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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史第七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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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辑
谈广东贡院旧址与广东省博物馆筹建
曹腾騑

  广东省博物馆馆址原是清代广东贡院的一部分,其实中山大学旧址也仅是贡院的一部分。贡院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省一级举行乡试的场所。封建社会提倡“邦国举贤者于王”,意思就是地方把人才像进贡名产一样进贡给帝王,因而叫“贡院”。广东贡院是广东省考选举人的试场。广东贡院,根据文献记载,始于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1),后因改朝换代和兵燹,贡院场所不断地变更着。清朝初年曾经借用光孝寺、藩署和旧总兵府等处作为考试场所。现在广东省博物馆北面的明远楼(俗称“红楼”)广东贡院旧址,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巡抚李士桢始建,当时这个地方属广州内城东南隅承恩里。

  贡院一般是坐北朝南,广东贡院当中是明远楼。楼东西两侧是秀才考试的号舍(单人试场),号舍是按训蒙读本《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张。……”等字号排列,“天”字在东,“地”字在西,“玄”字在东,“黄”字在西,如此类推,直至号舍排完为止。楼前为龙门、仪门和头门三门,头门为参试士子点名入场的地方。楼后有“至公”、“戒慎”和“聚奎”三堂。至公堂东西有掌卷、受卷、誊录、对读等所和理论厅,内库、协办、民壮、厨房等房,还有巡捕、西吏承、望楼等。戒慎堂之北,有门以分内外帘,分别居住内外帘官。大抵在内帘门居住的包括主考、房官等内帘官;在外帘门居住的包括监临、外提调等外帘官。这是按工作性质而区分的。戒慎堂东西是监临、提调、监试、弥封等堂()。聚奎堂是主考官住所,东西两边各房是同考官所居之地。广东贡院布局基本如此。

  到了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以号舍湫溢,重行改建”,增修号舍为七千六百多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贡院毁于兵火。二十二年(1842),十三行商潘仕成出钱重修,增加号舍五百六十五间。咸丰七年(1857),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贡院再次被毁。咸丰十一年(1861)两广总督劳崇光重修,并增挂皇帝的御笔诗草和联语。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增号舍三千间,前后合计共有号舍一万一千七百零八间。旧同考官十房,又增其三,合为十三房。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复加增修。

  来贡院考试的都是在广州每年举行的院试中被录取的秀才(生员)。只有考上秀才的士子才有资格来省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考三场,一般都在八月的初九、十三、十五三天。因在秋天举行,故称“秋闱”,又称“大比”。应试秀才在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进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文具、餐具、茶具、被褥、衣服及食物,此外不准携带书籍、文卷及其他杂物,以防夹带作弊。各考生所入的号舍,又矮又窄,只有三市尺宽,四市尺长。舍内墙上有两层砖托,各层架设放着一块称作“号板”的木板。初时号板长短不一,后来改成两块一样长,上层号板算是桌子,下层号板算是凳子,两块号板拼在一起就算是床。考生坐着写文章,卧时也只能蜷缩着睡。翌日子时(晚上十一时至一时)(即零时)发试卷,考生就得马上点燃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流汗,也不管烟熏虫咬,拼命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拼凑文章,只图“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那些监考人员却高居明远楼之上,四处张望,监视着举行乡试时龟缩在楼东和楼西超万间号舍的秀才们在摇头晃脑、苦思冥索地炮制八股文章。经过一天一夜像坐牢房的折磨,第三天早上必须交卷。考生入闱考试古称“入闱”。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入闱”曾这样描写:“初入皆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围墙也,精神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对害人的科举制度,可谓一针见血。

  考完举人试后放榜,发榜多在寅日或辰日,而寅属虎,辰属龙,于是人们称之为“龙虎榜”。现广东省博物馆大院广场西侧那条小巷名叫“龙虎墙”,就是贡院放榜的地方。据老一辈的人回忆,有人看完榜后知名落孙山,当场触墙而死。又因放榜的时候在九月间,这时正值桂花盛开,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桂榜”,今广州市德政中路有“拾桂坊”。在龙虎墙与拾桂坊之间有里巷叫“龙腾里”,取龙腾虎跃之意,这些地名都与贡院有关,为研究贡院历史提供旁证。

