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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史第七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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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辑
政协委员视察锦纶会馆
我参加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建的回忆
林鸿暖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革命馆)筹建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如今当年的领导以及同事有的已驾鹤西去,有的已出国,更多的不知去向,早已没有联系了,于今尚健在、尚留在文博系统的只有六七个,我是其中之一。

  革命馆的筹建,始于1958年夏,当时北京天安门前的两座建筑,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及人民大会堂刚建成,广州市长朱光到人民大会堂检查广东厅的布展,遇到正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同志,他们参观了两大馆的陈列,深感广东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国近代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又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中的广州起义英雄城市,历史悠久,人才荟萃,英雄辈出。在广东建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非常必要,乃决定在广州东较场的原清代广东咨议局旧址筹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自鸦片战争至广州解放百多年来广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并由叶剑英同志亲自撰写馆名,馆名题字不久便寄回正在建成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筹建处(原件现在广州市园林局档案中)。

  筹建开始后,市文化局接管了原由市园林局管辖的原广东咨议局旧址,并从广州市第一中学抽调了该校原党支部书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贺先德任馆的筹建处主任、革命馆馆长,又从市文管办抽调了该办的原秘书郑广权和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在海南岛任过我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乡长的周乃庄两人为副馆长。贺先德来馆时,还从广州市第一中学应届高中毕业同学中,带来了邓炳权(不久调往“全总”旧址参加筹建)、赖荣祖和符气淦三位同学以及一位职工黄树欢。后又从别的单位调来了梁桀青、孔德修、许秀莲等六七位工作人员,他们来馆后不久,又因这样那样问题,一个个被调走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现在我馆的谢燕章以及在广州博物馆的曾海胜二人,他们是革命馆最早的筹建人员。

  一、下定决心不懂就学

  我是19593月从下放干部中抽调回城搞政治运动后分配来馆的。我对博物馆工作是门外汉,来馆时,看到展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办公室只有几张台,几个人不知在做什么,我的心已冷了一大截,很想要回介绍信打退堂鼓,但贺馆长已把我的介绍信塞进了袋里,想要回介绍信已不可能,便匆匆告辞走了。回到家后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经过了一晚的思想斗争,认识自己是一个干部,受党教育多年,应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不好挑三拣四,应该在艰苦工作中做出成绩。第二天,就悄悄到革命馆上班了。当时文博系统各馆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贺馆长(他也是各博物馆、纪念馆的联合支部书记)便派了我到各馆去抓学习,参加党支部会议。干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市决定是年广州文化系统要筹建革命馆、工艺馆、美术馆、“全总”旧址等十大项目,向建国十周年献礼,要在“十一”前筹建完成,公开开放,故此我便调回革命馆搞筹展工作。那时馆已陆续来了一批干部,其中有周颖仪、郭强等,全馆人员已增至十多人。馆的编制是,馆长下设陈列组,由我任组长,群工组也由我兼组长,保管组由曾海胜任组长(兼管人事,有时候他被调去搞征兵招召空军飞行员等工作,这期间,保管组也由我兼管),办公室由郭强任主任。贺馆长在大会上宣布:“今后馆的工作,业务找老林(指我),人事找老曾(指曾海胜),行政找老郭(指郭强)。”我负责陈列、群工,还要负责征集文物,担子很重。

  我半路出家,新中国成立前没学过党史,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开了三门政治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我当时是班干、团干,社会工作较多,工作较忙,1950年初,又被学校团委调到广州市区参加扫荡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兑换港币、外币的流动钱庄)以及劝购公债运动,脱产了两个多月,回校后又准备毕业论文和毕业考试,没有系统地学习。考试过后,便分配到市委工作,在市委搞了几年的政治运动,1958年下放,为支援钢铁升帐,我又烧耐火砖。到革命馆后,由于工作需要,压力大,逼着要补学党史。我充分利用晚间及空余时间,学习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通过学习对党史才有较系统的认识,但对广东地方史还是一知半解,当时市面有关广东历史的著作还很少。不过一些老同志在报纸、杂志发表的回忆录却很多,同时接触和采访了一些老同志,给我又增添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省港罢工、广州起义前后、二战期间各苏区的建设、解放战争期间各边区纵队的建设以及广州解放等历史才有较深的认识。

