土地。当时全国其他5座城市已基本落实,但作为开放改革前沿的广州却显得滞后,原因是外省已动工者都是由外国人设计、实施及直接经营。资金由投资者向外国银行贷款(当时伦敦金融市场贷款利率是05%—1%),设计费是4%—6%,采购材料设备的中介或回扣是3%—5%;有人反映:工程未动,投资者已回收10%。为此国务院分管建设的领导曾表示:以设计及主办权换取投资并不可取。

  在广州,当时中方并无投资,只提供土地使用权,但选地仍有困难:霍英东与彭国珍选定沙面西段,却无一寸土地,只有在堤岸以外与航道之间的水面填江筑地;利铭泽等选定环市东路菜地(即花园酒店),却是已拨给某省级机关建宿舍,后又收回给广东省旅游局,已开始设计旅馆(现南湖宾馆前身);李嘉诚拟建旅馆取名中国大酒店,其本意是建在首都,但因故未成,拟改建于另一大城市,亦未成功,后来在广州选定的是大北路与流花路的交界处,背面是某省级机关已在动工兴建干部宿舍的象岗山,公安、交通部门规定沿路不能开大门,并应退缩。国务院有关部门获悉问题后,电告广东省委领导:望广州切实解决,否则巨额投资将流走。

  林西赴港作考察葡京酒店签协议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要求林西在1979年元旦假期后即赴港谈判。但当时香港还在英国管制下,赴港公干,需经政审合格后由外交部发给护照,送英国驻华大使馆签证(规定需18个工作日,即3周以上)。这时,林西刚从美国回来,因此只能按特殊合法途径前往,于110动身,按期在125签订协议后回来。

  其间,白天鹅宾馆的建设曾生波折:由于港英当局及美国政府对霍英东无理攻击,以致国内有人担心合作有失国体,工作为此受阻。幸得叶剑英元帅关心,向廖承志、王匡(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及柯正平(澳门爱国人士)等了解,一致认为霍英东是好人,叶帅即告诉广东省委领导,好好与霍英东合作。

  霍英东经商有创举,他爱国,相信内地领导与技术人员的能力,不盲目迷信外国人,有三自(设计、施工及经营)的设想。霍英东在香港与林西等接触,达成共识,终于在林西一行回广州前夕,于澳门葡京酒店形成文字。林西于1979123给市委转报省委的报告中称:关于设计问题……将由双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务求以最少投资获得最好的效果,并由国家组成专门组织审查……只要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材料设备……我们均可设计与施工。

  紧锣密鼓搞设计广州方案脱颖而出

  19791月底,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林兆璋与我被领导通知到广州市设计院见市建委主任赖竹岩。见面后被告知,要我俩立即开始参加宾馆设计。交代的东西很简单:要达到国际水平,要通过与海外建筑师竞争,取胜后才能获设计权。不久,参加设计的人员陆续调来。设计组由佘畯南、莫伯治领导。我是以口头招来的临时工身份重返离开十年的广州市设计院。

  要搞设计,我们却连起码的地形图也没有,只好找来沙面西南角的地形图,以及航道局的航线图。至于国际标准宾馆为何物,只有佘、莫二老见过,后经努力从各处找来资料,也没有系统介绍,又都是外文,法、德、日文无人懂,绝大多数同事中学、大学时都是学俄语,便只好查字典与看图识字而略知一二。

  对时间的安排赖竹岩说得很清楚:全国同类宾馆共8座,广州占3座。外地的5座是由外国人设计、实施及管理,都已落实。广州必须在当年10月前动工,按此倒计时,8月前应完成施工基本图,5月前应定方案。为此,全组人员必须全力以赴。由于是涉外项目,不得与无关人员谈及,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我除了夜以继日做方案以外,每天晚上还要用两小时恶补英语(自学)。

  当时广州的建筑设计水平在国内是位居前列的(在中国建筑学会20世纪70年代优秀建筑创作奖9项中广州占4项)。在不戴有色眼镜的公正海外同行眼中,是大手笔,只是资金、物质与技术条件及信息不足而已。在第一轮方案评比中,我们的方案与外国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未显示有压倒优势。为争取胜出,我们对方案作了调整:一、缩短主楼长度,减少对沙面的屏障感,定为80,外墙周边全为客房,交通及辅助设备全在内核心,以增加稳定性。二、国际标准宾馆的公共活动部分面积超过一半,以安排更充实的内容,但底座增大,解决通风采光不良成为突出问题。美国建筑师约翰·彼特曼的中庭理念,在旧金山取得成功,香港帝苑酒店亦用此法,林西赴港考察时见过,认为可取。于是明亮、开敞的底座就成为方案中的特点。三、因沙面不容许宾馆车辆经过,故从沿江西路起,沿沙面堤岸在水面建高架桥,作车辆进出专用,与宾馆设在二层的大堂相接,避免对沙面交通的影响。根据协议,设计方案由国家组织评议,择优选用。经过多次会议,并征求港方意见,认为我们所作方案可取,经杨尚昆与霍英东见面达成共识,立即报告习仲勋并再次约见霍英东父子,最终确定。然而当时只是确定平面形状、尺度及与基础相关的墙柱位置,详细内容尚待主要设计人员赴港考察及选定设备体系,才能深化设计。我们立即准备组团赴港,但限于当时种种规定,经长达四个月努力才办妥各项必备手续。

