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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体
解放前夕的广州新闻界概况
陈雪尧

  我于一九四六年秋在广州《西南日报》充任记者、编辑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根据本人亲身经历及闻见,忆录当时广州新闻界中的概况,供史家参考。

      五光十色的报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别动军葛肇煌、梁善文等最先进入广州进行“劫收”日、汪的广东《迅报》以及广州光复中路的较大印刷厂;一些挂着“抗战记者”招牌的报棍,也勾结黑社会人物,到处抢占文化方面的厂房、商店、物资;随后才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劫收沦陷时期敌伪的报社及其财产。到了一九四六年春,“劫收”分赃已大致完毕。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积极部署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们揭去民主的画皮,露出穷凶极恶的本相,先向舆论界下毒手。革命的报纸香港《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办事处,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和捣毁,终于在六月二十九日被封闭;民主报纸《人民报》(一九四六年一月创刊于香港,同年四月一日迁广州出版)也一直遭蒋帮的恐吓和搜查,于同日被强令停刊。至于抗战胜利后最先在广州出版的民主报纸《晨报》(社长梁若尘,现在是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屡遭恐吓、几经挣扎后,也早已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被张发奎下令封闭。当时在广州的报纸,除《每日论坛报》之外,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官方机关报或半官方报,以及一部分官商勾结合办的报纸。兹分类概述如下:

   (一)国民党的党报。先后有《中山日报》、《岭南日报》、《广州日报》、《中央日报》。

   《中山日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该报前身是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吞并广东,即将《广州民国日报》改组为《中山日报》。国民党中宣部派李伯鸣(梅县人,曾充香港《东方日报》社长)为社长。李任陈淦为总编辑,谢元恺为经理,陈恩成为主笔,胡春冰为副刊主编。广州沦陷,该报迁韶关出版,抗战后期迁东江,设有梅县分社(社长陈燮勋)、梧州分社(社长刘帆声)。在韶关时的历任社长有:李伯鸣、吴公虎、廖崇圣等人。抗战胜利后,该报由东江迁广州复刊,胡春冰继任社长,因该报极其反动,造谣惑众,市民不看,报纸销不出去,完全靠国民党出钱支持出版。只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的报架上摆设,从来也没人看它。

   《岭南日报》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机关报。社长余苏贤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平远人)的亲属,总编辑曾宪宦(兴宁人)。《广州日报》负责人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社长前期为丘正欧(梅县人),后期为张希哲,总编辑潘铭祥,这些人都靠国民党中统关系当任,原非报界人士。这两种报纸比《中山日报》的销路更差,只有几百份。

   《中央日报》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政府逃亡到广州才筹办的,它把七零八落的《广东日报》接过去拼凑而成。社长陶希圣(国民党中宣部长),副社长张北海(主要负责人)。

   (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有《华南日报》、《广东日报》。《华南日报》是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时的广东省政府机关报,以所谓巴黎大学文科博士的丘正欧充社长,社址设在长堤一间商店的二楼,编辑部小得如一间小写字楼。报纸销不出去,该报社穷得很,罗卓英是吝啬鬼,广东实业公司经理蓝逊也不肯出钱支持。

   《广东日报》是宋子文充广东省主席时(一九四八年五月)创刊的。宋氏独揽军政大权,想搞一间他的喉舌报,于是把办得半死不活的《中山日报》、《广州日报》、《岭南日报》、《和平日报》、《华南日报》并凑起来,搞成这一间“大杂烩”的综合机关报。社长张北海是前国民党粤桂闽三省党务特派员(CC系),总主笔丘正欧,副总编辑潘铭祥。形式上似乎“阵容雄厚”,然而,在国民党顽固派张北海等人控制下,《广东日报》也和原来的各报一样,即使改头换面也骗不了人,仍旧办得一蹶不振,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它又改名《中央日报》。

   (三)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有《和平日报》、《中正日报》。

   《和平日报》由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掌握,社长杨绍珍是行营政治部上校督察员。该报工作人员有不少仍保留军阶。

   《中正日报》原是抗战时第四战区政治部在柳州时出版的《阵中日报》,胜利后随州广行营迁广州复刊。社长前期为王侯翔(曾充四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秘书,军统分子),后期是周康燮。该报属黄埔军人报纸,王侯翔军服马靴出入报社。该报想迎合一般小市民阅读,把副刊办得五花八门,但连报名也为市民所厌恶,订户极少,报纸要靠各警察分局派员警强行派送。以上两报销路极差,各不过数百份。

