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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史第七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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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辑
楚庭、羊城与广州
黎金

  广州得名始于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此外,楚庭、羊城、穗城、仙城和五羊城等都是广州的别称,其中以“楚庭”的历史最久远,通常被认为是广州建城之始。何以称为楚庭?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南楚与南越的关系说起。据方志记载,古代南越(包括今两广地)“臣服于楚”,故广州有楚庭之名。至今,广州市越秀山头尚有清代建立的“古之楚庭”石牌坊存在。至于“楚庭”(或作楚亭)是什么?从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有的说,楚庭是城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楚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

  楚子熊渠伐杨越事见《史记·楚世家》:“周夷王时,熊渠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地(今湖北武昌县东的鄂城县)。”他的足迹还未越过荆州。直言之,周夷王进(公元前九世纪)楚的势力还未到达今湖南境。至于“杨越”一词,古籍中往往是泛指百越之地。如《史记·南越列传》的“略定杨越”。古属杨州,所谓“扬州之南,越地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杨越多焉”。这泛指百越之民。还有“南海”一词,也是对南方各族居地的泛称。《国语·楚语上》有“抚征南海”一句,这个南海指的是江南地。又如《左传·僖四年》:齐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这个“南海”是指我国江南的广大区域而言,因此,“伐杨越”事无论从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的内容来说,都与岭南的南越毫无相干。《通历》的原文我们未得见,仅就引文而论,也不能证明“南海事楚”的“南海”指的就是广州。顾祖禹把它写入广州城条内,以致将广州城市的兴起提早到西周时期,楚庭成了广州最早出现的城市的名字,这是前人在地理概念上的模糊而产生的误解。

  二、有的说,楚庭是宫室。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楚庭条:“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

  屈大均认定楚庭是南越最早的宫室建筑。他引证的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事,亦见《史记·楚世家》。原文只是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这个“南方夷越”指的是哪个族?地望在哪里?对姬姓来说,楚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族,楚王也自称蛮夷。境内种族众多,主要是南蛮、东夷、西戎和越族。夷在东,越处江南、楚对夷越用兵,一下子把版图扩大到地方千里。原文本身就带有夸张的语气。不妨用考古资料验证一下,看看当时楚国的势力已经到达什么地方。楚成王熊恽在位时(前671—前626年)正是春秋中叶之初。据考古资料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境内发现的一百余座早期楚基,年代属春秋中期,分布地点主要集中于长沙,再往南则为数甚少。就整个湖南地区来说,已发掘楚墓有两千余座,其年代至今仍未见有属于春秋早期的。虽然往南的湘潭、湘乡、衡阳等地已发现有春秋早期的墓,但不是楚墓。这就表明春秋中期楚的势力只到达湖南长沙一带,还未到达南岭。约当楚悼王时,楚的势力才控制今湖南全境。屈大均以为“南方夷越”就是岭南的南越。为什么“越宫室始于楚庭”?屈氏以“地为楚有”作为理由,而得出“筑楚庭以朝楚”的结论性解释,未免牵强一点。

  三、有的说,楚庭是官衙。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引晋裴渊《广州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又作五谷囊,随羊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象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楚庭”或作“楚亭”,在哪里?先弄清“庭”或“亭”的意义很有必要。亭和庭指的是什么?《古文字类编》收有战国“亭”字陶文。西汉官工业中的制陶作坊所产陶器常常印有某“亭”、某“市”的印记。如洛阳河南县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印有“河亭”、“河市”字样,河南陕县汉墓中出土陶器印有“陕亭”、“陕市”字样,还有邯郸发现的“邯亭”,山西安邑发现的“安亭”,都把简称的地名冠在前头,亦发现过“市亭”合称的陶文和“亭市”连称的碑铭。《周礼·地官·司市》郑注:“若今市亭”,是古代管理市廛的官署。这是一义。《说文》:“庭,宫中也”。段注:“宫者室也,室之中曰庭”。依此说来,则堂寝、正室都可称庭。引申为宫室、衙署亦未尝不可。这是另一义,至于秦的基层组织亦有乡、亭,但年代、国别实与楚无关。《广州记》中的“楚庭”,无论所指是前一义或后一义,都发生在都市或都城中。此外,该文还引出一个五羊衔谷的神话故事。广州大概在唐以后就有羊城、穗城、仙城等别称。仅就我们所见到的材料来说,“五羊”和“楚庭”一词见于最早的古籍记载是裴渊《广州记》。这段晋人的记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楚庭为楚的宫室或官署或市亭,地点是楚的城市而不是在广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以后的史志中记述到楚庭时,愈说愈玄,牵强附会,原因就是离开了这个根本点而望文生义一番。晋时广州的州治在番禺(即今广州市),治所的梁架上画有五羊图,悬挂五谷囊。为什么要画五羊图?裴渊引用了当时人们对古老传说的记述:从前高固(按清人梁廷枏《百越先贤志》说他是越人)为楚相(令尹)时,出现过五羊衔谷聚集到楚庭的事。因为战国时广州属楚,所以把这农牧丰收的祥瑞象征也画在州厅的梁上。高固既然是楚相,必然在楚,他不可能身居岭南越地而为楚相的。换言之,五羊聚于楚庭是出现在高固为楚相的时候,因此,这个楚庭所在地就只能是楚的都城内或楚的某一城邑之中。照文义来说,它就是高固的令尹府衙亦无不可,根本与广州无涉。二是五羊衔谷的神话虽然成了广州历史文化悠久的一个象征,又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一个美好传说。但故事的发生据载最先在楚而不在广州。《太平御览》引沈怀远《南越志》说:“任嚣、尉佗之时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可见直到五世纪中叶,五羊的神话传说仍与《广州记》所载基本相同。唐李群玉《登蒲涧寺后二岩》诗有“五仙骑五羊,何代降斯乡”之句(见《全唐诗录》卷84),大概到唐以后不但把五羊衔谷故事的发生地点移到广州,还加了个五仙进去。以后,随着这个神话传说的建祠立祀(北宋时建五仙观),广州的古之“楚庭”一名就逐渐让位于“羊城”这个别称了。

  《广州记》这段有关楚庭,五羊的记述,本身也是传闻,没有文献与史实可供征信的。故事流传久远,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全都与楚挂上钩,正是楚与南越关系密切,渊源久远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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