  赴港的人数限制极严。只能莫伯治组长一人参加(佘畯南是后来随国家建设部设计局组团前往)、建筑专业去5人,都是各部位的主笔者(我是负责主楼设计),每设备专业各去1人,但政审结果有3不合格,不能去,经林西亲自向主持政审部门了解,才知所谓的不合格是因为3人的母亲都在香港,可见当年的影响是多么大。至年底,我获通知参加出国外事纪律学习班时,

  始知是林西亲自请负责组织工作的省委书记帮助解决的,一般政审是盖公章,我们3人则是盖领导的私章,足见其难度之大。事实上我母亲年老多病,神志不清,到港后我去医院探望,她已认不出我,这是后话。到香港后,我们住在招商局海员招待所,是大房间,睡帆布床。在参观高级酒店时一般不能拍摄,不能用尺量度,不宜做记录,只是眼看心记,回招待所当即整理记录。我分工做客房设计,但从未住过,只在离开香港、途经澳门回广州前,在葡京酒店住过一晚。晚上应酬后,即回房间锁上门,外面挂上请勿打扰牌,然后逐一量度、察看,做出详细记录,整夜未眠,天亮后即准备回广州。我住的是标准客房,套间是由佘畯南在香港新世界酒店内林西所住套间测绘,再整理出完整资料。

  经过考察,开始认识香港酒店,发现我们的设计方案应修改。在九龙尖沙咀香格里拉酒店(当时属全港最新、最高级),客房单元面积40平方米,层高26,净高24。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案面积少20%,高了07,这种客房外人难以接受。我曾陪彭国珍的代表黄奇松参观广州最高标准的客房,层高是5,他客气地说可以打羽毛球。层高与造价及能耗相关,但不是简单改数字,要用厚02的无梁楼盖,用垂直柱式风机盘管系统(国内无生产,要进口或付专利费仿制)。经过努力,才将层高降至28(比白云宾馆降低05)。

  1980年夏,我们再次赴港。这时已较宽松,可住酒店,有借用的办公室,我们的任务是落实装修、家具与陈设,经过了解,知道全球宾馆多属于知名跨国宾馆集团连锁管理,如希尔顿、喜来登、香格里拉、假日等,各集团对建筑、室内设计、服务项目、水平、质量效率均有详细规定,经检查合格后才能纳入。且集团事先发给《设计指南》作为依据,我们经港方友好人士协助得到,厚达600页,英文本,是逐项逐条的规定。另外,各国另有旅馆评定星级标准,也是同样严格,香港酒店业人士称之为两本天书。我以两年时间,才粗读一遍,以应工作之需。

  回来后,我们采用了先进技术设计宾馆,以提高服务水平。例如旅客入住后,绝大部分消费不必付现款,只需在退房离去时统一结账。这就一改以往每处消费均要付现款的做法,方便了客人,提高了档次。为此,每间客房及各消费点必须预埋与总服务台电脑结算中心连接的线路。电梯用机群程序控制。又例如屋顶不设高位水池蓄水,供电采用恒压变流系统。此外,部分装置还涉及城市公用事业,包括国内外直拨长途电话及自动计费,为稳定供电而配备的自动启动的应急发电机等等。还有,因为广州当时非常缺电,工厂开三停四,民用电常被拉闸,这些问题,都要与有关部门协商,经过多方努力才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经过全体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战胜了实力强劲的外方对手,方案脱颖而出。

  习仲勋致函余秋里杨尚昆出席拍板会

  在设计工作刚刚起步时,各项工作也在打破常规,积极推进。例如白天鹅宾馆在123正式签订意向书后20天,由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亲笔致函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希望务必尽快审批该项目。李世浩(时任市园林局副局长)赴北京向廖承志口头汇报,并与卢绪章详谈。约两月后(即322),省革委办公厅召开专题会议,由分管建设的李建安副省长与林西共同主持,会后发文:整个建设工作由林西同志负责……基建程序不能完全照搬国内的规定(如报批手续等)。

