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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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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稿第八辑
广州自来水厂的创办
陈亮华

二、收回官股,交还商办

  1912年(民国一年),清室倒后,政局未定,政府于广州的公用事业,并未多大注意。1915年(民国四年),龙济光踞粤,要把水厂官股(清时拨付的),全部收回,改为商办,命水厂将全部股本(包括旧股和新股),重新计算,核计后,股本总额共达270多万元(似是民国二年废两改元,元单位以广毛计)。龙伪装通融,只收回官股白银45万两,官股全部由商民承受,政府则许以专利十三年。实则前清所谓拨付者,亦只此四十五万两之数,超出者尽属民股。在商绅方面,改为商办,是赞成的,但要筹回前清的官股45万两,是一宗困难的事。经过几次官商集议,定出办法大要是:官股亦以十两为一股,照款额由广东商会和水厂较多股份的商绅各行业的头人等承受,分期交出股款,陆续缴回督署;商人承受的官股股票同样可在市面出卖,问题算是解决了。水厂正式改为商办后,仍由刘少侠任经理,设广州自来水厂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若干人(区慕贤、刘少侠、黎亮夫、谭棣池、陈奕楣等是董事,但追忆或欠确)。经理和各董事,每人均月支车马费,又设挂名支薪的文案一人,说是专为应付官署的,由官署人员兼任,月支津贴。(各人支车马费多少未详)而厂的机器如何改进设备,反不注意,用人也是非亲即故。由于办理如前一样腐败,开支又大,市民怨责日多,积欠水费日甚一日。1918年间,广州马路开筑后,水管要增加,机器也多要修理或添置,而技术仍依赖外国技师,水管机器亦须向外国购买,而每一次新购或装设修补,经手人又多糊涂,直至1924、1925年间,水厂的弊多如故。最突出是有一年(似是1924年),煤的消耗,以日计算,一日耗炉量的价值,竟达1300多元。董事会其时每人月支车马费竟达广毛100元,秘书一人月支薪水竟达200元。董事会的董事每人都有直接命厂的司库将公款存放,或自己提取之议,并能不经过厂的经理迳自指挥厂的职员去办理某项工作,而厂的经理动支公款100元以上,反而须经董事会通过。1925年间,某董事擅将公款13万元挪用,附充于业安银号,业安倒闭,损失了1万元以上,董事会竟不追究。水厂和董事会权责紊乱,弊窦滋生。1923至1924年间,选举董事,持有股票较多(不是自己投资的,大部份是经手招来亲友附股的这类股友,以广州钱银业的商人最多)之股友中,竟有花了2000元来活动获选董事的。有一届董事(第几届忆不清)七个董事中,六人是钱银业的老板。某年(似是1926年)上半年,董事陈丘山将公款从某一家私人银号移存于广东省银行,与董事冯晖霖,因权利之争,大起冲突。

  水厂和董事会的制度都不健全,腐败如故。例如,有一次检查自来水的水质不洁,含有大量微菌,令饮用之人生病。又1915年6、7月间西关大火延烧竟日;1921至1922年冬间,广州西关又发生几次火灾,消防队救火车开到,搭上灭火水喉,接上街制,但仅一瞬间,便无水供应,消防车全失作用,无法灭火,因而延烧店户达三数十家者有之,一百家以上者有之。西关房屋既密,街道又狭窄者多,火灾最堪忧虑,因此市民对自来水厂有“自来水厂,只顾揾钱,不理人哋生死”的两句咒骂语,陈作伊家族兄弟共达百多人,多住居西关一带,亦每以此引为隐忧。复以水厂稽查收费的人员,又故意把用户册籍弄不清楚,水表或水龙头(水制)损坏不去修理或拆换,造成用户不确,损失水量原因模糊,而利于敲索;街上水管漏水,也视而不见;二楼以上,日常供水不足,夏天更甚。1922年,广州用水户已装置水表者约14万多户,未有水表的也约16万多户,两者共达3万多户,但收得的水费有一个月计算,全市只收得4万多元将达5万元之间。其时未装水表的用户,每户每月收广毛一元八毛,以六个人为底,不足六人者亦照收,如超过一人,则加收二毛,多亦照此推计。已装水表的,每一千加仑收水费八毛左右。依照两种收费额计,全市水费大约有53万多元(每一无表户以2元计共约32万多元,表户用水较节省,每户每月大约一元五六毛,约共21万多元,两者共约53万多元),还有各机关、各大商号、酒店、旅馆、茶楼、洗染纱布厂家等,用水较多的还未计算在内。全市的供水量和收水费相比,大约只收回60%上下。至于用霸王水如警察局的侦缉、什么小庐同志社、新闻通讯社、有权势者俱乐部等,在旧社会是长期都收不到水费的,这里不计列了。而另一面,水厂的用煤、炭、油,一向都没有管好放好。煤炭露天放着,任由雨水冲去的有之,买入点收胡乱入数的有之。油是用于机器的,也任意损耗,绝不检点。因此三种主要用的材料,均是虚耗极大,而厂的经理和董事会都置诸不闻不问。

三、商办官整,互争权利

  1926年,广州市政当局,以该自来水厂商办既无法改进为由,乃派员整理,由市公用局派出委员三人,分负工程、会计、经理三项责任;另由原水厂董事会推派代表一人为委员,预定以半年为期整理完毕。但整理之令甫发,水厂董事会便提出申辩,说民办水厂不能由政府直接干预,且十三年专利期未满,如整理也需董事会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方能决定。市政当局为缓和商人,又令董事会可加派工方代表两人为委员,市政当局也加派委员两人,政府方面的委员有伍伯良、谢作階等。但水厂的董事,仍不允。反对政府派员整理最力的董事是冯晖霖、陈奕楣。经理谭棣池(广州饼饵业和银业商人),坚拒不允交代。政府以他们如此顽拒,乃将冯晖霖、陈奕楣、谭棣池三人一度扣留,勒令清理帐目。水厂董事会迫得表面接受整理,但水厂整理会虽组成,都未见有何整理方案,只规定过一项办法:“此后厂的公款,不得存放于私人银号,必须存于公办银行”。所谓整理,经过多年,未见什么成绩。而旧董事会自表示愿意接受整理之后,董事会亦不是解散或暂停活动,谭棣池仍一样当经理,董事仍旧是董事,形成有旧的董事会和旧经理,也有所谓新的整理会。1926年,市公用局长冯伟,令水厂董事会整理会设法扩建厂房,增加设备,在东山、河南新建水塔。后东山已建,河南的在南武中学侧之乌龙岗建筑水塔,但计划拟就,却未见实行,业务依然处在萎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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