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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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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长存
“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
杨国铿 口述 胡耀华 整理

  一、忆述父亲杨鹤龄

  我父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论和待人处世都衷心敬佩,矢志力行。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只字片言的墨迹,珍如拱璧,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且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我辈。现我家里仍挂着父亲亲笔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流风之意耳。”这两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杨鹤龄

  还有许多件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我父的文件及我父手写记述有关在澳门、广州革命活动的书信,在十年浩劫中烧毁了。我艰难保存的,何止是遗墨,主要表明我父对孙中山先生始终如一的坚定信仰精神。

  1892年孙中山先生于医校毕业后,悬壶于澳门,在澳门筹借款项开创中西药店,须找借款担保还银人。当时我的七姑丈(即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富豪,通过我父的介绍和极力说项,我姑丈吴节薇终于同意了做担保还银人,从而使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的中西药店得以开设。

  孙中山先生所立的借据是这样写的:

  揭本生息赠药单

  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缘逸仙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需银寄办西国药料,今托吴节薇兄担保揭到镜湖医院药局本银二千大圆七二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言明每百圆每月行息一圆算,其息仍托逸仙办代西药赠送,逸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本银限用五年为期,到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填还,担保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毋得异论,欲后有凭,立明揭银单一纸当众签名,担保人亦笔签名交与镜湖医院药局收执存据。

  担保还银人:吴节薇的笔、黎若彭,阮建堂

  知见人:黎晓生,曹渭泉、张桢伯、宋子衡

  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领

  揭银人:孙逸仙的笔

  孙中山先生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织不少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中青年人士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挽救民族危亡。翌年,孙中山先生受葡萄牙当局排挤,乃从澳门返广州、石岐行医。

  其时孙中山先生手头拮据,资金短缺,我父更极力支助,但一时难集现金,便将前在澳门买下的龙崇街某号大楼转让于七姑丈吴节薇。及孙中山知之,曾极力劝止,我父一再表示,已经决定,不宜变更。这间大楼房让价共若干元,全部送给了孙中山先生,为革命活动经费。前我曾见过孙中山在1911年初有过一张书札给我父,就是写明这件事,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被烧毁。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清朝政府在战争中接连失败,孙中山先生更感到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便决定放弃行医,再赴檀香山联络海外华侨,组织兴中会宣传革命,捐募筹款为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作准备。我父则在港澳一带协助收集筹募经费及作反清宣传与孙中山先生遥相呼应。

  孙中山先生弃医赴檀岛时曾留下一个行医时所用的医疗用具滤水器“沙滤缸”存放在我家里,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派当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持有公函到澳门,通过二伯娘(我幼年时常这样称呼孙中山先生原配卢太夫人)的介绍和我们母子协商,征得我们同意将该医疗用具“沙滤缸”转送给广州博济医院保存陈列留念。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就设在观音山南麓今越秀山脚中山纪念堂地址,不久,孙中山先生拨专款把观音山的“文澜阁”修葺,改名为“三老楼”,延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列三人到广州居住,使得旧日兄弟朝夕相处,共商国是。同年9月,孙中山先生还聘任我父为总统府顾问,月送公费二百元。19234月,孙中山先生又以大元帅身份令派我父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二、杨鹤龄事迹补遗

  杨鹤龄,字礼遐,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人,1868年农历六月十二日生于澳门。他与孙中山先生最早结识,也是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他的祖屋与中山故居毗邻,对门能相互答话。孙中山先生比他大两岁。他俩在村子里,自小玩着长大。父亲杨耀堂,一向在港澳经商,家道殷实。他对于反对清政府的事业,乐于勷助,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很有同情心。他在家中常用赞扬的声调,讲述太平天国义军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为这次农民起义没有推翻清朝统治而深感惋惜,使杨鹤龄自小深受这种思想的熏染。杨鹤龄在十一个兄弟中排行第四,他是个不好官场名位的人。十四岁那年,他离开了翠亨村,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这间学馆里,他与尤列既有同窗之雅,又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两人从而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十九岁那年夏天,孙中山先生由香港到广州的博济医院学医。两位小同乡于此相会,课余假日,彼此互往互访,形影不离。半年后,孙中山先生重返香港,进西医书院求学。在香港,杨鹤龄的父亲在歌赋街开设了一间叫做杨耀记的商行。孙中山先生进西医书院就读后,杨鹤龄与尤列经常到香港,与孙中山先生团聚于杨耀记。每次相会,孙中山先生的同学、结拜兄弟陈少白必然同来。这四人志同道合,风雨连床,畅谈竟夕。他们攻击朝政,倡言革命,带头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被当时很多人视作可怕的危险人物,因此,称呼他们为“四大寇”。

  孙中山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五年毕业,随后,在澳门筹借款目,以开设中西药局,得到杨鹤龄的协助(详见杨国铿《忆述父亲杨鹤龄》文——编者)。

  杨鹤龄在十八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在港澳和乡间曾留给他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己自食其力,都先后把这些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购买军需用品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他居于澳门,过着平民的生活。他住的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他的前妻曹氏家族中租赁来的。19215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又专嘱粤军司令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延请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前来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冠”的手足情谊。杨鹤龄功成不居,他在文澜阁只住了几个月,便辞别了中山先生,重返澳门过平民生活。孙中山先生则定期寄钱接济他。杨鹤龄这次回到澳门不久,便出现了1922616日军阀陈炯明在广州的叛乱事件。孙中山先生被迫出走。翌年2月,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先生离开上海,再达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他不忘旧友,又任命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1925年3月12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挫折,使当时北伐军统一中国的大势顿时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他不忍见世局的沉沦,便以愤世嫉俗的心情退隐了下来。但他没有消沉。他将已吸食多年的鸦片戒掉,从而使他原先枯黄的面孔由此变得圆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昔日两人的深厚情谊。他在去世前不久,曾写下两张条幅,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

  1934年8月29晚饭后,六十七岁的杨鹤龄因脑充血突然逝世,归葬于家乡金槟榔山,在中山故居前,可望见其墓的旌柱。他去世后,当时的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兹抄录如下:

  总理有者旧,名门出宏农。

  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

  同时陈与陆,少年气如虹。

  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

  公尤丰于家,夙高任侠风。

  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

  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

  乡围枚履轻,淡泊明其衷。

  国帑岁费,济困为酬庸。

  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

  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

  方翼跻期颐,长为海上鸿。

  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

  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锋。

  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

  祝公贤子孙,堂亢其宗。

  附注:

  杨鹤龄前妻为曹氏。曹氏病逝后,续娶卢氏。嗣子杨国铿,居广州,家景甚好。嗣女杨红宝,于1940年十九岁时病逝。19487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在第二十九次抚恤会上,曾以“杨鹤龄因积劳病故”,通知杨鹤龄的遗孀卢氏(名再生),抚恤她一亿元。但卢氏接此“通知书”后,按照手续,多方奔走,一直都领取不到。这张堂而皇之的“通知书”实即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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