   (四)属于官僚、政客所办的半官方报纸。有《大光报》、《建国日报》,以及后期的《西南日报》。

   《大光报》创刊于抗战时的韶关,是李汉魂当粤省主席时的省府机关报。社长陈锡余是一个以记者起家的政客(战前是《大公报》广州分馆主任),曾充李汉魂的省府参议。一九四五年一月韶关沦于日寇时,该报迁徙连平、兴宁,胜利后也赶回广州参加“劫收”分赃而复版。其总编辑曾复明是鸳鸯蝴蝶派文人。陈锡余善于逢迎国民党的张发奎、吴铁城、高信等,因此,抗战胜利后虽靠山李汉魂已倒,却挂出“民营”招牌,得到官僚们的赏识。由于它的旧班底人力相当多,且有韶关版、汕头版、湛江版、海南版。新闻通讯网棋布,该报销路较广,仅次于“越华”、“国华”等报,与《建国日报》齐名。但其言论有时比国民党党报更反动露骨,如该报特派记者潘酋辛在抗战胜利后连篇累牍写的“东北访问记”,大肆诬蔑苏联红军和人民解放军。

   《建国日报》创刊于战时的韶关,原是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对外发行的报纸(发到军队中的叫《阵中日报》)。社长李育培是李煦寰的亲属。胜利后迁广州不久即由陈藻文继任社长。该报于后期有某些爱国民主人士充记者、编辑,揭露过一些国民党造谣和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因此有些人认为该报还算“敢言”,故销路仅次于《大光报》该报还有韶关版,业务上几乎与《大光报》并驾齐驱,但其经济力量实远不如《大光报》。

   《西南日报》创刊于抗战时的韶关,当时的社长为报界小“捞家”毛子明,韶关沦陷时,曾在连平等地出油印版。胜利后,毛子明到广州也分得了一些印刷器材,在十三行复刊。一九四六年五月,孙科、吴铁城系的李大超(五华人,曾充吴铁城的秘书,抗战时做过广东电政局长,胜利后充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主委)将该报全盘顶买了,李大超充任董事长。我于一九四六年秋,由当时充该报社长的李超桓(五华人,日本留学生,曾任中山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解放前在港加入民盟)聘我为记者,并叫我专责访编“文教与体育”一栏;他还延揽了一些民主人士任主笔,撰写社论,可是,当时该报编辑部班底多半是《中国报》旧人,他们习惯于办小报,而且经理部以营业观点为主,要求编辑人员不多谈政治,新闻花样多一些。粤剧、舞厅消息以及黄色小说多一些,才有销路,才能争取广告。李超桓一无权力,二无财力,特别是副社长蔡逢甲(是李大超的秘书,实则是不学无术之人,又和黑社会头子骆天一等勾勾搭搭)从中掣肘,经理李菁林又对李超桓排挤打击,李超桓做了一年多的社长于一九四七年间被逼辞职,由蔡逢甲接替社长。蔡接任社长后的《西南日报》各版更是“南腔北调”,有些是国民党党棍写的文章,有些是略有正义感的人写的所谓“侧面新闻”或讽刺性小品文(如总编辑汤仲光,他是旧报人,专写“流水行云”和“大观园”等讽刺文章),有些则是黄色低级趣味的东西。该报前期总编辑于绍年(前《大光报》编辑),此人较沉默,不喜政治活动,一九四七年他认为干那死气沉沉的新闻工作无意思,到泰国去了。

   李大超在幕后搞《西南日报》,政治上为孙科、吴铁城吹牛皮,捞回了一些本钱,至于其他版面刊载些什么,他自己也少看的。只是蔡逢甲这个李的爪牙,却会捉文蚤,他的帮会大哥骆天一被触及利害得失时,也会到报社“抛浪头”。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何应钦系的“劫收”特派员莫与硕、李节文被控“劫收”日本投降时南支派遣军移交的大批军火、物资,吞没和运回新会县作姓界械斗之用等等,结果白崇禧乘机“借刀杀人”,并假作“以平民愤”处决了莫、李。我认为该杀,采访写了一篇特写:“发‘劫收’财者的下场”,并由记者黄超画了一幅打死二条“劫收虎”的漫画作为插图。殊料当天晚上,骆天一竟带了狼犬登楼,到编辑部追问:“是谁写的稿?为何如此不熟性,不俾面!”我不敢出声,却由编辑许汝梅以镇定轻松的口气说:“嘿,嘿,骆大哥请勿见怪,我们年轻的小伙计不太懂事,他不知道你和老莫的关系。”骆天一只好悻悻而去。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阿Q游羊城”,内容是阿Q在乡下卖田筹款到广州,到处请客送礼求职业,结果落空,流落羊城。蔡逢甲在编辑工作会议时追查是谁写的?该报副刊“新潮”编辑关紫凝推说是外边投搞,才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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