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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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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朱晖日出主华南输管会的内幕及其经过
周易康

  抗战胜利后,设在广州的“华南输出入口贸易管理委员会”是控制外汇、对华南区的出入口贸易实施管理的机构。在1947年秋,蒋介石竞给旧四军系军人的朱晖日接充该会的主任委员,可称异数!蒋之出此,实存有他的以折衷属下派系的争持、笼络广东人心、遏制粤籍复员军人的走私活动等多方面的用心。而朱在任期间,由于蒋的任而不信,以及各方面的掣肘,除给了官僚、买办互相勾结以骗取外汇的机会外,可说一事无成。那时我也经营出入口贸易行,所以对朱的出任内幕和经过情形,略有所知,仅凭记忆,概述如下,唯希望当时的有关人士,给以补正。

  

  胜利复员之后,“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即在广州长堤设置“华南输出入口贸易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输管会),派浙江籍人田竺僧任主任委员(此时该会的名称和负责人的职衔是否如此,已记不清楚)。它的职能是对华南区的出入口商施以调查、登记和核配入口商、厂(需用进口资料生产的工厂)的外汇额。江浙派的官僚资本,以“近水楼台”得声气之先,纷纷涌来广州开设出入口贸易商行。初时——即1946年,除了原有经营这种行业的商人外,注意的人不多,所以广州的出入口商行只有百余家,以整个华南区的外汇配额分给这些商行,自然每家都配得相当的外汇,特别是江浙帮的商行配得尤多,遂引起粤籍商人的兴趣,竞相筹设,向输管会申请登记,可是获得批准的人不多,其准、驳又无一定之标准,因而引起粤商的反感,纷向南京中央政府的有关机关呈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排除异已,加强内战的进行,将非嫡系部队缩编,军官佐遣散复员,骤然造成大量军人失业。许多人迫于生活无着,乃拿着领得的复员费作资金,联群结队,来往广州、香港贩运私货。此辈大都仍然藏有枪械,遇着海关或缉私机关的少数人员截缉的时候,实行伙众抗拒,成为当时的海关与缉私人员大伤脑筋的事,因此,这种情况也不断地反映到南京中央去。

  

  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张嘉璈,据报上述两种情况后,曾于1947年来广州视察,回宁后,不得不作出措施以平息粤商之愤。乃拟具调整华南输管会的办法,其大致是,改组人事;对出入口商放宽登记限制;授华南输管会以缉私权,组织缉私武装队伍。此时各派系以这是掌握华南区外汇的机构,大有可为,都想攫取归己手上,因而竞相活动以争夺。张不敢私自决定,乃签呈蒋介石请示。蒋拟在广东没有兵权的军人中,择一资望较高的人承其乏,藉以遏制广东复员军人的猖狂走私活动,既可折衷各派系的争持,又能俯顺粤商以示用人无私。但对人选仍踌躇未决之际,适联勤总司令黄镇球(粤梅县人,是朱晖日的襟弟)因事谒蒋,蒋顺便向黄谘询意见,黄遂乘机推荐他的襟兄朱晖日出主华南输管会,果得蒋的同意而发表(这些经过,是黄即以航空信,及后来回粤任保安司令时先后告诉朱晖日的)。可是朱非蒋的嫡系,乃仍留原来的主委田竺僧充该会的主任秘书,说是用以翊赞朱晖日实乃使其采业务上实权,负有对朱监视作用。

  

  1947年秋,朱就输管会主任委员后,首先调整出入口商厂的登记办法(原文已忘记)。其主要是:(一)凡申请登记之出入口商行,须将营业执照与国外厂、商所订之贸易合同呈会审核;(二)呈验的合同,必须取得国外厂、商所在地的中国领事馆,或该厂、商所属国籍之驻广州领事馆的签证(例如该会合同是与伦敦某厂、商订立者,则须取得驻伦敦的中国领事馆,或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在合同上签署证明,确有该厂、商),否则无效;(三)凡申请配给外汇的工厂(需用进口资料供生产者),须领有南京工商部发给的工厂执照呈会审核;(四)所有申请登记的出入口商、厂,须经该会派员调查、核准、发给登记证后,才取得配给外汇配额的权利。

  此外,朱还想在香港设置办事处,派自己的亲信为专员,专驻港办理货物出入口的签证事宜,后因不获批准而未果。

  这个登记办法实施后,对于一般商人骗取外汇的投机企图,诚能给予限制,但是对于官僚、买办却反给以中间剥削的机会。因为当时真正经营入口业的商行,大多数是向香港随时购进所需之货品,极少有在事先迳与国外厂、商订有贸易合同的。因此,就不得不出高价搜购输管会发的外汇配额证,以资继续进货维持营业。在1947年冬,持有外汇配额证的人,将证出卖与经营货品之商人,便可不用资金而获该证外汇同额两倍纯利(即配额是以美金为单位,即每千元美金的外汇配额,可卖得价值2000元美金的现钞)。如果是五金、树胶等吃香货品,更不止此额,并照黑市比率以港币五元多作美金一元交付。由是引起狡黠之徒的动心,遂与买办相勾结,以一千数百元(港币计,下同)的代价弄一张国外厂、商的贸易合同(此种合同,都不用如约履行的),拿到该厂、商的所属国之驻广州领事馆,缴一定的签证费,便取得签证;同时租赁地方作为贸易行的营业址,门外悬挂一个某某贸易行的招牌,再向该管的广州市税捐处申请领得营业执照后,将照与合同呈缴输管会申请登记。有些人更为简单,弄到了合同和营业执照后,只在别的商店或写字楼外,附挂一贸易行的招牌,内则另设一小办公桌,靠桌壁上挂上贸易行名号的小招牌和营业执照,便算是该贸易行址。待输管会派员到查时,给来员以相当的“茶资”就可通过调查的一关而取得“合格”登记。例如当时下九路有一黄天权医生,其医务所是在二楼,在他的候诊室内也挂上两家贸易行的招牌,结果也均取得合格登记。这种做法,并非真正经营生意,只不过花小许代价来骗取登记合格。从此以后每季度(每年分四次)核配外汇配额时,就能顺利地获得外汇配额证,将证转卖,既不用担货价起跌的风险,又可免除一切购汇、报关、运输等许多麻烦手续,安坐而获厚利。然而如非熟悉国外厂、商行情的买办和广通声气的官僚,自难弄到合同和登记合格,实非一般商人所敢尝试,所以到了1948年春,广州的出入口贸易行,竟如雨后春笋,骤然增加到数百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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