  二、带头出动征集文物

  文物是建馆的物质基础,没有文物不可能建馆。革命馆批准筹建后,广州博物馆从其文物库房中调拨了百来件除广州外各县的文物,其中大部分是武器和实物给我馆。后我馆打报告给省委办公厅,请省委办公厅发函给省档案馆、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等单位,恳请他们将其保存的革命文件、杂志、书刊尽量抽调一部分支援我馆的筹建,结果得到他们无私的援助,收到革命文件、书刊数百件,其中有毛泽东同志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主编的《农民运动丛刊》、《向导》、《红旗》周刊等。后得知广州军区展览馆已闭馆正准备撤销,便赶紧报告了省委办公厅,请其告知广州军区将其展览馆撤陈的展品及仓库没有展出的藏品全部拨给我馆。稍后,我持省委的介绍信到广州军区面见政治部主任,得到他大力支持,同意将其展览馆的全部革命文物400多件(套)调拨给我馆,其中有参加南征北战、从东北打到海南,立过战功的功臣炮,有首先进入解放广州的第四野战军一二七师的奖旗,有海南少数民族黎族人民白沙起义的旗帜、号角、铜锣、箭镞、匕首,有南路人民游击队李毓莲革命化装的辫子,有抗美援朝文物、文件,书刊也不少。随后我馆又接收了文化公园岭南文物宫数百件文物,都是一些实物。各个老根据地也纷纷给我馆捐献革命文物,其中乐昌县档案馆给我馆捐献了一个陈毅同志参加南昌起义后一直伴随他转战的皮箱,博罗、宝安、梅县等县也给我馆捐献了一批革命文物。

  接受个人捐献,也是我馆文物重要来源。这些文物捐献者大多是革命老人及其家属、烈士后代,还有移居海外的侨胞。其中烈属杨馨坤的妻子给我馆捐献了杨馨坤当年参加广州起义时用过的指南针、中山表、红领巾,广州起义时张贴过的“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大会”的革命标语,有革命老人梁梅枝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深埋在家门口古井、新中国成立后淘出来的一支匕首,有粤中纵队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用过的一支手枪,有粤赣湘边纵队东三支副司令王达宏当年用过的文物,有增城县委领导人陈李中在粤赣湘边纵队用过的文件、书刊、证件、望远镜等,有《羊城晚报》杨奇、莫广智珍藏多年的东江纵队刊物《前进报》20余件。捐献文物人数达两三百人之多,捐献文物达300多件。

  为了更广泛地征集文物,我馆决定全馆动员到老区征集文物,由副馆长周乃庄带队前往海南、湛江,在海南征集了一批琼崖纵队以及该地民主政权文物,又在湛江征集了一批南路人民游击队文物,还在黄略书院征集了几件抗法斗争武器,其中有广州湾人民抗法时用的小钢炮一门。我也带队到海陆丰、大南山、紫金、饶和埔等地,征集了一批海陆丰人民起义用过的武器、军旗、实物,其中有彭湃组织的海丰农会旗、抬枪、红四师在中洞遗下的武器等。郭强带队到潮州、汕头,也征集了一批南昌起义军以及红二师的文物。回馆后,我又赶往东莞,征集了一批东江纵队文物,其中有东莞百花洞战斗遗物,有东江纵队战士为改善生活用过的石磨。中元秀也到增城罗浮山冲虚古观原东纵司令部,在当地革命老人指引下,挖掘了一个东江纵队北撤后埋在地下的发电电球。谢燕章也到佛山陈铁军二嫂处征集了十多件陈铁军文物,其中有陈铁军在佛山季华小学读书时做的雕花竹筒、作文稿、红手帕以及在广州坤维女子中学读书时穿过的校服等。

  之后,我又到广州古籍书店跟该店联系,请他们日后收购有革命文件、书刊提供给我馆。彼此合作得很好,他们一旦发现有革命书刊就立即和我们联系,几个月来就给我馆送来一大批书刊,其中有《人民周刊》、《中国军人》、《犁头》,还有纪念黄花岗起义及广州起义的书刊等等。我还到省档案馆购买了一批文件复制品和复印件。

  经过了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几个月内,已征集到文物和复制品达数千件,为陈列展览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

