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第二年，我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工余之暇，偶尔听到同志们对朱光市长的议论，因为他兼任市委书记，在儿童公园后面那幢破旧的市委办公楼，经常看到他的踪影。议论比较多的是，认为他动不动就“训”人，怕同他打交道。

　　1951年，我第一次参加国庆节。在那次庆祝国庆的活动中，有飞机散传单一项，这任务落到市委宣传部的头上。任务是把传单印好，送往机场。当然，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传单的数量大，时间紧，得跑好几个印刷厂，还要校对、搬运、装车等等。这些力气活，都由我们宣传科“三个和尚”包起来了。

　　那天，我们从飞机场回来，已是午夜时分。那时节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可我们个个都浑身湿透。市府办公室的同志领我们去向朱光市长汇报。朱光市长还批阅着公文，听我们讲完之后，厉声问道：“谁叫你们送到民用机场的？明天军事演习出动的是军用飞机，军用和民用是两个不同的指挥系统，万一出了事，你们负责得了吗？”

　　这几句话吓得我直冒冷汗。我的确不知道有两个指挥系统，也的确没有人交代过送到哪里去，反正听到飞机散传单，“见山就拜”，稀里糊涂送到民用机场去了。我一看手表，还有几个小时，于是赶忙提出：“朱光同志，我们马上转送到军用机场去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他也看看手表，站起来一挥手，说：“好，马上就去，迟了就来不及了！”他说话的声音显然比刚才缓和了一些。

　　我们办好手续，立即驱车前往。路上，大家免不了有几句牢骚话：“事先又不交代清楚，出了事我们负责得了吗？”汽车在黑夜里风驰电掣，从这个机场到那个机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幸而那时候办事比较顺当，机场的同志也通力合作。当我们办妥一切回到市府，已经是晨光熹微的时候了。朱光市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看来他也和我们一样彻夜未眠。他看了一下我们从军用机场带回的收条，就站起来说：“好了，辛苦你们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事先没有交代清楚，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边说边把我们送出门口。离开市府大楼，一阵晓风迎面吹来，把大家一肚子怨气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乌兰诺娃的脚

　　1953年苏联来了个文化代表团，该团成员中有大名鼎鼎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为了让市民们一瞻风采，市里决定在越秀山体育场搭一个临时舞台，作公开表演之用。由宣传部负责检查督促这件事。本来搭一个临时舞台作一般演出，没有什么大不了，问题是跳芭蕾舞，对舞台面的技术要求就十分严格，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日夜加工。临到演出前一天，舞台布置一切就绪，连天幕都挂起来了，我和木工组长在检查舞台面，准备作最后的加工。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掉头一看，原来是朱光市长。我大感意外，作为一市之长，竟然连一个临时舞台也不放过。我还未开口，他就满脸不高兴地问道：“你认识乌兰诺娃吗？”我心里想，别把我看得太土，30年代我就研究过俄国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了，但我只是说：“我认识她，可她不认识我。”他接着问道：“你知道乌兰诺娃那两只脚值多少钱吗？”这一问的确把我问哑了。乌兰诺娃两只脚值多少钱，我从来没有调查研究过。他不等我回答，就抢白说：“告诉你，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这样的舞台板，要是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这句话立即叫我联想起飞机散传单那件事，不过，这一回我可没有冒冷汗，因为我心里有数。舞台板肯定要搞好的，时间也来得及。只是那几个木工有点磨磨蹭蹭，当他们听说市长驾到，纷纷聚拢过来。朱光同志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当家作主了，不象过去替资本家做牛做马，别小看这临时舞台，它关系到兄弟党和国家，关系到新中国的声誉，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经朱光同志“训”了几句，他们才来了神。

　　第二天，苏联文化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提早到场，真是无巧不成书，那随团翻译是我中学的同学，他告诉我乌兰诺娃今天的情绪不大好，因为住在爱群大厦，深夜还让沿江小贩的叫卖声吵得她不得安宁，即使用枕头捂住耳朵也无法入睡，而那临时舞台也叫她心烦意乱。可等到她到舞台走了一圈之后，才安下心来，认为中国同志办事是认真负责的。那天她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压轴戏是《天鹅之死》，当她在满山满谷的掌声中谢幕的时候，我心里想，“天鹅”虽死，可乌兰诺娃两只脚并没有贬值，也可以差堪告慰了。至于说朱光市长喜欢“训”人，从对工作严格要求这个角度来看，大概也值得体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