  经过几个月的竞争和专家论证,并征得霍英东、彭国珍先生同意,广州所提方案已占优势,并向杨尚昆详细汇报,留下大量资料图纸请他审阅。4月上旬,接市委通知,即将裱贴好的图纸及模型送到广东迎宾馆,等待杨尚昆与霍英东等到来决断。全体设计人员在现场待命,不得外出。我被分工任记录(规定不得录音)。会议开始(都是站在图纸、模型前),佘畯南、莫伯治作极简单介绍后,杨尚昆问:先生、彭先生有何高见?霍英东答:请杨书记先说。杨尚昆说:我满意。霍英东则答:杨书记满意,我也满意。杨尚昆即对林西说:立即与省委联系,请习(仲勋)书记与霍先生安排时间见面,最后定案。时间极短,言语简单,但决断有力,是我们始料不及。会后不久,习仲勋与霍英东父子会晤,方案最后确定。

  随之而来的是当时国内例行的设计方案审查,在沙面国际俱乐部举行,全国各地专家应邀到会。会上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但对是否符合国务院提出五星级要求,意见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参与评审者大多数未见过五星级酒店,只看过文字、图片资料)。有人提出:何以后院比人民公园大?这是由于前院很小,户外活动安排在后院(事实上后院成为重要活动场所)。有人提出:每客户单位面积不得大于32平方米(朝北者还要减少1平方米),我们照办了。事实上建成后显得过小,只好取消阳台,以扩大房间面积(1980年初我们去香港考察时才知国际标准早已扩大至40平方米)。鉴于省革委已明文规定内外有别,杨尚昆最后表态,大意是:我受省委委托,将保证建成符合标准的五星级旅馆,并无条件移交给广东省旅游局。设计审查结束,即可动工。

  省、市领导同重视难题破解障碍除

  三大宾馆在引进过程中,非常幸运地得到省、市领导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许多难题也在他们手中得到破解。最早主持广东省委及广州市委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都是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的,他们于198011月奉调回北京,继任的省、市委领导任仲夷、梁灵光、许士杰也继往开来,重视三大宾馆的建设。贷款方面,为免贷款利息外流,遂向中国银行贷款。197942,省计委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为霍英东贷款作担保(以地方出口外汇所得作抵押);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外汇3631万美元作为白天鹅宾馆建设投资。当时,三大宾馆引进共约15亿港元资金,某些单位认为有机可乘,提出要收34%的管理费,而其时国内的基建项目只收20%的管理费,林西与赖竹岩曾开玩笑地说:港资成了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胡应湘先生对此认为不公,遂提出异议,几乎令中国大酒店流产,经梁灵光副省长出面协调才获解决。花园酒店的建设,由利铭泽先生先行垫支1亿港元作征地拆迁等前期费用,由于遇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萧条,集资融资困难,利铭泽先生的总会计师关超然下令停工。梁灵光获悉后,责成总承包的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在资金未全到位时继续施工,同时向国务院上报。廖承志接报后,亲自以电话通知香港中国银行贷款3亿给利铭泽等花园酒店港方投资人,但向中国银行贷款必须有担保(如白天鹅宾馆是由省政府担保)。为此,梁灵光邀请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蒋文桂到广州面商,梁灵光提出由市政府担保,但蒋文桂认为市政府是政权机关,不是经济实体。梁灵光又提出由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担保,但蒋文桂仍认为是新成立的服务性企业,资金不足,最后协商同意以梁灵光市长名义出具证明:由林西任董事长的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和市政府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最后,香港中国银行向利铭泽等贷款7亿,再由梁灵光报请国务院谷牧副总理批准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给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偿还先垫开支,花园酒店才不致流产。然而,波折还未结束。花园酒店在施工过程中,有关承包单位忽然提出要追加预算,利铭泽经与合伙人研究后,认为无法再注资,准备就此告一段落,港方退出,由中方自行完成。据说利铭泽在与邓小平见面时提及此事,邓小平问及当初合作协议与谁签订,利铭泽说是广州市副市长林西。邓小平认为,这是政府的承诺,中国人讲话是算数的,即通知刘田夫省长处理。刘田夫按邓小平指示,召集要求追加预算的有关单位及林西开会传达邓小平指示,并告知各单位可以将追加的理由报来,再向中央负责同志转达。会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未再见有要求增加预算者,于是港方不再要求退出,工程继续顺利完成。在此之后,中国大酒店以及白天鹅宾馆投资方都是按原预算建成,没有出现要求追加预算的情况。