  照片底片我馆原来也是一无所有的。我来馆后先后分配蓝炘和张慕瑜专门搞拍摄照片和黑房工作。吩咐他们到广州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图片社等单位拍摄有关广东革命历史的照片,回来翻拍成底片保存。出差或征集文物时也带着他们一起前往。回来后,根据历史时期,我把每个事件的底片分类整理,晒出小样,装订成册。经过日积月累,我馆的底片,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为了培养复制文物的人才,馆筹建初期,派了赖荣祖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学习复制文物技术,回馆后,负责革命文物的复制工作。

  三、参观学习认真体会

  1958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公开开放后,中央宣传部组织了全国各省博物馆、纪念馆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学习,借以推动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1959年五六月间,广州市文化局组织了农讲所主任周仕瀛、广州博物馆陈列组组长陈宏兴和我三人到北京参观学习。中宣部官员向我们讲解革命史陈列要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领导介绍该馆中国革命史陈列经验,随后陈列部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到展场参观,边参观边议论,最后还一起座谈,征求我们对陈列的意见。

  通过参观学习,我对革命史陈列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革命史的陈列,一定要突出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搞地方革命史要以全国为纲,突出地方。形式上要突出红线,每一组要有毛主席相关语录带头,语录是红丝绒底、金字;党的大事件要特制大版面;事件中如没有照片,可用历史画代替;版面重点照片要放大;柜内重点文物可适当加工等等。

  我们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后,又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市博物馆,还游览了天安门、故宫、民族文化宫、万里长城等名胜。回程经武汉时,参观了“二七”纪念馆、中央农讲所、湖北省博物馆以及长江大桥等。到湖南时,参观了长沙清水塘湘区区委旧址、韶山毛主席故居、毛主席陈列馆等。全程费时十多天,所到之处,还征集了一批有关广东革命历史的照片,又委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为我馆复制了百余件文物。

  四、陈列设计匹马上阵

  回馆不久,一天,朱光市长来到我馆,馆长和我陪他到咨议局楼上楼下及周边巡视了一番,然后坐下来和我们座谈。他说:筹建一座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展示百多年来广东人民前赴后继、不断斗争的历史是叶帅的旨意,你们要好好地筹建,在今年建国十周年前建成开放。咨议局两层,楼上搞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楼下搞新民主主义时期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先把新民主主义部分搞好开放,随后搞旧民主主义部分。新民主主义部分要突出广州起义,省港罢工也要有较大篇幅。陈列布置方面,大堂可搞个毛主席塑像,八条柱每条可安放一个烈士塑像。最后他还深情地回忆了他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

  我们遵照朱市长的指示,开始编制陈列提纲,发外加工制作镜框、展柜。当时陈列组连美工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中元秀曾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彭德怀司令部工作过,复员后,在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后来馆;还有个张瑞玲,童工出身,在烟厂工作过,文化素质不高。编制陈列提纲,主要由我和中元秀两人负责。全馆一个大堂七个室,我们把一个室辟为广州起义专室,并按照往北京参观学习心得——突出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全国为纲,突出地方的原则,制定了中共一大、省港罢工、广州起义、遵义会议、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六个大版面,一个大型广州起义进军示意图,并计划结合陈列内容,创作几幅美术作品。当时正开始放暑假,我们邀请了广州美术学院几个应届毕业生来馆创作,他们住在我馆楼上,日夜辛勤劳动,很快林庸便创作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曾洪流创作了《彭湃在家乡烧田契》、其他同学也完成了《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张太雷主持教导团起义》、《朱德率红四军入粤》、《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广州解放》等几幅国画和油画,还请杨之光创作了《毛主席在农讲所》。大堂八条柱选了杨匏安、张太雷、陈延年、苏兆征、彭湃、杨殷、邓中夏、阮啸仙八位烈士,请专家创作塑像,又请市雕塑室创作一尊大型毛主席坐像。

  美工黄慧宜,是中南美专毕业,设计柜架、大版面还很好,目前我馆大门外两尊大炮炮座就是她设计的。但设计革命史陈列版面时,不知是否为不熟悉历史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是没有按照陈列意图做,该突出的没有突出,照片次序排列也很乱。最后我和中元秀决定自己设计。设计好后,把照片的小样一张张地贴上设计图,然后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施工时,按图索骥,方便制作、装裱、上版面。那时,不论是木工、油漆、文字缮写、装裱都是雇工单干,还没有包工、包料的市场运作。施工时,全馆总动员,一派忙碌,有的忙于放照片,有的忙于制作语录,有的协助装裱,大家热情很高。上版面挂镜框时更忙,当时版面要装上铁码才能挂镜框的,有些墙没装上板面,墙就是板面,按铁码时还要打墙孔,加木楔,工作较为艰巨,我把大家每三人编为一组,每天从早到晚干,晚上10时才收工。为照顾大家生活,馆长吩咐办公室每日收工后吃夜宵,煲粥、炒粉。有时我们吃完夜宵,还到烈士陵园吹吹风,回到家已是午夜,翌日还是依时上班,从无怨言。

