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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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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辑
关于《行刺孚琦、李准、凤山亲历记》一文的几点质疑
严昌洪;陶季邑

     编者按:本文对我会所编文史丛书《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1981年8月出版)中《行刺孚琦、李准、凤山亲历记》提出多处质疑和订正,请读者留意。本文作者严昌洪(华中师大副教授)、陶季邑(华中师大学生)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他们对本会文史丛书的支持,一并表示谢意。

   辛亥年三月初十日(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刺杀了署广州将军孚琦。这次暗杀事件中有些问题本来一直处在争议之中,而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有关的资料,包括罗锦泉的回忆录《行刺孚琦、李准、凤山亲历记》(以下简称《亲历记》)①,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下面我们根据现有的史料对《亲历记》一文有关温生才刺杀孚琦案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

关于温生才之举的背景

   直到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刺杀孚琦完全是温生才个人的行动。但《亲历记》对此却提出了异议: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一书载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讲到有关刺杀孚琦一事时说:‘温生才这一壮举,事前并未与党人联系,亦不知党人正在密谋举事’(该书第88页)。又该书载张醁村《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领导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一文(第631页)说:‘温生才……自动击毙将军孚琦于大东门外’。此说与我所知的情况颇不相同。”

   文章明确指出:行刺孚琦“不是一二私人的无组织无领导的盲目单干的行动”,而是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②。

   我们认为《亲历记》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先看作者“所知的情况”即其理由:

   (一)“(三月初)党人谭根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美洲返抵广州,与党人秘密商量(刺杀孚琦)”。

   (二)“行刺孚琦的具体计划”是“当时执行人员一共十九人,分为三队,每队六人”,“头一队由温生才率领,在省咨议局后红花岗脚附近埋伏。第二队由林德中率领,亦在红花岗附近在温生才队稍前约百多公尺处附近埋伏。第三队由王和顺率领在红花岗后公路附近埋伏。我本人担任带路侦察敌情及接应等任务”。

   “(行刺前)按照预定计划布置埋伏”。这次孚琦“便被温生才等人当场击毙”,而“在附近接应”的林德中在与敌人交火时“当场壮烈牺牲”。

   (三)“一般居民每于茶余酒后谈及此事都以为是温生才的个人行动,其实这完全是当时革命党人故意放出的空气(以转移清廷的视线)”。

   按照理由(一),行刺孚琦是孙中山组织革命党人干的。我们认为,这不可能。因为:

   (1)若是孙中山组织革命党人干的,那么黄兴应知温生才此举。

   从1910年到1911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孙中山自连遭失败之后离开国内,“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③。“1911年,孙中山先生命黄兴在香港设统筹部”④,象“闰六月林冠慈、陈敬岳轰炸李准之役,九月周之贞、李沛基轰炸凤山之役”等等重要行动“皆由南方支部(即香港统筹部)发动之”⑤。刺杀广州将军孚琦此重要行动若是奉孙中山之命的革命党人密谋之举,那么黄兴应知此举。

   然而,黄兴根本不知道此举。黄兴和胡汉民说:“温生才则不谋于朋友众人,一击而杀孚琦”⑥。所以,行刺孚琦不可能是奉孙中山之命革命党人密谋之举。

   (2)温生才此举没有配合黄花岗起义。从这点上看不可能是革命党人有组织的行动。

   “纪元前之一二年,孙总理由美洲抵南洋庇能埠,即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到埠,开会决定党中大举,集中人力财力在广东发难(即准备发动3·29广州起义)”⑦。在起义前夕,黄兴他们想利用暗杀除“党人举义之障”以配合起义。为此他们在起义之前也筹划暗杀,但他们所组织的暗杀和温生才此举不是一回事:1.对象不同。对于黄兴他们而言,“党人举义之障”是李准,所以他们谋刺的对象是李准而不是孚琦。究其因,邹鲁说是因为“时广州清水师提督李准,拥兵狡狠,党人在广州起事者多为所败”,因此“此次举义,本拟对之先行炸毙”⑧;曹亚伯也说:“(广州的清吏中)惟李准枭鸷狡诈,纪元前四年既破巡防营之行动,纪元前二年又破新军之举,我党人之死于其手者实繁有徒”,“故同志佥以为欲谋大举必先杀李准。李准既杀,则张鸣岐、孚琦无能为役,遂议先刺杀之而后举义”⑨。而温生才谋刺的倒不是李准,温生才说:“(我)立意谋刺孚琦将军”⑩。2.行刺时间不同。温生才在三月初十日刺杀了孚琦。而对于刺杀李准,黄兴曾明确指示“暗杀之行不宜于发难时期过近”,赵声说:“最远不能过廿(指阴历二月二十日)”(11)。这两点不同是因为黄兴他们为了使此暗杀配合起义即“先杀之而后举义”,而温生才说他此次刺杀将军系为四万万同胞复仇”(12),而不是考虑配合武装起义,当然他也不知道革命党人准备3·29起义(13)。

   黄兴他们“以所任非人,未能得当”(14),结果“届期卒不敢实行,以致李准不能去”(15)。为了不影响后来的起义便放弃了原计划。而温生才却依然按自己的打算刺杀了孚琦,因而此举未能配合起义。果然,“因孚琦被刺后全城戒严,到处搜查,党人行动受到阻碍”(16)。

   既然温生才此举不符合黄兴他们的暗杀计划、没有配合黄花岗起义,那么不可能是奉孙中山之命的革命党人密谋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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