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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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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辑
回忆丘哲先生
罗培元

“当然是很好的人”

   我国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丘哲先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人之一。他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农工民主党创建人邓演达有极其深厚的友谊,这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所知道的。至于丘哲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我则是在1943年初在广西柳州日报工作时,才从同事张琛同志那里了解到的。

   说也偶然,那时我们在广西柳州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反动派接二连三的反共高潮中,处境恶劣,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一天,一位穿国民党草黄色绒军服,挂少将军衔的陌生人突然不经通传就走到我的卧室兼工作室来,这使我打个突,一下子愣了神。可他却像老相熟一样,用浓重的客家口音直呼我名,又自我介绍说:“涯(我)姓郭”,便开门见山的谈起他的想办个印刷厂,要我协助购置印刷器材的事情来。他谈吐爽朗直率,虽所讲完全不涉及政治,但我对这个不速之客,总是心存戒备,因而对他提出的事,难免有点支支吾吾、唯唯否否。后来大概是我毕竟有多少疑惑的表情给客人看出了,临走时他便附在我耳边自我介绍说:“我是郭冠杰”。这样,彼此会心一笑,我疑团顿解,为之释然,就握别了。我虽然较早知道郭冠杰是第三党——这是我们当时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习称——的一位领导人,正在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面当高级幕僚,但不曾和他会过面,有关他更多的情况也不了解,因此对他的来访竟然对不上话。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要做好党的工作,需要尽可能充分的多了解有关的人物,并为党的事业广交和深交朋友。

   那时张琛同志自广东来柳州不久,对广东的人物了解较多较深,所以我们常常进一步交谈所了解的人物的情况,特别是朋友方面的情况。由于张琛是广东梅县人,中共的老党员,同第三党的朋友交往较多,讲到丘哲先生,他以不同寻常的口气说:“他当然是很好的人(按当时我们口语上讲的好与坏主要是指同党的关系来说)。”接着他讲到丘哲是老同盟会员,在日本留学时受到河上肇的影响,办刊物鼓吹民主思想,和邓演达先生是生死之交,共同创建第三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有社会主义思想。抗日战争以来,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行动上和我党也有较密切的联系,掩护和资助过我们的同志。他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广东军政界中有很多熟人,但他热心民主运动,很少在官场上钻营奔走,是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我没有读过丘哲的文章,未见过其人,但听了张琛这番话,对丘哲不禁肃然起敬。1946年秋,我上了广西反动派要逮捕的黑名单,撤退到香港,张琛约我到设在坚道的《人民报》社相见,同时见了我们的“黄大师”(这是我们对黄药眠的习惯尊称),当时张琛任《人民报》代总编辑,“黄大师”任社论主笔;在《人民报》工作的除农工党和民盟的人外,还有不少共产党员。《人民报》与《华商报》互相支持协作,枹鼓相应,壮大了在港澳和海外的宣传阵地。而《人民报》的董事长和发行人便是丘哲。张琛当年同我讲的“他当然是很好的人”的话不但得到初步的证实,从而深深植根在我脑子里。

“拼将生死任扶颠”

   丘哲先生和许多党外上层人士一样,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共同战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更加深了认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因而更进一步紧密起来。当日本投降,国民党还在重庆玩弄假和谈的时候,许多人便更深入实际斗争来发动民主势力。丘哲便是其中的一位。1945年,他就到香港和知名人士李章达建立民盟南方总支部,李任主委,丘为副主委。不久又把在港的《人民报》迁到广州出版,借以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势力。后来丘哲又在香港创办达德学院,不断培养民主力量。这样的推动民主运动由中、上层联结到中下层,就是民主势力更加踏实发展的一个方面。在这期间,我党和人民解放军也经历过美蒋变本加厉的政治压迫和疯狂的军事进攻的严重的时刻,但我们处处感觉到,由于我党主张的正确和斗争的坚定性,我们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民主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到1948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不但由防御转到反攻,解放军的质量超过国民党,数量上也接近超过国民党军,许多原先被分割的解放区联成一大片。当时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也经历了数量发展到政治质素提高的过程。大家从国民党反动派对著名民主人士的杀害,对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的无情镇压,更加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提高了对美帝当年策划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标榜的第三势力的认识,因而和共产党一起抵制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开的伪“国民大会”,还联合或分别集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声明,接受中共对时局的主张,联合中共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独裁政府,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1948年5月1日,我党发出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马上得到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受中央指示抓紧在香港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方方和潘汉年同志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丘哲这期间由上海回到香港(他1947年间曾到上海参加农工党的重要会议,活动一个时期),积极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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