  照片上版面,柜内文物布展完成后进行预展。首先邀请各博物馆业务人员来馆审查,然后请省市党史办,中大、华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历史系的专家、教授来审查,听取他们的意见。随后请市文化局局长杨奎章以及市对外友协负责人汤炳权来审查。杨奎章和汤炳权俩人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个部分,每张照片及其说明文字都仔细审查,认真推敲,对毛主席语录还要拿《毛泽东选集》来校对,务求不出差错。我们根据专家以及上级领导意图进行了调整,照片该换的更换,文字说明错的更正。随后请朱光市长来审查,他看了很满意。最后请省文化局、省委来审查,省委副书记区梦觉、省委宣传部长来审查,他们表示满意,同意公开开放。

  大家经过了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部陈列,准时于1959101日正式公开开放,大家都很高兴。

  五、全馆动员投入讲解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开放后,免费参观,观众异常拥挤,平时每日五六百人次,节假日特别是清明节、中秋节、广州起义纪念日,观众往往一万几千人次,还要排队入场,其中以中小学学生为多,工人也不少。为接待观众,开放后,我馆又聘了四五位合同工,目前仍留在文博系统的有王兴容和谢清霞,这时馆的人数已增至22人。很多单位来预约参观时,往往都要求讲解。但我馆人员,大多是广州演出公司属下各电影院以及各剧团的编余人员和中学生,文化低、专业素质也不高。如何应对观众要求讲解?馆决定组织她们学习业务,每周四上午由我组织广东革命史讲座,结合陈列内容,边讲边议;还写了一篇大约讲解半小时的讲解稿给大家,并到展场作示范讲解;要求大家熟读、背诵,但收效欠佳。一些中小学生和工人是爱听革命故事的,于是我从报纸、杂志中选了一些有关广东人物的革命故事和革命史料,编成《业务学习》资料,每辑载三四篇史料或人物故事,请了一位老先生每日专门缮写,共编了十多辑,其中有伍乃茵在《中国妇女》发表的《生的光荣,死的伟大——记陈铁军烈士战斗的一生》,有《人民日报》发表的《二十年代革命青年的正确道路》,有《羊城晚报》发表徐惠东的《志士头颅为党落》、《革命精神不可灭》以及《“县长妹妹”的故事》、《彭湃烈士和农民交朋友的故事》、《碧血千秋双峰寨》等等,这些文章反映的人物都是广东人,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陈列材料中都有出现。我馆人员每辑人手一册,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不久我组织了一次现场交流会,全馆人员参加,由两个对人物故事较熟,语言感情较丰富的谢燕章、张瑞玲作示范讲解。从此大家的脑袋充实了,胆子也大了,纷纷向有组织的观众进行讲解。每日开放后,馆的两旁走廊、馆旁红棉树下的草坪、拱桥后的树林下、四烈士墓前、广州起义烈士墓旁,围着一堆堆人,我馆讲解员的身影就在其中,她们不单是群工组的成员,其他组的也上阵了,搞总务的黄志强,搞电工的符气淦,搞出纳、不大会讲广东话的施银,平日比较害羞不敢讲解的周颖仪也一个个上阵了。她们大都讲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讲刑场婚礼,讲辫子的故事。观众肃静投入,听得入神,反映很好。有些观众听后,还到展场找周文雍和陈铁军在铁窗下的照片以及李毓莲那条辫子。一次,我看见老职工邝荣跟一群聋哑学校学员讲《刑场婚礼》,由该校老师作手语翻译时,有好几个女学员听得热泪盈眶。贺馆长也不时向小朋友讲长征小故事。全馆从上至下形成了讲解热潮。