  值得一说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在广东贡院考过试。黄遵宪在广东贡院考试两次,未能中举,清同治十一年(1872)参加顺天乡试,被录取为一百四十一名举人。康有为曾参加两次顺天乡试未中举,清光绪十九年(1893)在广东贡院考试,中了第八名举人。梁启超比他的老师康有为中举还早,光绪十五年(1889)已经考中举人,榜列第八名举人(康梁中举名次,均据《梁启超年谱简编》,载方志钦、刘斯奋编注《梁启超诗文选》)

  经过广东贡院乡试考中被录取的士子称为举人(即所谓“中举”),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乡试后翌年春季在礼部举行“会试”,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生到京都去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会试考中的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乡试、会试考的都是八股文,试帖诗。到了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考策问,参加殿试的全是贡士,经过复试和殿试合格的称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连中解元(举人第一名)、会元、状元的称为“三元及第”。第二、第三甲各取进士若干名,无定额。根据三甲的等级,只要八股文章做得合乎当朝统治者的口味,不管有无真才实学,朝廷就可委以各级大小官吏。由隋代开始,经历千多年的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重要手段。

  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广东贡院陆续被改为各类型学习场所:“光绪三十年(1904)贡院改设两广速成师范传习馆和两广小学管理员练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贡院设立两广初级简易师范科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贡院设立两广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贡院设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及师范学堂的师资。”(据黄佐《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所载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的设立时间,与黄佐文章略有出入,日报云:“文学院、理工学院、原为昔日国立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二年,粤督岑春煊奏改广东贡院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是年六月鸠工,九月立案,翌年冬落成,即今之院舍也。”(见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十三版)黄佐文章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说属对,有待查证。但是无论如何,当时为了办学需要,一部分原来属于贡院的号舍,可能陆续拆除,改建为洋房建筑物。大钟楼及其西侧的西堂(即旧中大文学院教学楼,20世纪80年代拆建为省中山图书馆新馆)和东侧的东堂(即旧中大理工学院教学楼和实验室,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其遗址即省博物馆陈列大楼所在)就是当年建筑起来的。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近人于衡甫在描述从贡院到“高师”的变化时写道:

  昔年曾此猎科名,清代罗才网特宏;

  明远楼前排号舍,至公堂上秉文衡。

  棘围今作高师校,金榜谁掎举子棚;

  一葛三千黉秀士,不堪回首问鹏程。

  于衡甫的诗写到的“棘围”,指的就是贡院。科举时代,为了防止考生传递作弊,围墙上也满插棘枝,故考场也称“棘院”或“棘围”。

  到了1924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明令高师与农专、法科大学合并,改办广东大学。同年,孙中山在广东大学大钟楼礼堂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一大”,国共两党合作开始。1926年下半年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改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19271月至4月,鲁迅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度住在大钟楼。1932年,中山大学搬到石牌新址,大钟楼成为中大旧址。1958年在筹办广东省博物馆的同时,也在大钟楼筹办广州鲁迅纪念馆。

  随着废科举办学校的变化,上述贡院的大部分先后被拆除改建,仅存明远楼,成为硕果仅存的贡院建筑物,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是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在这欢度馆庆的日子里,作为较早来博物馆工作的我,回顾省博物馆筹建的经过,对承先启后、抚今追昔颇有意义。

  记得19578月间,我与同班的高守启、邓树荣、陈义、李始文等同学一齐被分配到广东省地志博物馆筹备处工作。那时的筹备处设在海珠北路177号内光孝寺大院,两间办公室还是省文化局借用。这时博物馆筹备处与省文化局、省文管会同处一院办公。筹备处成立于1957424日,初由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杜若负责筹备建馆及干部配备工作,人员才数名。同年719日成立广东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清末探花、原省文史馆馆长商衍鎏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胡肇椿以及广州市工商联的蔡语邨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丁颖(农学院教授)、方瑞濂(中大教授)、叶汇(中大教授)、龙庆忠(华工教授)、卢振寰(市文史馆馆员)、卢子枢(书画家)、余清江(市建筑工程师)、卓仁玑(省文史馆馆员)、侯过(省文史馆馆长)、容庚(中大教授)、陈锡祺(中大教授)、梁钊韬(中大副教授)、徐俊鸣(中大教授)、夏昌世(华工教授)、黄廷柱(华师教授)、康殷(市文管会)、戴裔煊(中大教授)等共17人。蔡语邨兼筹备处主任。我到筹备处工作时,由蔡主任负责建馆工作。当时组织机构还不够完整,办公室大概有秘书徐展华,人事为茹万亿,财务陈任远、区湛邦等,办公室下分为行政、基建、业务三个组。我同其他同学被分配到业务组工作。组长初为梁维杞,梁被调至茂名工作后,由高守启任组长。当时业务组负责征集文物和陈列展览工作。筹建期间举办的小型展览——地主罪证展览,是我与高守启一起组织筹划,曾到广州市第三中学和广州市第三中学分校沥滘砖瓦厂展出。这个展览展出的文物是土地改革展览会留下的,主要通过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揭露地主的暴行,当时配合广州市第三中学团委整风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1958年在文化公园展出的《广东省经济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也是由业务组工作人员分工,与省直有关厅()联系,由他们提供展品筹办的。在开馆前博物馆筹建期间举办的展览尚有其他,这里不一一列举。

