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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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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辑
回忆陈垣校长
林熙敦

  我于1933——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国文”是陈垣校长讲授的,每周两个课时,隔周一次作文,随堂交卷。“国文”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这门课程大同小异。他是通过讲授“国文”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他对作文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当时已经很通行的“国”字也必须写成“国”。这些堂规,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是一件苦事,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作文题目是《写字有用无用论》。题目一出,堂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不知如何下笔。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抿着嘴,嘴角露出微笑,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在堂上“解题”说:“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这是议论文章,是讲道理的,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立论要严谨,说话要言之有据,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

  这场作文,两个星期后发卷。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知识,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也有人天真地写了“写字无用论”的。这种“无用论”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写字有用”的结果。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他说:“你们都逛过故宫,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没有用,为什么要陈列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我是说,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一手好字,可以成为艺术珍品,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可不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啊!”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

  今天回想起来,在教会学校里,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要我们作文言文,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不能说他“守旧”,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学年终了的时候,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

  上了二年级以后,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问我:“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我一时答不上来。实际上,读辅仁的学生,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系,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还不是学问的本身。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每年都邀胡适来讲话。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然后说:“读西洋文学,特别在教会学校,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有没有兴趣?我说,中文系课程有兴趣,历史系我不想学。我回他这句话时,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

  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包括陈校长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他作为历史学家,讲起历史来,可真是不假思索,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他讲的这一节,可说是在讲坛上“进入角色”了。他自己象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作是逐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绕着讲坛,转了两个圈。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

  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自由谈》和北平《文学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曾对我说:“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足球,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给我以鼓舞。记得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的,文末有“于清华大学”几个字;另一篇是我以“一青年”的署 名写的,文末也注了“于辅仁大学”几个字。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一青年”是不是我,我只好说是。他有点严肃起来,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我说,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不满现状,怕惹麻烦。他继续追问道:“怕惹麻烦,你又写出‘于辅仁大学’,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赶忙解释说,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王芸生先生)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他见我误会了他,又严肃又慈蔼地说:“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不要作娘子态”。写文章不要作“娘子态”,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又名孟传铎,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教育系刘××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陈校长维护了孟英,并对孟英说:“刘××是刘帝国主义”。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一时引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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