  六、贵宾临门热情接待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亚非拉国家外宾前来取经。他们到中国后除了政府部门接待外,还到各地参观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尚在筹备,广州一地开放的博物馆还不多。革命馆建成开放后,来馆参观者不少,平时一日有一批,最多时有二三批,他们有的是国家总统、总理、部长,有的是党的总书记,有的是友好团体人士,还有的不知国籍,隐姓埋名的。他们分别由省外事办公室、省委接待处、对外友协等单位陪同而来,他们到博物馆不是游览,很多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革命政权的,所以他们很专心,不但看,还提问题。

  革命馆开放后,成立了外宾接待组,由我任组长,组员有中元秀、张瑞玲、黄树欢,后来又增加了赖荣祖五人。外宾由接待单位陪同,有翻译。外宾到馆后,先由我馆接待人员简单介绍馆的陈列内容,然后到展场参观,参观完后,有的再回到接待室座谈,提问题。外宾提的如是历史问题,由我馆接待人员作答,如是当前现实问题,则由陪同单位人员作答。外宾所提的历史问题,一般是省港罢工是怎样搞起来的?怎样能坚持达16个月之久?工农是怎样联盟的?怎样做统一战线工作?广州起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什么最后又失败了?等等。我接待时,根据党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加上群众运动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讲法作答。但有些问题限于时间一时难以详细解答清楚。有一次,省委接待处集中了一些外宾关心的历史问题,在农讲所接待室专门与外宾座谈,我也应邀参加了。

  在接待外宾中有一件事令我很尴尬。每次接待时,接待单位都把我称为“馆长”,作为“馆的负责人”介绍给外宾。有一次我连忙给他们纠正,但他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馆长,但人家是一个国家的总统,来你馆参观,你馆不派出一个馆长或负责人来接待是很不礼貌的,你这个馆长,是我临封的。”事后我将情况向馆长作了汇报,他说:“不理他,又不是你自己吹的,人家说什么是他的事,你照样接待。”有一次,市文化局局长杨奎章来馆检查工作,我又将此事反映给他,希望馆长亲自来接待。他听了后,就立即指派副馆长郑广权来试一试,郑很难为情,要推又推不得,乃说:自己衣服破旧,鞋(他穿的是布鞋)也穿孔。杨局长即指示革命馆用公款给他裁一套薄绒军干装及一双皮鞋。不久,他穿上那套新衣服及皮鞋接待外宾了,但他一定要我陪同。他讲的普通话如同广州话,有时翻译也听不懂;他有深度近视,参观时要指的照片也不知在哪里;讲话时不是面对外宾,而是低着头自言自语;在接待室回答外宾提问时,往往所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有时张口结舌,语无伦次,使翻译无所适从,最后还是靠我为他圆场。自此以后,他再也不肯接待了。还是要我硬着头皮干下去,不过我也不是把所有接待任务包了下来,而是只接待重要外宾,其余的都分给其他人员接待了。

  革命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开放,已初具规模,馆藏文物亦已相当丰富,各项设备也较完备,已是具备一定规模水平和社会影响的博物馆了。此后,我又转入二楼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之部陈列;调查、复原中共广东区委旧址;布置黄埔军校中山故居陈列;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指挥部旧址陈列;小东营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陈列;广州起义旧址陈列;还支援花县洪秀全故居复原、陈列;东莞虎门沙角炮台陈列;随着文物的不断充实,又调整了一次本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之部陈列。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中心,其他几个馆和旧址为辅的广东革命历史展馆布局逐步形成。

  就在这个时候,我馆出现了一件令我很伤感的事,和我共事多年、曾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元秀,因其父被划为“右派”被调走了;另一位也是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来馆任群工组组长的唐恩荣,也不知是什么事被调走了;一位曾任市文化局团委副书记的张建高和一位曾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老人施展,也先后调离革命馆了;还有……他们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了革命馆。一片风声鹤唳,革命馆几无完人。1965年我也离开了革命馆,不过不是调走,而是随市文化局局长陈一民以及孟光、张一元等到员村广州化工厂参加文化工作队。昔日“业务找老林”,今后业务还找老林吗?

  惊回首,弹指已过五十载,回忆起那火红年代,激情岁月,依然记忆犹新。岁月如流,世事历经沧桑,多少人事俱已风流云散,而昔时景物,陈迹犹存。午夜梦回,每念当年战斗历程,不禁思绪万千,荡漾着对流逝了的岁月,远去故人以及共同战斗的伙伴,款款情深,深切怀念。

(广州市政协学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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