  筹建期间,筹委会需要解决的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干部配备方面,当时博物馆筹备处编制为30人。1957年从省文化局系统中抽调部分人员来充实筹备处,又从高等院校中分配一批大学生到筹备处工作,人员增到26人。二是文物方面,省博筹备处文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582月与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合并,省博物馆兼管省文管会日常工作之后,接收了一批出土文物。同年省博筹备处又从广州博物馆接收土地改革展览会留下来的展品(包括实物、照片、文献资料)和抗美援朝展览文物一批。1959年又接收“广东省经济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展品一批。这期间又陆续接收社会人士的捐赠,使得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由1957年的0件增至1964年的47836件,图书册数到1964年增至19586册。三是比较突出而且主要的选定建馆地址的问题。自筹委会成立之日起,选定馆址工作即着手进行,多次开会讨论。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以及侯过、余清江等委员,对挑选馆址非常关心,曾建议选取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的越秀山西麓木壳冈为馆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选定。以后又有委员提出选择光孝寺为馆址,亦未有落实,最后交由基建组负责选址。组长邬力平带领组员,为选定馆址到处奔走。当时可供挑选为馆址的地点近廿处,其中有纪念堂科学馆间空地、体育馆旁花园、黄花岗前坟场、小港花园、小北花圈、木壳冈、中大旧址等。这些待选为馆址的地点,均因条件未能尽符博物馆的要求,或所议地点须供应其他方面的使用而未予选定。直至195711月初,得到省委书记陶铸的指示,由省委文教部梁嘉部长主持召开有关会议作出决定,在文明路6(215)旧贡院大钟楼以东,广场以北,天文台以南,作为省博物馆基建地点。原使用该地之师院附中与省行政学院对调,省行政学院使用师院附中高中部校舍(包括平山堂、景棠楼)。拆卸附中初中部课堂两座平房,进行博物馆第一期基建。查本馆为地志性博物馆,遵照中央指示须具备自然资源、历史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三个部分。建馆计划系按照这一指示,建筑主楼一座作社会主义建设之部陈列用,南北副楼各一座作为历史之部及自然之部陈列用。另仓库一座作保藏文物用。我记得当时的博物馆陈列大楼设计,就像英文字母的“U”字,坐西向东,大门开在越秀中路,面向缺口(东面)为主楼,右边(南面)为南副楼,左边(北面)为北副楼。计划经费约190万元,后来再三核减为2874万元,先建副楼一座。这座副楼就是南副楼。因地基打椿费用大,原设计两层不大划算,改为三层,加上连接主楼一部分,估计面积为3500平方米。南副楼于1958年施工,至1959年上半年建成,得以筹办临时展览,向国庆10周年献礼。而101日这一天也是开馆的第一天,这一天地志性博物馆筹备工作宣告结束,正式定名为广东省博物馆。从筹备处成立之日起,筹建工作整整经过两年多才完成。后来主楼及北副楼因经济困难没有拨款完成。南副楼由开馆之日起,直至建筑现在的新陈列大楼被拆除为止,成为省博物馆的陈列大楼。开馆后,馆机构设置有:办公室、文物博物馆工作辅导部、自然部、社建部、历史部、美工部、群工部、人秘科、行政科、省文管会和广州鲁迅纪念馆等,以后随着形势变化,略有增减。

  之所以选取文明路6号旧贡院(即中大旧址)大钟楼以东为博物馆馆址,那是陶铸书记计划把这个大院办成文化活动之区。根据陶书记指示,大钟楼以东建博物馆,开东门出越秀中路,大钟楼以西建图书馆,开大门通龙虎墙出德政中路。省博领导根据陶书记指示,决定选定中大旧址建馆。今天大钟楼东西面已分别建成博物馆和图书馆,陶书记的理想初步得到实现。

(广州市政协学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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