  任仲夷也十分关心三大宾馆的建设,曾多次与霍英东、彭国珍、利铭泽、李嘉诚、胡应湘、李兆基等香港商界知名人士会面,听取意见,嘱咐广州市要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保证按期建成三大宾馆,按期开业。事有凑巧,19821012,为解决秋交会住房紧张,并为1983年的正式开业做准备,白天鹅宾馆部分试营业。任仲夷亲临视察,并应霍英东之约共进晚餐。岂料他们正在乘电梯时,突然停电,大堂不少荧光管烧毁,任仲夷、霍英东被困电梯中,幸及时处理未致生意外。事后,任仲夷下令检查原因,经查明是因广州电力不足,本已向香港购电,正在切换电源时,因港方电压偏高,我方又未及时调压,以致发生短路事故。任仲夷以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以后决不能再发生此类事故。

  改革开放结硕果争论非议终平息

  经过几年辛劳,总算获得了好结果。白天鹅宾馆于1979719动工(比廖承志要求动工时间早70)198326开业。它是国内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与自行管理的五星级宾馆,在国内国家授予包括工程组织建设、建筑设计、施工三项金质奖章。广州人的才能开始为海外赏识。后来中国大酒店就是由港方与广州市设计院共同做方案,由广州市设计院完成施工图的。

  随后中国大酒店(由梁尚立副市长主持)及花园酒店进度亦加快。1984610中国大酒店全面开业。由广州羊城服务发展公司与香港新会成有限公司合作经营,香港新世界酒店集团管理。花园酒店由中方组建岭南置业公司参与(林西兼任首届董事长)420与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杨尚昆亲自为奠基石题字。1983,廖承志视察白天鹅宾馆。1992年白天鹅宾馆开业10周年大庆,杨尚昆(时任国家主席)亲笔题词致贺。

  开放与改革两者密切相关。在中外合作中,自身的观念与制度中不合时宜者,均应改变。例如对海外人士,有的被称为皮包商,因为在计划经济时,要建设先要有投资,再组织实施,但海外的做法是先研究市场,寻找商机,再进行投资。他们的皮包里确是有种种文件,并凭此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并非从自己钱包里掏钞票,其程序是与内地相反。这样做的可贵之处,是能够调动市场资金,只是要向银行提供贷款的信誉与担保而已。我们三大宾馆的建设,也学习采用这种办法。

  三座宾馆从开始就存在争议:究竟是金饭碗、纸饭碗,还是包袱?是否我方受损、港商受益?甚至被称为崇洋媚外与卖国,争论焦点是用地问题。白天鹅宾馆被认为有损沙面景观,花园酒店被指占地过大,中国大酒店被批评未从主干道退缩等,但这些都是经过领导反复研究、权衡轻重后做出的决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座宾馆建成后,从有关港商继续在内地投资的效果看,其成就是伟大的,如霍英东对学校、医院的捐资,洛溪大桥兴建与南沙开发等。中国大酒店港方6人,代表香港和记黄埔、长江、新鸿基、新世界及合和等大财团。当他们在外地两次碰壁、接近撤资时,经梁尚立副市长多方努力挽留,得以在广州建成。众富豪信心大增,继续捐资投资,建成汕头大学、沙角电厂、广深及广珠高速公路、虎门大桥等重大项目。当年提出的港珠澳跨海大桥,现已大有进展,进入招标阶段。这些不正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吗?

  三座宾馆建成,在1987年均列入全球69座五星级酒店之中。至2005年元旦花园酒店合作期满,三座宾馆(包括附属的写字楼与公寓等)都已成为国有资产,已偿还双方(中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并未注入资金)估计约35亿元,港方因扩建改造再继续投资约24亿元,鉴于商业秘密,难以说出其品牌与资产总值,有媒体估计逾60亿元。而回想当年,我们的办公费用和办公室也是由林西出面向华侨大厦借的。2007年,白天鹅宾馆在开业24周年时曾披露中方获利约28亿元,国家及地方税收22亿元。社会效益方面增加客房逾3000间,多年平均开房率逾70%,接待人次近2400万,就餐座位增加7000个,公寓及写字楼约14万平方米,供国外领事馆、跨国公司等租用。这三座宾馆以及其后广州多年来的建设,预计在广州举行亚运会前,五星级酒店会增加至24家,可见当年仅是开拓,之后仍需不断努力。

  回首往事,我虽参与其事,但只是埋首于设计并促其实现,对政策、方针与理念知道很少,但工作过程中确实是感到有先知先觉的高层领导在支持、指导,若非他们有坚定信念,勇挑重担,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将是寸步难行,甚至一事无成。尽管我当时月工资是136元,但领导们的教导、支持却是宝贵而无价的。

  (作者系原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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